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年春，巴金发表一篇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文章，表达了对“政府”和“爱国”的批评。同年，他还写过一篇《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反对“爱国主义”。那时，巴金已经宣称信仰无政府主义。然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巴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1939年4月初，他在为艾芜的《逃荒》所写的后记中说：“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这一点，他以前不曾如此强调过。1941年在一本小说的后记中，他更为明确地说：“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些话被认为是巴金思想转变的表白，甚至被认为是他已经放弃无政府主义立场走向爱国主义的证言。 但问题也由此而来：巴金完全放弃了早年的信仰，尤其是他的国家观有了本质的转变吗？如果是这样，他又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很普遍的看法是承认巴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否则，很难自圆其说——但是在为什么转变和如何转变上，研究者常常是闪烁其词地模糊应对，这一问题由此变得只有结果没有来由。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并且，这个结果就可以被无条件认定和接受吗，它是否有可质疑之处呢？如巴金晚年所述，“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在燃烧”，那么就不是弃此而就彼的问题。如此说来，巴金又是怎样把原本针锋相对的“爱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统一在一身，并延续到晚年呢？本文试图从以上这些问题出发，梳理一下巴金国家观的演变，借此也可以考察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现实、理想与环境、个人与时代间的艰难抉择和沉重的心路历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他们的人生和思想，而且对于解读他们的作品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信仰接受的分裂性 在巴金的叙述中，他最初接受无政府主义信仰是因为家庭环境带给他的受压制的感受，使他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思想。这又促使他寻求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从而找到了这种理论和信仰。那是1919年前后，他十五岁左右。情感的俘获、内心的共鸣，是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最初的心理基础。他最初感兴趣的可能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理，而是更具体的人和事，是这本书所燃起的内心情感。哪怕到后来，巴金翻译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但作家的艺术特质似乎让他更为关注那些革命者的命运和精神状态，而不完全是纯粹的理论。 在巴金接受“信仰”之后，个人的苦闷、困惑迅速被转移、转化，化成对社会批判的激情，对理想社会建构的动力。“爱人类爱世界”，“万人享乐的社会”，“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这些“大”词儿充斥在巴金文章中。这些理想和追求，已经超越个人的利益诉求，谋求的是整个人类的出路和幸福。一个吊诡的问题由此产生：无政府主义从原理本身而言，反抗专制，反抗强权，主张个人的高度自由，从而也反对可能带来专制、妨碍个人自由的政府、民族、国家等事物，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破这些界限和阻隔，实现人类大同。可是，这种信仰之所以被巴金等人接受，除了他们最初的个人直感而外，恰恰又是为了探求民族、国家的出路和为了破解民族、国家的困局而选择的解决方案之一。巴金越是信誓旦旦，这其中的矛盾性和分裂感就越强烈。他要超越政府、国家，然而，其现实立足点又在哪里呢？他们鼓动“社会革命”，但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社会”可以脱离国家而凭空存在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觉察到了。他们虽然号召取消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但无政府主义最初是作为解决国家、民族危机寻求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在中国传播的，因此，他们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又难以真正地超越民族主义。同时，也能够看到巴金等人也在直面这些矛盾，在主义与现实、信仰与行动之间采取灵活的处理态度。这是在面对具体环境、时机和问题时，一个理智的人所能够采取的切实的策略，它未必就意味着信仰的改变和背叛。这个看法或态度也是我们讨论巴金国家观的背景和前提。 二、个人身份与国族认同 一个人的身份是摆脱不掉的宿命，不论巴金自己愿意与否，它们都是他的背景、现实、立足点。而他在这个世界活动，这个现实和立足点不但摆脱不掉，而且注定了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影响他观察、感受世界的眼光、视角。比如，像他们这样生于民族忧患时代的一代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中国人”的身份焦虑和现实压抑。“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样一个身份，不仅注册在他的护照上，而且刻印在他的现实感受中、内心里，也是他逃避不开的情感资源。像巴金这样的人，很小的时候就置身在“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体小说、音乐和雕塑”中，如幼年时代，母亲给他念《白香词谱》，读书时背诵《古文观止》，生活里父亲带着他看传统的戏曲，这些情感早已渗透在一个人的内心和成长中，不是外在的力量可以轻易剥夺的。 这种“爱”的激发、增强的过程，其实就是身份认同的过程。不可否认，对于巴金而言，曾有过身份疏离的一段时间，但是即便在这段时间中，他的理智与情感也是“分裂”的。而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国民的身份认同在不断增强，直到他一再宣称和确认“我是一个中国人”、默念海涅的名言“祖国永远不会灭亡”的那一刻达到高峰。 在巴金的身份认同过程中，有几个特别的“时刻”值得关注。经由它们，巴金的国民身份才逐渐明确。 1.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尤其是后者，巴金亲眼看见上海闸北所遭受的屠戮，也体味到从刺刀下通过的屈辱感觉，危亡时刻，让他对“民族”“国家”有了切身体验。 2. 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8月旅居日本期间，巴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屈辱中达到高峰。书刊上充满对伪“满洲国”大唱赞歌同时又鄙视“支那人”的言论，1935年4月6日凌晨巴金还被押到神田区警察署不明不白地关了14小时，这些都更加重了巴金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他对故国的怀念，他甚至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来纾解内心中同样的郁闷。 3.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巴金经历了“身经百炸”的生死考验和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更看到同胞遭受屠戮的悲惨场面，城市被破坏的不堪面目，这不仅激起他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且要履行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 三、常与变：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观 “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当巴金发出这样的宣言时，我们却发现，他从未说过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安那其”）的信仰，而皈依了什么。他的句式最多是这样：“我虽然信仰……但我仍然……”。也就是说信仰仍存，并未改变。“但……”的句式表明，这是他面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时的自我调整。在巴金国家观的演变上，它的“常”是巴金的思想仍然运行在无政府主义信仰的轨道上，而“变”不过是它在不同时期面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局部调整。这个调整，看似针锋相对或者不可调和，实质上也是有内在的关联和逻辑轨迹可寻的。 首先，一个人倘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的思想信仰就不可能凝固不动，倘有变化也不能简单就认定是背叛了之前的信仰。人的思想形成、变化是有轨迹的，不可能是天外飞石，所以要认真分辨，这种变化是沿着以往的轨道在运行，还是完全改变了方向。如果是前者，只能说他对信仰做了调整而不是改变。 其次，如果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印刷出来就不能修改的图书，那么还应当看到在信仰的世界之外，他还有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比如日常生活、亲友交际、工作职业等。这些构成了人行为的不同层面，当然也会相互交织、矛盾统一。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关系也处在这样复杂的纠结中，尤其是抗战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机会，到1949年后这个词甚至与“反动”联系在一起，更不能单凭巴金宣称什么或者不再谈论什么来断定他的信仰变化。 再次，就在巴金宣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并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他仍然在翻译和印行无政府主义者的经典著作，说巴金“放弃”无政府主义信仰有些武断。而信仰的自我调整，又是人生和历史的必然，这一点在巴金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 巴金“国家”认同的常与变，更为典型地体现在他对于抗战的态度上。恰恰在这一方面，可以鲜明地看出，他的国家观并未背离他的“信仰”轨道，不仅如此，而且他对于抗战的一些独特的构想，恰恰来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原理。 巴金的思路始终运行在无政府主义的轨道上，巴金内心中追求的始终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实践和实现。不过，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他不能让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空悬，而是从更务实的角度，调整了无政府主义的原理，使之更具实践性和开放性。巴金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既认同现实中的国家（无国家，怎抗战？），又企图超越国家话语寻找自己的信仰道路的努力和面对的困境。 巴金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一直抱有警惕甚至不以为然。他表示从不担心“西方形式”能够划掉“中国内容”，并坦然地说：“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有志改善旧生活、改变旧形式，才拿笔写作的……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至少，在全球化并未消除各种壁垒、人类并未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困境时，重新思考巴金的国家观、人类观及其与他的特殊信仰的关系，或许，我们能够从非习见的视角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巴金故居。《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