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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的必要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现实的介入精神。与此同时，它也暗和了艺术粗糙化的趋势，其得之于“生计”的事实，也失之于“生计”的真相，缺少越过具体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注解和描述。 鲁迅说文学有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功用，在严肃文学中已经很少有这种短兵相接的“问题”讨论，情感幽微和技术试验，乏味的高级感和史诗的模式粗糙并行，文学熟悉的机制有时候自成一体，搭建起指摘批评无法掀起的帷幕。非虚构写作的命名与兴起是在当代写作的世界另开一桌，刺破虚构写作的种种隔阂，执着于重建文学与现实直接紧密的关系。虽然它甫一开张，也埋下了先天不足仓促上阵的种子，但它的活力与能量恰恰能发挥度量衡的作用。《书经·舜典》中说：“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度量衡在日常生活中用于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物体的统称，非虚构写作承担了度量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作用，透过它可以蠡测社会的世变时移，及其打在个人身上的印记，世变时移中的情感指数，甚至精神与物质的重量、容积和气味。 非虚构写作的必要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现实的介入精神，它直面人心与社会问题，聚焦以引起社会和读者的关注。在文学写作中看见、观察、调查、透视、凝视等与眼睛、心灵有关系的词汇，是写作实践发生的重要前奏，在非虚构写作中，看见和介入合二为一，写作行为变得更为主动和积极，它的写作伦理中有让不可见者、无声者、沉默者、弱势者被看见的特质。非虚构写作中的看见，是把我们的视线从光鲜亮丽或者虚浮霸权的意识中挪开眼睛，转向常被忽视和压抑的区域，美国作家特雷西·基德尔在《非虚构的艺术》一书中称之为“转向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不为读者所知的写作对象，这一类写作照亮了社会。” 2020年有两部非虚构作品因其所看到的社会问题和青年群体引人注意。黄灯的非虚构新作《我的二本学生》把“看见他们，看见更多的年轻人”作为一个在场者记录的开端，田丰、林凯旋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是另一种“看见”，作者在自序中说，三和青年的出现令研究者“眼前一亮”，作者清理了写作中的猎奇心理，不是说发现了研究的曙光，而是去探寻将来如何面对和解决底层社会问题。在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中除了明确的关注点，我们还可以看到具体时空中具体的青年生活，作品以叙事者在场的讲述视角讲述他们独特的个人故事。在故事和他们的生存状况背后是写作者的“问题”，是写作的缘起和作者提请社会的注意的方面。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来自于个人在二本院校教书的工作经验，以此作为切入青年生活和高等教育的一个角度，“他们和无数普通青年的命运，有着更为深切的关联”，通过二本学生而描写二本学生背后的家庭、地域和现实处境。《岂不怀归》的问题则更集中，作品以深度调查的方式呈现都市生活中消极抵抗青年的衣食住行和精神世界。 一 二本院校的学生和三和青年都是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在写作者视野中的，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解释，群体指向在具体时空中从事某种或某些共同活动的人。由于群体成员从事着某种内容和形式一致的活动，于是会在共同的空间或者时间内表现一些群体心理特征,如需要、兴趣、生存法则、价值取向、舆论影响和群体目的等等，群体成员间可能出现诸如亲疏、竞争的关系和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但由于个体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前历史和成长背景，彼此之间有着差异。《我的二本学生》中的二本学生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与更加精英化的清北复交和985院校学生比，这些学生没有优越的出身，在社会地位和未来就业图景中天然地处于弱势位置，而这恰恰是大多数年轻人的命运，黄灯在前言中说此书意在讨论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与可能，“面对青年成长、命运和去向，打开一个青年群体隐匿的生命境况，是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岂不怀归》选取了极速发展的社会中脱落的青年群体，作者给予他们的描述是：“他们试图抵制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以替换的零部件，而是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在缺少技能、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躯壳。” 对群体生活做出描述是有难度的问题，王安忆谈小说创作时，提出一个“生计”问题，她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对作品中的生计问题有合理清楚的表现和意识。她称上海的市民作家李肇正为“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真正意义上的并且无可替代的底层平民生活的叙事者”，因他的作品不唱高调，没有花招，忠实于自己生活。李肇正的小说《城市生活》写一对夫妻九十年代买房的故事，好像每一分钱都有来历与去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饮食男女各自为生活而奔忙，而人物思想都是从“生计”中提取，是以做人最基本的底线来维持的生存价值为基础的思考。很多文学作品在“生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思想和精神问题表达上是失职的，它们以审美诗意、宏大思想、试验探索等名义轻巧地越过了这一问题，其实也是越过了认识和理解生活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非虚构写作以真实的诉求和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回到了文学这个朴素的本初支点。《我的二本学生》首先考察的是广东F学院学生的毕业境况，他们的日常通勤，租房的地段价格，日常消费娱乐、交际甚至如何修饰自己的蜗居，当然还有可能的发展路径和内心图景，这个部分基本属于“生计”问题，精神和心灵的部分也很难拔地而起，都是紧紧贴着生存底线的基本曲目。《岂不怀归》最令人震撼的是对这个群体“生计”问题的清晰处理，在精确到一日三餐、住宿、电话、衣服等价格的清晰日常生活消费表格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维持着最低限度的需求，而群体的精神规格也被可信地度量出来。他们大部分都是“90后”和“00后”的农民工，身上有明显的新时代烙印，成长过程中家庭负累和压力较小，他们家庭责任被缩小到最低：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已经是极大的满足。在社会层面，所受教育和环境的开放使得他们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比如克扣工资、工作环境差等情况时，虽然因资源话语权缺失而效果甚微但会主动维权。这些合力导致了一种在大都市里的新的抗争模式。 二 黄灯为“二本学生”建立了清晰的时间和代际的维度，她以湖南1995届普通二本学校与2010年广州二本学校的毕业就业状况做过详细的对比。前者以“70后”为主，大学生活基本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在城市扎根安居；后者以“80后”为主，整体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尚无强烈的通过文凭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的愿望。“如果将我的‘70’后同学，叙述为幸运的一代，那么，我‘80后’的学生，同样享受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而“90后”的大学生则有结构性整体性的转变，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学生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结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丧”“无感”“低欲望”成为亮眼的标签，贴在这一代人身上。 在社会属性上，他们是二本学生或者普通青年，但相对于他们的原生家庭来讲，这些学生又都有自己细密的成长谱系，他（她）可能是第一个逃离者，是集全家和村庄希望的跨过高考门槛的优秀青年。在宏观的对比和生活描述后，《我的二本学生》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故事上，作品中对黄灯带的062111班做了扎实详细的记录。在对这个班学生的去向做整体追踪时，她发现迎新时的第一眼印象几乎对应了他们毕业后的基本流向。在迎新活动上，有四个学生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单纯略带娇气的女孩，家庭优越，父母有着很好的职业和生活，父母向老师抱怨宿舍设施差；一位性格独立长相英俊的男孩，大不了几岁的哥哥送他来报到，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强；戴眼镜的斯文男孩，有庞大的家族送行团，家庭和气幸福，个人性格淡定从容落落大方；朴实懵懂的女孩，出身农村一般家庭，带着不自然的神情。在之后的学校生活中，第一个女孩家庭优越，性格温和讨人喜欢快速融入集体，独立男孩适应能力强成为班干部，大方男孩出身教师家庭，各方面素质和修养强，最后一个女孩默默无闻，淹没在人群中。黄灯发现在这四个孩子中，除了第二个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的魔力的牵引。第一个女孩父母早早安排了出路，念书只是去拿入社会的进场券；第三个男孩在教师父母的帮助下毕业后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无忧无虑；第四个毕业后悄无声息，辗转多个城市，换了多份工作，独自承受着生活的漂泊和考验。《我的二本学生》的优点是丰富扎实的生活记录和个人故事，但在纵向的历史对比和具体的横向参照之后，作者得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结论，在群体命运变迁背后是分化的加剧及其越来越固化的危机。与此相比，作者对大学教育的审视更深刻和令人触目惊心，学生就业愈来愈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所左右，教育的实际功效在递减，这是来自高校教育从业者的声音。 相对于《我的二本学生》中群体的分化，三和青年却是高度统一的，这是一个失去进阶机会和动力的群体。那些打上“丧”和“低欲望”标签的二本学生与三和青年的距离并不遥远，后者可能就是部分前者背后的地缘和亲属群体。《岂不怀归》大量篇幅都在描述三和青年的“生计”和小社会，他们纠结的生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见事件，比如刑事案件、劳资冲突、买彩票，倒卖手机和身份证号等。作品最后一部分试图给这个群体指出一些“回归正途”的路径，跟读者对这个群体社会象征性认知和期待略有差距。可能由于调查的困难，作品没有特别完整和翔实的个人故事记录，多是一些粗糙的人生片段。其次，由于是一部社会学背景的非虚构写作，作者几乎是隐匿的，没有更具立体感的问题认知，《岂不怀归》得之于“生计”的事实，也失之于“生计”的真相，缺少越过具体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注解和描述。按照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解释，事实指的是真正存在或曾存在、发生的事物。“真相”是为“事实”所作的注解，或进一步的描述。 三 “看见而描绘”也意味着权力，叙事者在场的非虚构写作中表现得更明显，特雷西·基德尔说：“作家有时候会对写作对象格外亲近，这种感情里掺杂了感激和同情，感觉像是真正的柔情蜜意。可是当写作对象必须成为一个写作对象，必须被转化为文字的时候，那种感情就会改变。作为作家的你所感受到的，不再是作为采访者和观察者的你所感受到的。谁知道作家的真实感受究竟在深渊的哪一面呢？可是每一个新闻记者都知道，每一个读者都有权利期待，在出版物里得到表达的通常来自目光锐利的（近乎铁石心肠的）作家为故事的各种需要而效劳。”事实观察者与写作对象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在非虚构写作中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写作者通常会以直白坦陈的方式去化解这种问题。 《我的二本学生》有一位叫秀珊的学生，在跟作者聊天过程中，“总是说到她的家庭很复杂，但我始终感觉她欲言又止，不愿和我多谈家庭为什么复杂。她跳跃的叙述，清晰地呈现出了故乡廉江村庄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轻女、父母不和、一个人长大、封闭的村庄、吸毒的堂哥、被引产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鱼的快乐、热爱读书的天性、砸粉笔的小学老师、称学生为垃圾的高中老师、妈妈不切实际的期待、热爱写作的梦想、活着就好的淡然，无法留在广州的失落……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消极，但我却从这理性的消极中，在和她小心翼翼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一种明心见性的智慧和残酷的真实。她看到了很多，明白了很多，懂得了很多，但她不说。”秀珊几次兴致勃勃地邀请作者去家里看一下，但进入订票的环节，最后反悔，终止了行程，她的理由是“没必要跟外人说太多家里的事情”，称呼作者为“外人”，这是《我的二本学生》中对被观察和书写的“抗拒”。《岂不怀归》中也有提到，三和青年对拍照和媒体的抗拒。三和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拍照。因为三和青年的生活状态可能会被外来人员和媒体曝光，被熟识的亲朋知晓，那就打破了在此地的自由状态。两部作品中都有写作对象表达了对被观看和写作的抗拒，由此我们推测那些配合者应该也衡量过这种权力关系，是在达致情感平衡后做出的选择，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隐匿的抗拒，比如叙述自我时言辞中部分的修饰，跳跃性和片段化，面对观看者和陌生人的沉默等等，这些都阻碍着理想状态的事实呈现。 《我的二本学生》和《岂不怀归》是2020年出版的两部与青年、教育体制有关的非虚构作品，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是因为两部作品在内容上巧合地存在对接关系。黄灯对一些“二本学生”做原生家庭、地域调查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更庞大的，与他们有密切关联的青年群体，这个群体按照模糊的界定，跟三和青年具有相似的出身背景。而两部作品对问题的解决方式上，不约而同指向教育体制。《岂不怀归》认为三和青年的出现跟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有关，必须通过教育系统全方位改革，让这部分青年有更多机会选择命运，而《我的二本学生》对高等教育的审视，也是对教育体系提出要求，建立与社会公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 从普通大学生到消极抵抗青年，两部作品都提出了具有公共性的真问题。“真”是非虚构写作的伦理，而真问题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会有更多相关问题涌现。比如我们发现三和青年中几乎没有出现女性角色，作品中女性角色只有老年小摊贩，中年的房东老板娘，调查者的男性视角，使得女性视野是一个空白。如果黄灯的写作对象不是二本学生，而是985高校或者顶尖高校，他们的世界会是怎样，结论会不会截然不同呢？从《三联生活周刊》徐菁菁所写《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一文可以看到，他们一样因“内卷”而迷茫，陷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了成长。非虚构写作提出真实问题，不一定能够给出“真相”，李松睿在《走向粗糙或非虚构——现实主义的思考》一文中提到“粗糙”的艺术风格，媒介变革和时代动荡改变了人们对真实的感受，非虚构写作和艺术的粗糙化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当代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暗合了艺术粗糙化的趋势，粗糙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种风格描述。我们阅读感受中的不满意和限度可能也恰恰在于这种粗糙化，粗糙化与粗糙之间的距离过于游移，既可能提供很多空白，让读者去填充和思考，也可能是粗糙真实对真相的默示和捷径化处理。波兰诗人、散文家米沃什说：“‘看见’不仅意味着置于眼前，它还可能意味着保存在记忆中，‘看见而描绘’，意味着在想象中重新构造。”这个构造的过程需要时间、朝向真相的认知、审美观的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