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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结构与节奏：赋形与命名之旅 不管是装置《凤凰》还是长诗《凤凰》，他们要处理的创作对象“凤凰”都需要一个“时间”层面的表达：关于“凤凰”这一非实存物种、但是却又以各种“日常形象”存在于数千年历史中的神话意象，如何“赋形”并在当下“人鸟同体”，是必须要面对的“结构”与“节奏”的问题，也是对“凤凰”进行“格物”演绎的过程——“给从未起飞的飞翔/搭一片天外天，/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在艺术家和诗人共同用“思想的原材料”与“字和肉身”搭建的“脚手架”上，一场关于“凤凰”的格物之旅开启了。 诗人与艺术家的努力，都有一个共同目的：用一种全新的感知模式去把握时代与现实，与之对话的同时又发出个性化的声音。在两个《凤凰》中，这种感知模式都可以概括为“博观约取”与“格物致实”——一种百科全书式结构与知识视野下对现实进行克制、理性观照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 装置艺术（installation），在H·H·阿纳森的《现代艺术史》中，被称之为“装配的艺术”，强调物与物、物与特定场所之间的密切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装置艺术在中国登陆、衍生并蜕变，它几乎对应了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8］。它与传统的绘画、雕塑虽然有一定关系，但有两点格外不同：一是它是由“现成物”装置而成；二是更注重艺术的“衍生性”与“互动性”，体现了一种“立体与平面的交叉融合以及空间与时间交叉并置的状态”［19］。也因如此，装置艺术呈现出多种艺术乃至与科学之间的交叉性。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格物”色彩的艺术，装置艺术的核心特征就在于集中体现了“类型化美学”“数据库美学”“把历时性过程共时性表达”的“解剖化美学”（因其同时打破了完整空间模式和线性时间模式）。说到底，装置艺术是各类“物”的拼接组装与构建组合，也是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解构与重构、物与人之间关系的祛蔽和照明，以及空间与时间关系的交叉与互文，是一种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格物绎艺”。 而“名物”以及“格物”文化自《诗经》起，就一直熔铸着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并把握现实始自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名物之旅”。参照扬之水的观点，这种“名物”的范围不止于自然博物之“鸟兽草木”，而是“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20］，因而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郁的多识博闻、校名述异的色彩，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经验的结合。与“名物”传统伴生的，还有“格物致知”“感物言志”的哲学观与文学观。二者从现实批判和抒情传统的两个方面，标识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中国文学最根本的内生力量之一。其中“格物致知”更多地包含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朴素的唯物观、历史观以及注重历史、现实背景的政治伦理与人文社会经验；“感物言志”则更多地表现为由自然、人生互动激发而来的真挚而具有超越力量的情感与情怀。二者的互动与互文，构成安敏成所指出的具有独特中国文化色彩的“格物——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在诗学逻辑，而其中的“实”，“不是要创造或发现新的事实”，而是“意味着作为文明奠基的基本道德信条”［21］，由此而来的“格物致实”，是一种自然、经验视野与现实批判、超越精神的结合。 “格物致实”今天在文艺领域内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科学理性和人文色彩并重的视角，突破那种与自然、历史和时代关系割裂的局限于感性私我的写作，再现客观和宏观的历史及现实架构下的诗学伦理。其实质是把“百科全书”式结构、全球性视野和民族地域性经验与对现实细部的把握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铸就一种以“问题主义”为核心、“关注现实、直面问题”同时又“超越风格、突破样式、有感而发”的“新的现实主义”［22］。 这种“格物致实”的内在诗学伦理尤其对作品的结构、节奏以及历史感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说之前的观念分析、修辞技巧的分析，还侧重于诗歌的“空间性”领域，那么，《凤凰》长诗一共19节的庞大“体量”，其阅读过程恰如缓缓展开一幅长卷，这里面节奏与总体结构把控，其核心问题在于作品的“时间性”艺术。而不管是欧阳江河的《凤凰》还是徐冰的《凤凰》，二者在“时间性”层面，仍然体现了一种词与物关系更深层次逻辑化的“组合”与“装置”的鲜明特征，从而力图完成一种文明史意义上的、对“凤凰”的命名与赋形之旅。 徐冰在处理《凤凰》的结构感和节奏性时，颇费了一番思量：首先是其历史形象，几经考证后以汉代的凤凰形象为蓝本，取其气宇轩昂；其次是如何把凤凰的平面形象转化为立体“圆雕”形象；然后是如何处理凤凰各个部位的组合、链接。徐冰在接受采访时说：“比如说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衔接应该是有一种逻辑关系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节奏感……都要考虑得非常精密……才能够帮助调动起人们的一种‘经验节奏’。” ［23］再之后是每一个细节的物化处理以及所有环节之间的相互呼应，因为这和图纸不一样，每一个细节从材质到线条到色彩全部都要“物化”，而且是结构化的“物化”。作品呈现出来的主题可概括为资本与劳动及艺术之间的颉颃，主材是建筑垃圾及建筑工人的劳动、生活用具，手法是在西方的装置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艺术经验之间的一种综合性拓新，最后体现出艺术家立于当下、关注现实的“中国态度”。 同样地，在欧阳江河的《凤凰》里面，19节长诗的庞大体系之内，如何让凤凰从神话到现实飞跃千古、“名实相副”进而“同体”于人，也是一个精密工程。在这个过程中，长诗《凤凰》不仅与装置《凤凰》有着同构性和互文性，甚至溢出了这种同构性，营造出宏阔的与文明史对话的语域。 关于凤凰形象本身，传统文化中有几种代表性说法。如《尔雅·释鸟》中郭璞的描述：“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24］简言之，凤凰形象本身就是一种非实存的“跨类装置艺术”。另外在《论语谶·卷四》中提到凤凰的“六像九苞”，其中六像是指“一曰头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风，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纬”［25］。民间艺术经验则有言凤凰有几长：喙长、目长、颈长、尾长，等等。如果读（观）者把上述这些对凤凰的经验性描绘集合起来，不难发现，徐冰的《凤凰》和欧阳江河的《凤凰》共有的结构感和节奏感的奥妙：一场关于神话与现实、自然与社会、资本与劳动和艺术、“众人与个别人”如何在漫长历史中完成对“凤凰”以及“飞，是观念的重影，是一个形象”认知的格物之旅。 譬如令几乎所有观者都惊叹的“凤头”“凤颈”的设计，徐冰选择了一个挖掘机的机械臂，它简洁有力而且足够“长”，其固有的曲折关节又恰如“蛇”形而更具结构感，凤头则是一个挖掘机长臂顶部的破碎锤，足够强悍、尖锐，形如“鸡喙”，而当挖掘机的长臂高高举起，又暗合“头像天”的“鸡鸣”“天问”姿态。 欧阳江河的《凤凰》的第1—9节，是对“凤凰”主体形象的一个全方位刻画。第1节中，他正是取了“凤头”“鸡喙”“头像天”的几种象征意义的混合，开启整部《凤凰》的形象之旅：“给从未起飞的飞翔∕搭一片天外天∕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之后的2—8节，都环环相扣于一种内在逻辑：第1节的神鸟之“神”，来自凤头、凤喙的“天外天”的突兀之问、为人心立法的激越之“鸣”；第2节的“人鸟同体”之“心”之“激动”与“生活保持原大”的对峙；第3节，无数个“慢慢”的“时间”片段，和“梯子”“登上”等意象，如同长长的“凤颈”，连接的是“头像天”与“足像地”之间的紧张与悖论；第4节，“地火”“雪踩上去”“鸟爪”“鸟迹”“钢筋”“基建”等，令人联想到长长的“凤腿”“足像地”的庞杂现实；第5节，“景观”“目力”“眼瞳”“泪水”等，令人联想起凤目之长、以及“目像日”的自然与宏观视野；第6节，“临时工”“恐高”“登机”“新月”“晚霞”等意象，既是指涉工人们登上“凤凰”的“身体”为“凤凰”上“防腐剂”的过程，因此这些只有“暂住证”的农民工，“临时”做了一回“骑凤人”，体验了一种“飞翔”，而忘记了童年的“恐高症”，同时这一节也暗合凤凰形象的“背像月”“翼像风”；第7节，“鸟儿飞经的所有时间∕如卷轴般展开，又被卷起”，这几乎就是“尾像纬”“凤尾长”的另一种表述了；第8节，是凤凰“腰部以下的现实”，那些令飞翔黏滞的现实部分，与飞扬的“鱼尾”、飘逸的“屋漏痕”书法线条以及“鸟眼睛”里形成的“鸟瞰”之间再度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对比，凸显现实的繁复与飞翔的艰涩。第9节，呼应第1节的“天问”“铁了心的飞翔”，那个在第8节里已经把各个部分搭建、组装完成的但是静态的凤凰，在这里发出完形之问：“如果这样的鸟儿都不能够飞，还要天空做什么？” 长诗的10—16节，则分别是对历史或文本的凤凰形象的演变转徙、现实中徐冰《凤凰》几度波折、历尽艰辛的诞生的陈述。这样的陈述承接1—9节“凤凰”主体形象意义的完形，是一种对“飞翔”姿态、意义的多重描述。最后的17—19节则再次回到“人鸟同体”，在现实中继续研讨整部艺术史、人类文明史所面对的凤凰究竟“飞与不飞”的问题，凤凰如何“重生”的问题，长诗开篇即提出的“去留悬而未决”的“天问”的问题。这些章节也仍可以看作是“凤尾”的延续，抽象的“飞翔”痕迹。如同“凤尾”之长，关于“飞翔”的这种多重描述也几乎是穷尽了时间和空间的各种维度。 概言之，从结构和节奏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凤凰”的诞生与飞翔在千年时空里延伸、转换，并用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内在结构、数学般精确计算的方式、博物学般博观约取的知识性视角，汲取艺术史上及现实“生活世界”的种种经验，并尖锐而犀利地处理资本、工业、技术等艺术史之外的、直击现实的题材，创造内在的音乐感、节奏感的同时传达文化语境的厚度，也同时形成对现实讯息传递的集束性与速度感，构成长诗的深度时间性、现实性和肌理辐辏的结构。凤凰的丰沛浩淼的时间性维度和它的繁复芜杂的空间性形象一直紧紧相扣，深入到时代的各个角落、现实的各个环节，沿着一条中心线索——“词与物”之间“词与反词”“物与非物”绞缠而成的“踪迹线”——越拧越紧形成一个充满悖论富于张力的结，最后在“飞与不飞”之间凝定在空中，构成全诗的“格物凝思”结构的“脚手架”，描绘出长诗中“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的“格物致实”之逻辑“天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阳江河的《凤凰》确与徐冰的《凤凰》，双双在一种对“凤凰”的命名和赋形之旅中，型构出巨大的历史感、现实性信息包容量以及锐利的人文思考维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