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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推向生命的悬崖，湖北人、武汉人更是这场风暴的中心，承受着更大的冲击，这份身心震荡对于心智敏感的作家群尤其剧烈。 灾难是人性的考场，苦难是人生的导师，作家们就在现场赶考，不应该放弃对生死、苦难本质的叩问，对灵魂高下、清浊的拷打，不能只是简单地直面苦难，还应该“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从而穿越苦难、超越苦难，在苦难中获得精神的升华、涅槃。 实话实说，我们这一代人都缺乏历史的沧桑感与参照意识，许多活跃的作家生活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期，经历过的风雨、见识过的世面远不及先辈那般丰富，马尔萨斯所列举的四大人类灾祸：战争、饥荒、瘟疫、动乱基本上与我们无缘，即使遭遇上了，也是小规模事件。17年前的非典，全球感染人数未过万人，死亡人数未过千人，疫情中心限于广东、港台地区，波及北京、山西，其他地方只是零星的散发。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其实发源于美国堪萨斯）造成2100万人的死亡（后来的修正值是5000万），而且是无差别死亡，不分男女老幼，染病即亡，很少有人能幸免。战争残酷情境被一些抗日神剧演绎得荒诞走形，不知道我们民族以4500万人的牺牲，经历13年，得到国际反法西斯阵营鼎力支持才换来这场惨胜。历史上自然灾害（水旱虫）诱发的饥荒常常是每十年、二十年一现，疫情暴发也只是白描式状绘，如张仲景所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再看如何救助，历史上仅记叙了朝廷、民间零星的钱粮赈灾。反观这次疫情的救助，全国340支医疗队，42000名医护精英驰援，他们手中虽然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物，却有先进的重症救助设备，中西医结合对抗病毒风暴，提出应对多器官伤害的方案。他们义薄云天的集结与驰援，以及所携带的现代技术与设备的倾力投入，都为疫区蒙难的百姓带来希望的曙光，难道不值得讴歌，不值得赞颂？这次疫情的烈度并不高，许多专家称之为“大号的流感”，感染率虽高，轻症患者多，康复比例高，后遗症轻微，病死率并不高，更应该放下过度恐惧，因为恐惧不仅会加重病情，而且本身就是致死的元凶之一。 无疑，置身于生命的悬崖上，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恐惧，人们并不恐惧肺炎，而是恐惧肺炎引发的死亡，是生命的无常感，我们为什么怕死，一是现世的诱惑，二是过程的痛苦，三是来世的迷茫，由此会产生躯体不安、心理震荡和灵魂的无法安顿，更派生出以邻为壑，“他人即地狱”心态与同情、关怀、抚慰、安顿他者苦难姿态的彷徨与选择，灾难伦理是苦难与拯救的双重变奏，是蒙难与关怀的二元交织，是自爱向仁爱、博爱的升华，是向死而生，转身去爱，是珍爱（个体）生命与珍重（医护）仁术的统一，这样的生命观、救助观、死亡观才配得上生命神圣、使命神圣。 对死亡的恐惧本是人之常情，但作家的死亡意识是否应该更强健一些呢？我无法评说。按理说，作家会比普通百姓更早、更多地思考死亡，比如有行医经历的作家如毕淑敏、余华的作品中死亡的意象更丰满，宿命（死之必然）的认同也更多。大众一般要到中年以后才开始认真思考死亡，而作家一踏入写作的园圃就必然面对死亡事件的书写，几乎所有的文学题材都有死亡的桥段，都有爱恨情仇、生老病死的纠结，且不说史诗性作品（如《白鹿原》）的构思，会跨越一个时代，亲历一代人的生生死死，即使是某一个时空片段的故事演绎，也逃不了死亡的阴影，猝死、车祸、癌症死亡，甚至一场感冒也可能诱发体内基础病变而导致死亡。医学的终极价值是求真向善的，却不是万能的，对于患者来说是福音，未必是福利。其背后牵系着医学的真谛：生命存在永恒的“不确定性”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偶然性”。生命不是永恒的瞬间，它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历程，生机无限与危机重重并存。在加缪笔下，《鼠疫》中里厄医生的眼神里就充满着这样的东西：坚毅、坚持、坚定，大步向前，因为前方有一束光，心中有一个愿，不能放弃守护，没有他的守护，患者将无所依存，里厄不是上帝，只是一位围城里的医者，加缪读懂了里厄的眼神，也读懂了他的心，希望我们的作家们也能读懂这一份灾难伦理的人性真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