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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思:丁捷印象

http://www.newdu.com 2020-10-1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丁捷
    那是两年前初夏的一个下午,丁捷长篇小说《撕裂》创作研讨会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他是南艺的客座教授,在学生中拥有众多的粉丝。会议在一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剧场举行。这么大规模的文学作品研讨会,于今真的是难得一见了。这是一个热闹的下午,一如梧桐树叶间阵阵的蝉鸣。舞台的中央是别致而新颖的新书矩阵,吸引了不少涌入会场讶异的目光。舞台左侧,聚光灯投射在精巧的深褐色讲台上,专家、同行各抒己见。主角当然是丁捷,他落座在舞台右侧浅灰色的沙发里,还是那向前微倾的特有坐姿,自信的目光,淡然的神情,与嘉宾切磋研讨,与同学交流互动,不时引来会意的笑声和掌声。会后丁捷找到我,希望我把刚才的发言整理出来。那阵子我特别忙碌,这件事就被耽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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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捷与我是中学校友,算是我的学弟。他的成名很早,在我的家乡,很多人都知道“丁捷”。去年年底,正值母校海安高级中学建校80周年,我和丁捷以及在外地工作的一些校友受邀返校,观看了由高一学生排演的话剧《红岩魂》,对其朴素而动情的演绎感动不已、惊诧不已。文学艺术、素质教育,在海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就鼓励学生开展文学创作,我和几个同学将大家创作的诗歌结集成册,名之曰《战地黄花》,自己动手刻写、油印、装订,记得封面也是由我设计的。等到丁捷来到海中读书,适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在同学中牵头成立了文学社,在平静的校园吹皱一池春水。他被视为“文学神童”,12岁开始写作,14岁便在《文汇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读高三时在全省中学生作文大赛中一举夺魁,免试保送进入大学中文系。丁捷天资聪慧,很早便在父亲引领下借助《新华字典》开始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在父亲“永久”牌自行车的一路颠簸中接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能够遇到这样一位父亲,不能不说是丁捷人生的一大幸运。后来他回忆,是受到父亲亲手交给他的《青春之歌》的影响,才开始小说创作的。(1)初闻此言,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置信。《青春之歌》是父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一个成长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青少年,能从那些遥远的人生往事和家国情怀中读懂些什么呢?《青春之歌》之于丁捷的青少年意味着什么呢?是梦幻、理想,激情、狂放,友谊、爱情,冒险、反叛,痛苦、忧伤,懵懂、彷徨……或者,所有这一切,都被深埋在了青春勃发的心灵土壤里,等待着日后缓缓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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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许多作家所体悟到的那样,早年的阅读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深远而异乎寻常的。丁捷也是如此。“青春”与“爱情”,不仅成为他开启文学创作之旅的母题,也成为他后来相伴随形、长袖善舞的一个主题。他纵情讴歌,把大量的、今天看来不无稚嫩与天真的与“青春”和“爱情”相关的文字,留在了引以为傲的中学时代。
    高中毕业后,丁捷的文学才华开始喷发,他风风火火、尽情挥洒,为葱郁沉静的大学校园点染出一抹灵动的红色。他率真、热烈、奔放,身边簇拥着一批文学青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青年由昔日的同窗变成了写作课上的学生。他先是留校任教,不久又走进了纷纭的社会。但“青春”与“爱情”似乎一刻也未离他远去。从青春文学系列《中学生交友》《青春期突围》《青春期点击》,到诗集《叩响她的门环》《沿着爱的方向》《藤乡》,再到长篇小说《如花如玉》,等等,丁捷不仅把自己最初的吟唱虔诚地献给了这份神圣的情感,其执着而持久的追求也令人感喟不已。直到2011年,《依偎》的问世,丁捷迎来了创作生涯中第一个具有里程牌意义的时刻。而这一时刻,距离他发表第一篇作品,已经过去了整整28年。
    《依偎》,这个书名只可能属于“青春”与“爱情”。长篇小说《依偎》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和一座里程碑,更是他一贯秉持的爱情观的生动诠释。一对青年男女的生命偶遇,一次奇幻凄美的青春邂逅,一串情感往事牵引着的一个爱情叙事。小说弥漫着空灵剔透与纯粹浪漫之美。在这里,丁捷选择了对当下流行的世俗爱情观的拒斥与疏离,毅然剔除了附加在爱情上所有不该有的规则与偏见,营造了一个冰清玉洁、至真至纯的物理空间与心灵世界,打造了一个绚烂至极、凄美至极的爱情传奇。诡谲的想象、圣洁的情感、精巧的构思、瑰丽的情节、童话般的场景、短暂生命的悲剧,他用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叙述告诉读者,在当下,纯粹的、诗意的爱情尽管稀有,仿佛亚布力思峰顶上的积雪,但依然值得“用生命期待与探寻”。(2)令人捧腹不已的沙滩海龟,一连串伤痕累累、欲说还休的记忆碎片,雪花包裹着的晶莹人体,滑雪场高耸的山峰上壮怀激烈的一跳,关于爱情、世俗、身体、灵魂、广寒宫乃至宇宙奥秘的追问,特别是那旷野山坳里铭心刻骨的梦幻夜宿,天空中划过的“光华四射的美丽的爱情光团”,(3)以及他们一直寻而不得的“藤乡”……所有这些,既是现实的,也是梦幻的,丁捷把故事写得亦真亦幻、亦静亦狂、如诉如泣、如痴如醉,让人放不下书、透不过气。“我是不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一道光?”(4)现实的爱情在这里写出了魔幻的意味。爱情是人的第二次诞生,是生命意义的深度展开,是对人生一个新到来时刻的自我获得、自我确认,是“我们的存在”的诗意绽放。小说中的“藤乡”是寄寓爱情原初与本真意义的本体,是一个彼岸性的存在,它神圣、遥远、宁静、窅秘,是主人公苦苦找寻的所在,也是丁捷爱情理想的绝妙隐喻。藤乡,一个遥远的乌托邦,一个浸润了《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老韵律的浪漫称谓。藤乡“就在森林的那边,一片云海上下的村庄和田园”。(5)寻寻觅觅却若即若离,恍若眼前又远在天边。“寻找”藤乡,在这里既是时间的延展,也是深邃的空间,故事的情节和逻辑以及人物的感情和心理在此铺陈穿越,其过程蕴含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和可期待性,这是文学形而上特质的魅力所在,是诗氤氲于小说的魅力所在。爱情是诗性的,世界的本质是诗性的。丁捷是一位诗人,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一本诗集的名字就叫《藤乡》。“也许我们彼此才是藤乡。”(6)“我们不在乎,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所有,我们都不要,都不需要,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爱情和未来。”(7)存在或虚无,丁捷最终为我们揭开了谜团,原来,藤乡就是当下,就是此时此地,就在“最好的爱情”里。在这里,彼岸与当下紧紧地纠缠在一起、镶嵌在一起、交融在一起。这是小说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被这种浪漫爱情的美好所感动。同时,我也会设想着文本叙事另外的一些可能性。“栾小天与安芬”式的爱,是一种褪去了凡尘烟火气息的、诗性的爱,固然美好;而“骨感”的现实却又如此的冰冷,在一个物欲至上、享乐至上的文化里,在一个以“嫁入豪门”为荣耀甚而以“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为价值取向的境况中,不仅现实的爱情从基于“精神平等”而非财富、地位、相貌的“罗切斯特与简•爱”式的旧时故事后退了,爱情文学也潇洒自在地从夏洛蒂•勃朗特后退了。我理解丁捷是要借《依偎》的浪漫与纯净跟时风的势利与庸薄相对峙,但我何尝不奢望丁捷能写出一部东方式现代版的《简•爱》呢。因为,就爱情的书写而言,丁捷无疑是一位难得的优秀的作家。《依偎》孤标独步、空谷蛩响,“创造了唯美与悲情的巅峰”,(8)为爱情的先锋叙事提供了一个别样而诱人的文本,出版后获得了如潮的好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获得国际国内多种文学奖项,并为广大青年读者所钟爱和追捧。
    此心安处是吾乡。青春文学并不独独属于青春时代。她会伴随作家的创作实践,将其特有的理想、激情、纯真、浪漫的美好情感深深潜伏在等身的作品之中,在作品的深层意蕴里镌刻下文学“藤乡”隐秘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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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梦曾经是多少人的少年梦、青春梦,但真正做成梦的少之又少。除去天分、才华、机遇,更有赖于生命中的守望与坚韧。丁捷在留校任教特别是后来从事秘书工作、管理工作,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是否也曾面临“去”与“留”的选择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多少人有意无意之间选择远离枯灯待晓、孤寂面壁的“爬格子”生活,但丁捷没有。他遇到了两位崇敬的领导和恩师,幸得亲炙、如沐春风,而根植心灵深处倔强而执拗的文学情结似乎一刻也挥之不去。一方面是理性思维、管理思维,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当下社会的林林总总;一方面是情感思维、形象思维,万籁俱寂、繁星点点,倾听来自大自然和内心深处的声音,徜徉在属于自己的意象世界中,享受着文学表达的欢愉与快慰。在这个过程中,丁捷也不断升华着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感悟,实现着自身精神世界的蜕变。
    也许是机缘巧合,2005年6月,作为一名援疆干部,丁捷来到了心仪已久的祖国西部边陲,一呆便是三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记录其心路历程并影响了后来创作走向的散文集——《约定》。
    我一直以为,表现新疆之美,除却视觉艺术,最恰当也是最好的文学体裁莫过于散文了。在《约定》中,他以宏阔的视野、充沛的激情和敏锐的触觉,把新疆的自然之美、风情之美、人物之美、生活之美活泼泼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他本人也收获了跨文体创作一个新的成果,实现了创作潜能一次新的开拓。其实,对《约定》在丁捷作品谱系中的价值定位,我们的认识是不够的。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约定》是以《从中大楼到巴尔喀什湖》为题开篇的。中大楼之于丁捷,是文学之梦启航的圣地,少年得志、“以一文而名天下”的散文《门》就诞生在这座四面临门的楼宇里。他以一篇急就章的“小门”,叩开了百年学府神秘厚重的“大门”。这里有他文学的初心,有他专业之路最初的履痕。他崇拜的诗仙李白,同学间围绕诗人出生地的争论,豪情万丈的《将进酒》,冲决古典格律桎梏的一首首经典,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诗人背影,当初的这些记忆已经在内心深处沉淀下来。若干年后,当独自伫立伊犁河畔,眺望已成异国他乡的诗人出生地——碎叶城,遥想“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9)的诗人神采,想必丁捷此刻不仅“心潮逐浪”,也一定“心如碎叶”吧。此时,教学楼过道里的鲁迅塑像也兀然矗立眼前,“民族魂”充盈在寥廓的天地之间,鲁迅先生“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0)的风骨与情怀,更是久久激荡着丁捷的心扉。“越过鲁迅的肩头,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会更为博大和邈远。”(11)浪漫的诗情与思想的魔力此刻从内心深处交汇升腾,涤荡着踟躇已久任由漂泊的尘世之情。这是一次顿悟、一次升华。征途中的丁捷正在归来。
    在自序部分,丁捷灵光一闪,讲述了他与一匹马的邂逅。“在我凝视她的半个多小时内,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是她始终专注地与我对视。我看见了她眼睛里的纯良、仁厚与眷恋。”“她的眼神就从来没有被人解读过、领会过。”“当我平视着这匹异乡的马时,我感觉我们的目光,像两条打通的河流,带着许多湿润的情感,彼此流向对方的心田。”(12)这使我想起了一本文学名著中名叫巴克的那只颇通人性的狗,对关心和怜爱它的主人忠心耿耿,用它特有的方式为被射杀的主人报了仇,在加入狼群之后,每年夏天都会来到主人葬身的河边,发出凄厉、苍凉的长嗥。(13)丁捷在这里写出了马的生命、灵性与气息,写出了“我”与“马”的心灵感应,不仅为解读《约定》全书,甚至为观照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种精神密码。巴尔扎克曾经评价司汤达的小说“常常在一页中包含整本书”。(14)人类是大自然遥远的后裔,在许许多多物种面前,人类还太过年轻。但“人类对牲畜的蔑视,对其他生命痛痒的漠然”,“已经使自身基本丧失了这样的需求和能力”。(15)应该说,这样的省思是可贵的。我们的先哲是倡导人类“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其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和公民”(16)的思想先驱。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7)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8)再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19)“仁者浑然与物同体”,(20)强调的是人与天地万物一理同禀、感通无碍,在“浑然同体”的和谐之中感受心与体的安乐平和,滋育立人达人、推及万物的道德情怀。这些一以贯之的思想,闪烁着东方哲学的智慧之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代表学者罗尔斯顿认为“人的完整性是源于人与自然的交流,并由自然支撑的,因而这种完整性要求自然也相应地保持一种完整”(21),主张“不是把人理解为从某个远处位置环视一切的完美的观察者,而是理解为我们周围的身边故事的活生生的参与者”。(22)“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面接踵而来”,(23)这富有诗意而略带忧郁的笔调,生动地表明了文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与忧思。而在丁捷笔下,“我”之于“马”,不仅是“凝视”,而且是“平视”;不仅有“我”和“她”的目光,而且有“我们的目光”;不仅“我凝视她”,而且她“与我对视”;不仅“目光”对视,而且“许多湿润的情感,彼此流向对方的心灵”。在这里,“马”不是与“人”无关的“他者”,“我”与“马”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都是有着性灵与情感的主体,其关系的实质乃是一种“主体间性”,从而具有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意味。我以为,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只有处理好人与天(自然)的关系,才能处理好人与人(社会)、人与己的关系,这是“最低的尺度”,也是“最高的尺度”。这样看来,“我”与“马”的对视,不是可以看作是《约定》整本书的“这一页”吗?
    《约定》洋溢着天真质朴的赤子情怀和美好情感。他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写下了这样的诗行:“草深得像海 / 马跑得像风 / 我衣冠楚楚的尴尬 / 与城市的小里小气 / 一起 / 悬挂在那拉提的半空”。(24)“肃穆的黄土 / 接纳雄风 / 演练出漫天的飞龙 / 坚韧的岩石 / 热情坦荡 / 太阳下迸发不灭的火种 / 天真的生灵 / 昂扬向上 / 造就万千生命的茁壮”。(25)“万物结缘,相辅相生 / 丰蕴的大地 / 同根同源的伟大母亲”。(26)这是一位诗人对大自然和万千生命的无私表白,是充满敬畏、至诚至广的高尚情感,是神圣而庄严的生命礼赞。丁捷以俯身向下的姿态和立场,发现和感知身边那些熟视无睹的善良与美好、卑微与弱小、悲戚与感伤。他写青年画家帕尔哈提、写牧区学校双语教师、写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哈萨克小姑娘、写熟悉的老朋友和刚结识的新朋友,由衷地赞美这些草原人“爱任何一个人、牲口、树木、小草,哪怕是一捧粪土”,(27)赞美他们“眼睛没有被现代文明的沙子糅进,心没有被物质的欲望污染,行为没有被世俗利益的逻辑操纵”。(28)天山、昆仑、戈壁、盆地,壮阔、苍茫、丰饶、雄浑,天高地远、风吹草低……一切都奔来眼底、融入身心。“没有什么小我,不能在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膨化开来。”(29)在曾经两次穿越大沙漠进入胡杨林的丁捷眼里,胡杨是“有毛发,有皮肤,有生命,所以有愉悦有疼痛,有血液有心脏,有情感有向往”的。“在倒下之前,他们决不蜷缩枝干,躲避暴虐!在死亡之前,他们决不撤离大地,祈求厚葬!在腐朽之前,他们决不抽取灵魂,寄生凡尘!”“如同一个人遭受到多难的命运,如同一个民族遭受到多难的历史,最伟大的选择,一定是不移、不屈,身体被摧残,精神不倒、不死、不朽!”(30)读到这里,谁还会认为这仅仅是写胡杨呢?胡杨,被丁捷赋予了太多太多的精神—文化内涵,也是他由“小我”走向“大我”精神跋涉的见证。三年边疆生活的洗礼,使丁捷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现实生活,他笔下的文字也变得日益厚重起来,聚积起历史、文化、社会、宗教、艺术、哲学等更为丰蔚的意蕴。
    丁捷的创作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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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的批判精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品质,这也正是马克思赞赏莎士比亚、恩格斯肯定巴尔扎克、列宁推崇托尔斯泰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以往的丁捷是一个“青春”与“爱情”热烈的歌者,而今他则向现实生活投去了关注、思索与批判的目光。这是诗人之思一次新的出发。其集中体现,便是《追问》《初心》《撕裂》“问心三部曲”的创作,尤其是反腐纪实文学《追问》,连续数月位列全国畅销书之首,构成了2017年反腐文艺创作的独特景观,引发了持续的轰动效应。
    《追问》缘自一次“命题作文”,也正因此,丁捷得以从上级有关部门提供的数百个案例中选取了数十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与其中的十多人进行了面对面的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中的8位进行了深度记述,加之他本人作为纪委书记的职业素养,从一开始便注定了这将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有着某种不可比拟性的特殊文本。这是一次“特殊的写作”。所谓特殊,原因之一便是与这种“非虚构性”相关联的“身份的扭曲与心灵的灼烧”。(31)多少次煎熬难耐,多少次几近崩溃,多少次决意搁笔,足见所谓“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决非廉价的颂辞。“特殊的写作”体现在叙事对象样本的遴选与撷取上。《危情计》中的副市长、《无法直立》中的市政协主席、《风雅颂》中的文化厅副厅长、《最后的华尔兹》中的正部级干部、《四海之内》中的交通厅副厅长、《暗裂》中的大学党委书记、《曾记否》中的女县委书记、《曲终人散》中的国有集团董事长……这样的样本组合恰似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覆盖面和生动、丰富的立体感,也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说服力。“特殊的写作”还体现在文本的书写方式上,一方面是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一方面是记述者的“理性追问”,客与主、事与理的复式结构,为“独白”与“对话”尤其是“追问”留备了充裕的空间,实现了文本书写方式的拓展与创新。这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曾经是社会精英的身份符号,他们的言行与价值观为社会大众所关注、所期盼甚至所景仰、所效仿,而他们却在大众殷切的目光中渐行渐远,就像达利《永恒的记忆》所描绘的那样,将自己人性的钟摆扭曲了、损毁了,永远停留在了生命的至暗时刻,甚至污染和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这是一群怎样五花八门的灵魂啊”,(32)丁捷慨叹于“故事里的那些事,只要是哪怕再普通的当代中国人,都不会感到‘天花乱坠’”,(33)始终注重把目光聚焦在这些人和事背后的生存逻辑和心路历程,试图进入他们幽蔽的内心和真实的灵魂,在其奋斗与成功、亢奋与失重、虚荣与贪婪以及迷失与幻灭、落寞与悔愧的过程中,寻觅“红与黑”的泾渭端倪,发掘“恶之花”的茁壮轨迹,揭橥“罪与罚”的大厦既倾。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虽有着改造自我、重新做人的迫切意愿,其实并未真正看清自我、追问到真实的内心。他思考着“少数的他们,和多数的他们,到底为什么同途殊归?他们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34)等攸关全局的问题,并坦陈无法驾驭这么宏大的命题,把这两个问号留给了读者,也留给了自己。在书的第一部分,他曾意味深长地写道:“任何故事,不管你如何定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是这个故事的制造者,就是参与者;不是参与者,就是见闻者;甚至连见闻者也算不上,但我们一定是这个故事的间接关联者。”(35)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间接关联者”,并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从项目经理到企业高管,从三流明星到体育冠军,从家庭主妇到平民百姓,从大学教授到底层青年,从富二代到小商贩,从领导干部到小公务员,等等,从而把对“少数的他们”与“多数的他们”相互关系的诘问带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之中。应该说,这样的思考不仅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部分应答,而且也是有着一定深度的。丁捷以自身的勇气与睿智,用“面对面”的方式记述下“心对心”的撞击,犀利而直白地留下了一份当下社会特殊的心灵档案。《追问》的反响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我手边的这本《追问》便是出版当月第9次印刷的版本,其受关注的程度可见一斑,称之为“洛阳纸贵”也不算为过。丁捷是写故事的高手,当他以第一人称记述当事人的人生经历时,是从容的、生动的;相对而言,对这些人灵魂的追问、对表象背后深层意蕴的追问,则显得有些急促和简约了,包括《亲历》《印象》等几个部分,完全可以有更大的思想表达的空间,而《追问》也完全可以站上反腐文学一个更高的思想高度。
    贪腐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贪腐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历史渊薮与时代背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是空前的,反腐的力度也是空前的。反腐文学肇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在我看来,这类作品的成功,关键在于对象能否真正敞开遮蔽的内心、作家能否真正抵达对象的灵魂,从而产生深层次的心灵共振,由此揭示其人生观与价值观迭变的心迹,揭示其赖以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乃至人性的深层次源由,揭示其普遍与特殊的规律,并将此传达给受众,这也是广大读者对反腐文学的突破始终心怀期待的原因之一。灵魂是人性的栖息地,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与现实因子的感应场。“追问”是“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更是“灵魂之问”。无怪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更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是将人的灵魂的深处显示给人的。”而鲁迅先生则将其视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36)毫无疑问,这仍然是当代反腐文学创作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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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读完《初心》之后,我理解了丁捷真实的用意。原来,他是在用一本书的篇幅,用自己特有的思考和表达,来回答《追问》留给读者、也留给他自己的种种诘问。也正因此,我很自然地将《初心》看做是《追问》的续篇,或者如任彦申先生所言,是一种“更深入的‘追问’”。(37)
    也许这个书名“平常”了一点,今天类似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甚至因此很容易被读者“忽略”;但实际情形是,它不仅没有被淹没在书店卷帙浩繁的书架上,反倒成了各地竞相求购的又一本畅销书。我读后的一个鲜明感受是:“初心”,不仅是一个严肃的、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学话语,同样可以是一个人文的、温馨的、直抵人的灵魂深处的文学—文化话语,而这种文学—文化话语可以和政治学话语相互参照,从而达至更为有效的传播效果。丁捷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文学—文化视角,抱持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以文化散文的格调,用令人信服的大量例证与辨证,支撑起“初心”丰赡的意蕴和深刻的内涵,使“初心”由一个原本抽象的“概念”解读变成了一个个富有感染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生动“叙说”,并在其中寄寓了一个当代作家在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过程中的一种介入式姿态与建设性智慧。要说可贵,我以为这恰恰是《初心》最为可贵之处。
    在丁捷看来,“初心”是“自然”,热爱自然可以铸就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超越之心、共享之心;“初心”是“自检”,好的生活应该装在心里,而不是存在银行里,要对付出做加法,对欲望做减法;“初心”是“自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争朝夕,竭尽全力,把追求做到极致;“初心”是“自由”,心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而要建立自由之心,必先建立规矩之心;“初心”是“自重”,一个人爱自己,一颗心只有拳头那么大;爱自己的小家,一颗心只有百十平米那么大;爱人民、爱祖国、爱人类,一颗心就和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一样大;“初心”是“自强”,一个人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要做大做强自己的内心;“初心”是“自厉”,对自己始终保持戒备之心,从而不断激励自身远大、崇高和恒久的人生目标。(38)这七个“自”,使读者对“初心”有了既熟悉又陌生、既原则又具体、既理性又亲切的认知与体察,即便作为一种学理概括,也是富有特色的。在此基础上,丁捷从正反两个方向切入,结合古今中外文学—文化经典,联系当下社会生动案例,一方面,从“晒得最黑的书记”“穿得最土的书记”“跑得最快的书记”等当代典型,我国“河东裴氏家族”“江浙钱氏家族”等历千年而不衰的家族精神承传以及历代前贤先哲关于“初心”的精辟阐述,探赜“初心”的本真意义、丰富内涵与现实针对性;一方面,围绕物欲、情欲、官欲、权欲以及小农意识、传统观念、江湖义气、市侩习气、时尚风气等话题,揭示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际遇中“初心”的异化与迷失,鸣响了清晰而沉重的人生警钟。本书还是一个作家关于“文学初心”的自我告白。丁捷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袒露自己如何在“大我”与“小我”以及“文学自我”与“世俗自我”的不断缠斗中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确立起为人民书写、为时代书写的文学初心。丁捷以“初心”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作了近百场报告,激发了广泛的反响,也为政治话语的大众传播与大众接受提供了文学—文化解读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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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追问》是一种“生活真实”的记述,那么《撕裂》则是“艺术真实”层面上的又一本《追问》。一定意义上,两者形成了某种潜在的互文关系。《撕裂》以组建干洲新文化传媒集团为主要线索,勾画出一幅权力、利益、贪欲、私情、谋略、计算、交换、出卖、得志、失意等相互纠结、欲剪还乱的生动图景,把急遽变动的社会中拜倒在权力、金钱、美色之下的猥琐灵魂从道貌岸然的躯壳中剥离出来、展示出来。经济传媒公司总经理张一嘉在与电视台台长赵如男、电台台长潘得厚的“三人竞争”中败下阵来,通过“运作”,暂时阻滞了赵、潘主持新组建的传媒集团的进程,为自己进入核心领导岗位赢得了时间;而在又一次“三人竞争”中他则戏剧性地胜出,坐上了副市长的宝座,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设局与计算,但看似轻而易举的得到,最终又在席不暇暖中匆匆来去、草草收场。在张一嘉身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追问》中晃动着的那些重重叠叠的身影。“张一嘉不是个简单人,李天武心里比谁都清楚。”(39)作者借李天武之口,道出了张一嘉的复杂性。而他的妻子陈思维一句“好人中的坏人,坏人中的好人”(40)的评价,则为这一复杂性做了精妙的注脚。陈思维堪称张一嘉的政治导师与人生知己,尽管也时有不满,但她始终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希望他“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41)对当下的官场和官员,她有着属于自己特有的认知。她足不出户、运筹帷幄,为张一嘉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她通过童盼加深了对关文水的了解,有意无意间导演出张一嘉“背着她一起看月亮”的感人场景,为的是让这位顶头上司对她的丈夫留下美好印象。她以特殊方式诀别并留下两封遗书,一方面向组织告白:张一嘉同志是一个“厚道的男人”“忠诚的丈夫”和“拼命工作的好干部”;(42)一方面宽慰自己的丈夫:“你的处境最不利的时候,往往是最有利转运的时候”,告诫他:“自己走得越高,就要把做人的境界提得越高”,并留下了那句经典的告别语:“找个文化圈子以外的温馨女人,结婚。”(43)久卧病榻并非不治,但她不愿成为亲人的累赘,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甚至是无私的爱,谁会不惜以最为决绝的方式舍弃自身也要成全对方的幸福与成功呢?陈思维是整部小说中色彩最为丰富、最耐人寻味的一个角色,是解读张一嘉的一把重要钥匙。不同于妻子的视角,李天武是张一嘉的部下和同事,是张一嘉职场命运的见证者、串联者、参与者、助推者。从元旦文艺晚会的筹备到与巨龙公司的合作,从屡被举报到偷偷复制赵如男与副市长许之光接触的录像,从投资桃荣贵宾艺术娱乐会所到投拍电视剧《十三钗之凤传奇》,从策划“上访”到“错播”有关赵、许内容的录像,从举报潘得厚致其东窗事发到让炙手可热的副市长人选顾东岳声名狼藉……在这一连串故事的背后,是张一嘉与李天武的合作与默契、利用与戒备,他们的命运之舟在暗流涌动中体验着或峰巅或谷底的惊心动魄与貌合神离。于是,经由张一嘉与陈思维、张一嘉与李天武,小说密织起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并以轻喜剧的风格和笔调,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轻轻点染在这些人与事的纷纷扰扰与起起伏伏之中。我特别喜欢罗曼•罗兰评价托尔斯泰作品的一句话:“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44)作家不能没有思想,但作品呈现给读者的一定是“思想的表情”而非“思想本身”。重视人才、心系文化的洪远、秦卫民,追求爱情、“假戏真做”的关文水,正派耿直、“大义灭亲”的黄汉平,作风强悍、不甘人后的赵如男,举止猥琐、中饱私囊的潘得厚,善良胆怯、噩梦连连的姜萌,以及财大气粗、附庸风雅的熊海东,等等,这些人物与张一嘉、陈思维、李天武一起,构成了整部作品“思想的表情”。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和血脉。每个人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一定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态塑造着特定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乃至文化人格。透过文化这扇窗,可以窥见当下社会的万千气象。一场文化体制的改革演化成系统内外的权力争斗,一次副市长的正常遴选畸变为别有用心的仕途博弈,一众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蜕变成精神世界的赤贫者、伪善者,这会是怎样的谬诞与悲哀?小说仿佛就是一个隐喻。而这,恰恰是丁捷把文化界作为叙事对象的用意所在。
    8
    丁捷作品的批判精神,还体现在新近出版的一本随笔集《名流之流》之中。
    我确信,大多数读者会和我一样,第一次阅读《名流之流》一定是带着笑的。但当我合上书本,第二次、第三次走进书中,就再也笑不出来了,甚至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掠过嬉笑着的纸面。
    “现在的文化核心就是比牛叉。”(45)“十个名流走到你面前,你至少能叫出九个名字。”(46)《名流之流》用一种近乎惊世骇俗的表述,开始了对当下社会某种特定文化景观亦庄亦谐的讥议。“随便走进一个超市,就是购物城。”“吃饭的地方打土菜牌的叫饭庄,打洋菜牌的叫国际饭店。灰头土脸地赶路来到随便一个城市,一头撞上一个牌子,一看都是‘为把我市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而奋斗’”。(47)从“承包了两片鱼塘、几十亩意杨林”、“捣鼓了一个加工劳保手套的小厂子”就自称企业“董事局主席”的小学同学,(48)到“掏出来的手机”“在阳光下光辉夺目,来电的声音都不好意思是中文歌曲”的民工兄弟;(49)从“披着艺术的外衣,做着没有灵魂的驱壳,大把捞金,大把偷漏税,还要贴上‘国家荣誉’‘人民艺术’的几层金”的明星,(50)到“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情(钱)!”一把便将边唱着情歌、边不停地向门缝里塞着人民币的包工头拽进家门的女主播;(51)从汲汲于正教授与博导名号,在主席台上庄严宣告“鄙人已经正式评为正教授了”的“副名人”,(52)到“在谈论过财富、荣誉、很大的首长、出访等话题后,他们也谈论梵高、鲁迅、朱自清”的“大小文化名人”(53)……在这些不无夸张与讥诮的文字背后,丁捷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我想起了多年前曾经读过的鲁迅先生的《说“面子”》一文。先生认为,“面子”乃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54)先生分析道:“每一种身份,都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限,如果落到这条线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55)先生总结道:“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56)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先生在考察西方现代化进程时就敏锐地觉察到,“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将导致“主观的内面精神”的丧失,(57)沦为物质的奴隶;而当人们把“民主”当做“众数”来崇拜时,“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尤烈于暴君”,(58)从而形成“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59)的历史循环,人也终究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路径之镜鉴。而今,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先生所讲的“面子”及其深藏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并未遁然绝迹,在当今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是同样也面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的价值观以及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等社会心态的现实挑战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名流之流》可以看做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某些功利短视与浮躁浅薄的社会心理一种直击式和富有幽默感的理性诘问与人文辨思,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朝着当下某些国人的“面子”去的。
    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面子”是一个人的自我心像,是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是自我价值的社会标定。这种自我价值的确证,是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形成的,取决于“他人”特别是“重要他人”的判断与认可。像鲁迅先生笔下有钱有势的绅士“四大人”,便是“人们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的,哪怕是一句“滚开去”。(60)今天,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财富、荣誉、很大的首长、出访等话题”的某些人,与昔日和“四大人”“扳谈”的那些人又何其相似呢?如果说,鲁迅先生笔下当年的“面子”,是缘自“自尊”背后的“自卑”与“自欺”;那么今天,则是缘自“自尊”背后的“自虚”与“自妄”。“自虚”是因为底气不够、“面子”来凑,“拉大旗作虎皮”;“自妄”则是一种心理上的妄念与臆想,不切实际地竞相做起了“名流”的美梦。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就会患上浮肿症。从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国家,物质上的繁荣反倒容易做到,而精神文化的强盛却要艰难得多。历史上,我们曾被船坚炮利击溃了数千年的尊严与自信;而今,也断不可因某些方面“厉害了”而飘飘然不知所以。一个浮肿的社会是病态的。这种风习会传播到社会各个层面、直至社会底层。书中写了一批“快乐的小人物”,“想到了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小岗位,都被他们戗过,还确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过这些人的气”。“看来只要人想牛,再小的职位,看起来再卑微的工作,都有牛的机会。”“人人可牛,人人被牛”,甚至可以形成一种“互牛模式”,(61)这对一个社会的文化又是何等的伤害与不堪。而且,这种风习的实质是对社会性资源的盗用和对社会运行“潜规则”的搬弄,这是“面子”文化又一深层的内涵。塔尖的风气不仅决定于塔身的气候,而且决定于塔座的生态,反之亦然。这又不禁令人联想起《追问》中关于“少数的他们”与“多数的他们”问题的讨论,联想起那些“间接关联者”,联想起《撕裂》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了。文学家的深刻总是这样,在其作品中往往潜伏着一些连贯性的思想,甚至是跨越文本的。一个浮肿的社会还是麻木的,是没有“疼痛感”的。一位医生作家曾这样说过:“疼痛不是侵略性的敌人,而是一种忠诚的信息,这种信息通过我的身体来警示我一些危险。”(62)以此而论,《名流之流》是否也可以看做是予以当下社会的一种“警示”和一点“疼痛”呢?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复兴征程中上下求索,中华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韧前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全民族“内面精神”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呼唤古老文明特有的智慧、神韵、胸襟、气象的发扬光大,呼唤中华文化又一次壮丽的日出。鲁迅先生说过,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63)重塑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人文精神、道德情怀与优雅气质,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也是文学艺术家崇高的使命。我想,这应该是丁捷写作《名流之流》的初衷吧。
    9
    丁捷是一个勤奋而高产的作家,他视文学为生命。在过往六、七年的时间里,他在长篇、短篇、非虚构文学以及诗歌、散文等方面奉献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他在美术和音乐等领域有着良好的修养,有的作品(如《依偎》)呈现出油画般的视觉美感和潜藏着的音乐的旋律与节奏的审美特质。他始终把对艺术的美好理想融入对社会和人生的美好憧憬之中,有时则会以啄木鸟的姿态发出特有的声响。他的小说很多成了畅销书,这是对其奋勉耕耘和价值取向的回馈与褒奖。现在,他的创作迎来了硕果盈枝的季节,通往未来的路途惟有越过盈枝的硕果锄犁深耕。文学创作是精神世界的砥砺跋涉,是划亮生命的火苗倾心雕琢温润而美好的灵魂。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思想的质感、人性的温暖、诗意的光泽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在许多年之后也会与喜爱她的人不期而遇,借用一部著名诗集的名字:“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这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书写经典是所有文学艺术家的人生理想。在这个呼唤经典的时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丁捷怀有更多美好的期待。
    注释:
    (1)丁捷:《缘动力》,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3)(4)(5)(6)(7)(8)丁捷:《依偎》,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92页、92页、167页、169页、1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辞。
    (9)余光中:《寻李白》,转引自《在若无其事中抵达美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10)鲁迅:《这就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1)(12)(15)(27)(28)(29)(30)丁捷:《约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4页、2页、自序第3页、163页、112页、64页、187页。
    (13)〔美〕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刘荣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14)〔美〕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16)Bill Devaland George Sessions , 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red,Peregyine Smith Books , 1985 , See L.P. Pojman , Environmental Ethics , Bostin , 1994 , p. 115.
    (17)庄子:《齐物论》,陈鼓应著《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18)张载:《正蒙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19)(20)程颢:《识人篇》,《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17页。
    (2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原》,刘耳等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2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
    (23)转引自〔德〕狄特伏尔特等编:《哲人小语——人与自然》,周美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10页。
    (24)(25)(26)丁捷:《藤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132页、134页。
    (31)(32)(33)(34)(35)丁捷:《追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11页、7页、256页、5页。
    (36)转引自:《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二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
    (37)(38)丁捷:《初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4-25页
    (39)(40)(41)(42)(43)丁捷:《撕裂》,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209页212页、215页、219页。
    (44)〔法〕罗曼•罗兰:《名人传》,傅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页。
    (45)(46)(47)(48)(49)(50)(51)(52)(53)(61)丁捷:《名流之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页、4页、67页、65页、67页、9页、35页、20页、3页、91-98页。
    (54)(55)(56)(60)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130页、132页、132页。
    (57)(58)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46页。
    (59)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62)〔美〕保罗•布兰德、菲利浦•扬西:《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肖立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63)参见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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