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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21世纪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由愿景化作现实？这是当下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度强调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重大部署，正是对这一重要问题的顶层回应与设计。王国平、苏雁新近发表的报告文学《常熟：文化传承 成熟质地》（《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0日1版）则可视为以典型个案对此予以形象化作答的范例。 这篇报告文学的再现对象既不是人物也不是事件，而是一个地域——常熟。在中国当代版图上，常熟虽然只是苏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却具有显在的地域特质。它是典型的经济地标——多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名副其实的长三角经济发达、丰饶富庶之地；它更是内蕴深厚、文采飞扬、古今融通的文化之乡。经济高地与文化原乡成就了今天的常熟，其意涵极具当代性和经典性。《常熟：文化传承 成熟质地》以常熟这一文化传承的“成熟地”为再现对象，精心选择了几个极具常熟地方特色的文化传承实例，通过“熟贵用心”“熟能生俏”和“熟在养人”等方面，形象化地佐证其作为文化原乡之东方样本的基本特征。 “熟贵用心”一节主要描述常熟的藏书情况。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而藏书则是文化承传、文脉延续的明显标志。常熟明清两代藏书家近三百人，占全国藏书家的1/10。作品对常熟地区的家族、父子、兄弟、夫妻和个人藏书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脉望馆，“穷尽了文人坐拥书城的诗意生活图景”。瞿启甲曾出任常熟县立图书馆首任馆长，他的“铁琴铜剑楼”故事曲折，生动表现出瞿式家族成员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藏书、读书、护书、献书的真诚理念与实际行动。作为常熟籍政治风云人物的翁同龢，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其五世孙翁万戈从海外携带其精品藏书善本五百余册交由上海图书馆收藏，其中8种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在以常熟乡贤戴逸的名字命名的学术馆开馆之际，他将自己收藏的15000多册图书捐献出来。此外，常熟还有独具特色的“发现身边的图书馆”书香寻访活动等。在诸多生动个案的描述中，常熟民间藏书的意义和价值逐渐凸显出来。这既是对有形的以书籍为代表的文字文明的守护和执念，也是对无形的力透纸背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在互联网为代表的融媒体强势覆盖的当今时代，常熟藏书就更显珍贵，成为媒介多元、信息传递多向的有力代表。 与藏书相比，“熟能生俏”则侧重讲述常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将当地雕绣、抽纱等针法与西方蕾丝布艺相结合的装饰性手工艺品——常熟“花边”；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常熟白茆山歌在内的“吴歌”等。此外，这一部分更着重于描述常熟地区对“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冯云生等当地音乐人将传统山歌《隔河杨树着根青》融入现代音乐元素，演绎成充满春天气息的“春天山歌”。常熟东方红木家具艺术馆与海峡两岸20多名木雕工艺师一起，化皴为刻、以刀代笔，以木雕形式将黄公望的名画《富春山居图》进行立体化再造。灵感源于中国传统家具“蝶几”中的“开合”观念的虞山蝶椅，被打造成具有现代感和实用性的“蝴蝶凳”。“为传统注入一汪活水”，使得看似“过去时”的“非遗”，在当代人的口口相传之中，在跨文化和跨艺术形式的改变当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只有从全新的观念出发，才能使历史遗存重获新生。这是新时代中国向前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需要。 如果说藏书与“非遗”主要是立足于物质与观念层面的文化传承，那么“熟在养人”就是展现常熟之所以能在文化传承上彰显出“成熟质地”的根本原因。古往今来，常熟人本着“君子学道则爱人”的理念，注重德行，自强不息，出现了一大批堪为楷模的优秀人物。譬如被誉为“南方夫子”的孔门七十二贤弟子之一的言偃（子游），注重礼乐教化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张青莲院士深受家乡小学校长的人格风范影响；画家庞薰琹到贵州80多个苗族、布依族村寨实地调查，以自己的画笔描摹少数民族风韵，完成了“为艺术而艺术”向“为人民而艺术”的转变；自幼患有先天性肌弛症的“80后”高淳，用唯一能动的右手食指控制鼠标，写出34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无论身处何方，无论顺境或逆境，也无论身份与职业，这些跨越时空的常熟人都来自乡土、植根乡土、表现乡土、回归乡土，为家乡礼赞、为传统抒怀、为人民放歌。 物、意、人，是《常熟：文化传承 成熟质地》所构筑的三个言说视角和阐释空间。这既是以地域为特质的空间书写，也是对于时间的隐喻，正如作品在谈到生于1269年的黄公望、生于1926年的戴逸、生于2004年的陈依妙等古今常熟名人时所言：“750、93、15，普通的三个数字，看似毫无关联，却在此时此刻的常熟生发出奇妙的化学反应，升腾起如流水般绵延不绝的文化之光。”它以文化这根红线，串联起这片神奇土地的古代、现代与当代，过去、今天与未来。 作品的结尾写到虞山书院揭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度的青年，在此学习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潮流与中华血脉之间找寻自我”。这无疑是一种象征。作为文化原乡之东方样本的常熟，已不满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继承，而是要将之推广至世界，在与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人们的交流和互动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更为持久的动能。从这个角度上说，这篇作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常熟文化传承的个案再现，为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拓了新思维、新路径和新境界。从更为广阔的角度上看，作品亦在试图回答未来中国道路的走向、中国的文化自信如何得以充分体现、这种自信又如何能够影响世界等诸多宏大命题。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