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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然而，全球化浪潮下，今天语言消失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从个人到国家，乃至所有民族，都有无尽的记忆与传统渐渐被我们忘却。但语言就如生物基因一样，储存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以下简称《东言西语》）可以说是一部打破个人思维模式，追寻民族失落历史，探求家国意识逻辑，挑战读者智识边界之书。郑子宁以共时的现代汉语方言为经，横观汉语方言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全景，发散式阐明了凝聚于其中的文化偏见；以历时的古代汉语嬗变为纬，纵览中国语言与传统的历史面貌，系统性揭示了遮蔽于其下的文化记忆。 郑子宁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化门槛与难度极高、向来被目为“绝学”的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为近50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把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连贯逻辑，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语言不是来自实验室 而是生猛的日常生活 《周易·系辞》中有两句名言一直被征引：“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人们用这两句话时，落脚点往往在强调语言无法完整、准确、透彻地传递意义，于是扬意义而抑语言，而忘了前半句语言面对文字时，也同样具备自己的“寸有所长”。然而语言面对不能尽言的文字，是否真有所谓的优越感呢？这在中国恰恰相反，自秦朝开始，中国实现了“书同文”，文化、政治的大一统由此奠定，古代人口的流动性不强，各地方言走出故乡百里恐怕就难以交流，人与人的无碍沟通，靠的是统一的文字体系。读音可以不同，文字还是一个，会各地方言，不妨碍是个文盲；学了文字，才称得上知识分子。所以，哲学认证的意义至上和政治认证的文字至上，就这样把语言贬低成了“齐东野人之语”，只在“礼失求诸野”的时候，才偶有一点“采风”的价值。 一些立足意义本位或文字本位的学者，将语言学这个领域经营得枯燥乏味，他们的办法，仿佛把鱼捞到案板上研究它怎样游泳，而忘记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如赵元任、吕叔湘的学人传统，都是擅长把学院式的知识和道理拉回到常人身边，让人感觉语言的道理，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 郑子宁不是语言学科班出身，反倒是接续了这个传统，有机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自称从小生活在吴语区和江淮官话交界的一个普通话家庭，所以对复杂的语言环境有与生俱来的体会。中学时，他偶然读到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从此步入方言学和音韵学的领域。他曾考虑是否以学术为业，但他最终选择了自学。幸好语言这门学问，新知不是来自实验室，而是生猛的日常生活。他像考古挖掘大地一样深入挖掘与语言有关的文化现象（又有什么文化现象是与语言无关的呢），阐释现象下面隐藏着的深远文化信息。他在《东言西语》中，关注普通话与拼音，方言与古汉语，涵盖中西各种语言文化现象，耕耘在语言学的田野现场。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以一个很小或者富有争议的角度切入，深入探究问题的本源，而行文又轻松易读。 非科班出身，并非意味着其结论就不科学、不靠谱。许多所谓科班出身的学者，其学术结论也未必靠谱多少。关键是，语言学与生俱来就应该有草根气息，筛去了草根气息的语言，还能是语言本身吗？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哪个建房子的人会把家建成虚无缥缈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语言学三个字，听上去比文学、历史学甚至哲学都显得更为曲高和寡，但语言不就是说话吗？我们言说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我们曾有过的生活。 全书分五章：《普通话与拼音》《方言与古汉语》《语言与文化》《姓名与称谓》《异域与新知》。《普通话与拼音》一章，涉及标准语的流变、汉语拼音化、协和语与克里奥尔化、黑话等方面，比如《汉语拼音为什么不好用》《台湾腔为什么这么“温柔”》等。《方言与古汉语》解答了许多人的疑问，比如“粤语真的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吗？”“北京话是满人从东北带过来的吗？”等。《语言与文化》一章颇有考据趣味，看完这一章，才知道许多人爱吃的卤煮最早是甜的。《姓名与称谓》一章读来甚有趣味，《如何避免起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如何起个与时俱进的英文名》更是令人捧腹。《异域与新知》则涉及口音、继承法、元素命名等，也是从细部入手，一步一步将读者带入一个新的知识领域。 语言是载体，是我们交流的工具，然而现在大部分讲语言的书，只见工具，人没有了，生活没有了。郑子宁在分析语言现象时，涉及的民族文化、政治历史、交际心理、社会风尚、宗教信仰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拆字、隐语、双关、歇后语，甚至扣钱的谐音梗，都是看似枯燥的语言学研究本自具足的游乐场。 “合理的阐释” 往往是一种意外的巧合 语言的交流属性，注定了它无法教条主义地从几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推出一系列符合逻辑的结论，而是需要对现象进行经验主义的归纳，以大致摸索出一些规律。 郑子宁在文化现象中描摹出语言的许多出人意料的规律。例如语言的使用可能具有多者更多、少者更少的“马太效应”。只要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口头书面交流中频繁使用某语言的某种变体，该变体就能够演变成为这种语言的标准语，然而一旦这种标准语被确定下来，使用久了，原地域使用它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说得越来越不标准，因此语言又仿佛符合二律背反或曰波粒二象性。这是因为，所有自然语言都始终处于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语发源地的方言也会产生新的变化。但标准语是人为规定的，其变化往往跟不上方言的脚步，结果标准语发源地的人说话就不再那么标准。懂得了这一点，相信除了要参加普通话考试的语文老师或播音员外，其他朋友再也不用为普通话说不标准而“难受，想哭”了。 如果人真的能穿越，语言会是问题吗？穿越到清朝，勉强还能够圆梦，穿越到元明，古人会觉得你口音怪异，而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了，运气好会被当作他国来客，运气差点就会被当作外国奸细处理了。 唐朝时，广东属于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当然，粤语虽非唐朝官话，还是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在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长期战乱，岭南却少受北方音变的影响。 作为发展一千多年的汉语分支，粤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远远说不上是古汉语活化石，千年演变之下也让它在很多时候不能还原古诗的押韵。所以，想要穿越回唐朝，说一口粤语也是不太有用的。 郑子宁的文章，都是在有趣的文化现象背后勾连出语言学的分析。他在分析这些语言现象时，立足于音和义的结合在先、文字的联系在后这一现代语言学的基础认识。中国人囿于汉字思维，往往习惯于专从会意的角度解字，虽然有趣，却并不科学。词的引申义是在词的动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约定俗成有了某一含义并在日常语言中普及传承，需从客观事实上予以承认，却不一定非要在字源上找到依据。这种寻找依据的做法，即便偶尔得到“合理的阐释”，也往往是一种意外的巧合。文字学专家裘锡圭先生指出，形声字的产生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就是在形声字大量出现之后，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形声字，仍然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词与意的最初关联，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清晰确切，仿佛可以在对其音译符号原型的探本中“正本清源”。语言的意义，只能在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中去归纳总结。 许多人往往因“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一错误常识曲为解说，但专业的语言文字学者早已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历史的、动态的语言形成的过程，望字生义只是一种“阐释学”，与文字发展过程的真相并不对等。郑子宁在涉及古汉语的论述时，往往从音韵和阐释入手，这是把专业知识作为立足点的正道，避免了中国人分析语言文字最常落入的象形陷阱。 有了文字 人类才迈进了文明时代 专业的语言学知识运用于汉语世界，最有趣的结果是对许多象征主义的玄想进行了祛魅。传统文化里经常充斥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伪古董。例如古诗词吟诵，本是古人辅助记忆的手段，没什么神秘可言，不是用来表演的艺术形式，更不是了不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子宁甚至认为，吟诵的作用原理和以“哔哩哔哩”为代表的网络流行的“鬼畜”视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语音和乐段配合，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目的。至于方言吟诵，更是清朝以来才形成的新“传统”，因为根据明朝到中国的传教士记载，明朝上流社会的读书人说的都是官话，只有不识字的贩夫走卒才说方言。但今天的吟诵却普遍使用当地方言，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言，这是假古董无疑了。 文字的产生，的确是文化的重大进步，因为有了文字，人类才迈进了文明时代，那些原来只能靠口耳相传的历史知识和生存技术，才能穿越时空，留存至今。 今天我们回忆传统文化遗产，最为清晰的，肯定是甲骨卜辞之后的文献。此前的历史，如混沌未凿，因为口语时代的那些口传心授之法，早已灰飞烟灭。古人造字，初衷大概是为了更好地保存那些靠语言传承的精神成果，但由于文字这一载体并不能真正还原口语的全部鲜活和当时的整体语境，所以对文字的依赖往往让人忽视了语言和语境的变迁，使我们蒙受的文化损失也难以计算。如神话传说、英雄史诗这些口传心授时代的作品，在汉字崇拜的世界未得充分流传。对比极其重视声音而轻视文字的印度，这种文化差异尤其明显：印度留下的大部头史诗、上万首“本颂诗”的思想文化著作，都是口诵传承的产物。西方有关于变乱了人类语言的巴别塔隐喻，其实从语言学中我们便能得知，不需上帝显灵，语言在交流的历史中自己就能变乱了自己。 文字时代人们因忽略了语言而留下的各种疑难杂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说不定可以得到解决。音频技术可以存储我们的语音，视频技术可以保留我们的语境，计算机可以编辑出各种拟声效果。语言学研究在新媒体时代，可能会引爆其全部活力和魅力。就像郑子宁和他的小伙伴们通过给电视剧《封神榜》配上以古汉语拟音而让人们在熟悉的事物面前突然感到了陌生的高能趣味。语言学的日常生活属性，通过高科技的帮助，就在这样接地气的狂欢行为中，重新回到出走了数千年的“存在的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