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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燔灼而喫也”误刊的可能性 《龟旨歌》是龟卜歌，此说并非没有问题，最为难解的是“燔灼而喫也”中的“喫”字。此句在金首露神话和《龟旨歌》中均难以理解，各种学说杂出，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喫”字，因此有理由怀疑“喫”字有问题，有必要调查《三国遗事》的各种版本。现在常用的是正德本，然而正德本与其他版本均刊刻为“喫”，各种版本此字无异。这表明《三国遗事》的所有古本皆刊为“喫”字，证明“喫”字正确的，因而至今无人对此提出疑问。(20)然而如果从一开始就误刊了此字，以后所有的刊本都延续了这一误字，那么仅靠调查各种刊本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抛开各种版本的问题，怀疑此字误刊的理由是存在的，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源于对《龟旨歌》性质的疑问。金首露神话的主要内容是建国立君，《龟旨歌》没有直接表现这一内容，但无疑是建国立君过程中的一环，因而《龟旨歌》的所有因素应当都与建国立君有关。“燔灼而喫也”是《龟旨歌》的最后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应当表现诗歌的最终目的。此句的字面意思是灼食龟肉，但假如《龟旨歌》的最终目的是吃龟肉，显然偏离了建国立君的初衷，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于此。学界最流行的说法认为，《龟旨歌》是祭祀歌，龟是祭祀用的牺牲品，吃龟肉就必须转换为杀龟，这样就解决了“喫”字难解的问题。祭祀歌的性质、功能完全可以与建国立君吻合，建国立君需要举行祭祀仪式，也少不了使用牺牲品，然而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明驾洛国的祭礼仪式以龟为祭品。(21)更重要的是，祭祀歌的特征与《龟旨歌》完全不合，一般而言祭祀歌要赞美祭祀的对象，也要表现祈祷的愿望：“言于祭祀歌之者，言时已太平，可以作颂。颂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状，陈于祭祀之事，歌作其诗，以告神明也。”(22)《诗经》的《维天之命》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23)祭祀歌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如《雩祭歌辞》： 清明畅，礼乐新。候龙景，选贞辰。阳律亢，阴晷伏。秏下土，荐穜稑。震仪警，王度干，嗟云汉，望昊天。张盛乐，奏云儛。集五精，延帝祖。雩有讽，禜有秩。膋鬯芬，圭瓒瑟。灵之来，帝阍开。车煜耀，吹徘徊。停龙牺，偏观此。冻雨飞，祥风靡。坛可临，奠可歆。对泯祉，鉴皇心。(24) 但是祭祀歌的基本因素没有变化。东亚各国的祭祀歌不一定相同，但或多或少应当赞美祭祀的对象，也要写祈祷的内容。可是《龟旨歌》完全没有此类内容，因此很难认为《龟旨歌》是祭祀歌。 如果认为《龟旨歌》是龟卜歌，“燔灼而喫”就偏离了龟卜的性质和功能。一般决定重大事件，如建立国家、迎立帝王、迁移都城、发动战争等重大事件，最终要靠龟卜来决定。这是古代的常规，与《龟旨歌》占卜迎立君王之事的内容完全相合。《周礼》记载：“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眡高作龟，大祭祀则眡高命龟，凡小事涖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25)《史记》的记载大体相似：“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榖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26) 自古以来蓍卜是两种预测未来的最基本方式，金首露神话采用的不是草蓍，而是龟卜。龟卜与草筮都是占卜，但二者有一定的差异。韩国古代学者赵翼(1579-1655)在《策问题五首·卜筮》中记述了上古卜蓍的历史，区别了龟卜与草筮的不同： 圣人见事之明，揆事之精，盖无毫发之疑也，亦无毫发之差也。其所为无非建诸天地而不倍，质诸鬼神而无疑也，其何待卜筮而决哉。然不但使人勉于人事，又制为卜筮，以教后世。何欤?禹之辞帝位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是以传天下之大事，欲决于卜筮也。武王之伐纣，亦惟卜是从。至于周公征武庚，定洛邑，亦惟卜用。何圣人于大事，皆决于卜筮耶?《洪范》稽疑，龟筮皆从。虽卿士国人不从，亦谓之吉，以龟筮重于人也。龟筮之从，岂过于佥举之论欤?《洪范》：龟从筮逆，用静犹吉。《礼》：大事卜，小事筮。《春秋传》：亦谓筮短龟长，是皆以龟重于筮也。然春秋时卜筮，用龟少而用筮多。(27) 筮与卜不只是先后顺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大事龟卜，小事草蓍。出兵征战、择定都城，都是举足轻重的重大事件，因而“惟卜是从”，只以龟卜来决定。金首露神话迎君立王，建国受命，是最大的政治事件，龟卜是不可缺少的占卜方式，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龟旨歌》作为龟卜歌的基本性质。 其二，龟卜的文献皆用“食”字，从不用“喫”字。由于“食墨”是龟卜的常用术语，因而龟卜文献中都是使用“食”字。孔安国解释《尚书》云：“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涧瀍之间，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28)食墨是龟卜的一部分，龟卜要先在龟身上以墨画好位置，然后燔灼，最后食墨。《文选》的注者引用了孔安国的说法，并认为食墨是吉事：“孔安国曰：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吉也。”(29)韩国文人宋时烈记载：“食墨：《书·洛诰》注：龟，卜也。凡卜筮，史先定墨而灼龟之兆，正食其墨也。”(30)宋所有的文献都使用“食”字，尚未发现使用“喫”字。 “喫”字出现于秦朝统一之后(公元前221年)，小篆中有此字。这个时间早于驾洛国建国的时间，也早于《三国遗事》撰写的时间，从时间上说《三国遗事》使用“喫”字是完全可能的。但“喫”是吃的俗字，文雅典籍的书面语几乎不用此字。郑珍《说文新附考》解释： 喫：食也。从口，契声。苦击切。按，《说文》：“齧，噬也。”即“喫”本字。从口犹从齿；契声与□声一也。唐人诗始见此字，盖六朝已降俗体。或曰《新书·耳痹篇》“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即“喫”字，非也。“吃”者“齕”之借。《说文》：“齕，齧也。”两字叠韵。然《世说·言语篇》云：“邓艾口喫”，用为“吃”字，知“喫”亦“吃”之俗。(31) 黄侃认为：“吃：今语称食曰吃，借为叽，字亦作喫。”(32)古代文献记载在日常生活之中食用龟肉时，使用“食”字，而不是“喫”字：“秣陵令中山刘沼，梁天监三年，为建康监，与门生作食次，灶里得一龟，长尺许，在灰中，了不以燔炙为弊，刘为设斋会，放之于娄湖，刘俄迁秣陵令。”(33)这条文献记载的是燔龟而食，是食龟，而不是吃龟。 其三，龟卜并无食用龟肉的规定。龟卜的食墨并不是食用龟肉，而是指龟卜预画的墨迹与灼烧后的印迹、兆纹吻合。食墨容易误解成吃龟肉，清人李光地的《榕村语录》记载：“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墨者，墨其将灼之处，而灼之以致其兆也。《书》曰：“惟洛食，盖食墨之谓。卜有龟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也。夫墨，水也；灿契，火也。火过而阳则焦矣，水过而阴则不食矣”(34)灼龟时过焦过阴，就不能食，表面上看食墨似乎是以墨画好的地方，经过灼烧之后可以吃的意思。其他的一些文献也有记载，唐代郑稷《唐故括州遂县令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己年九月，哉生魄，寝疾，终于怀仁坊之私第。灼龟不食，乃权殡于洛师东偏。夫人扶风郡君，南康丞之季女也。”(35)“灼龟不食”也是龟卜的表述，“食”与“不食”是龟卜中的常见描述。 然而龟卜的“食墨”或“食”、“不食”并不是指真正地吃掉涂墨烤灼的那一部分。“食墨”是后来产生的说法，最初并无此说。胡煦《卜法详考》云：“煦按：经文但有洛食，而不云食墨。蔡氏注乃始有食墨之说，非食墨也。盖龟甲所开之方，虽不及一寸，必将有东西存焉。涧瀍与洛，既有东西，则所云食洛者可知矣。”(36)卜龟身体的各个部分有其各自的意义，因而要在龟卜时预先以墨画好烧灼的部位，然后再烧灼，看卜龟颜色的变化能否遮盖墨迹。清人李光地以为：“古人卜龟，龟板上以墨画之，墨不浸入，谓不食墨。焦者，烧焦龟版。犯此二者，不待观其词而已，知其不吉。书曰：‘乃卜三龟，一习吉。’谓三龟之兆，同吉也。至观其繇辞，而繇辞又吉，故曰：‘见书乃并是吉也。’”(37)“墨不浸入”就是墨迹与烧灼变色的部分没有能够重合，亦即所谓的“不食墨”。如果墨迹与烧灼的印迹、兆纹吻合，就是“食墨”。显然“食墨”、“不食墨”与食龟肉无关。 其四，《三国遗事》中“喫”字只出现过两次。《三国遗事》是第一次记载《龟旨歌》的文献，“喫”字出现于《龟旨歌》和《海歌词》，此外没有其他的用例。其他所有吃的意思，都以“食”字记载。《海歌词》使用“喫”字是受到了《龟旨歌》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海歌词》的用例可以不计。既然只有《龟旨歌》用了“喫”字，那么完全有理由怀疑此字是误刻。如果最后一句确实是“燔灼而喫”，就意味着九干等三百多人聚在龟旨山顶，燔灼龟的目的是食用龟肉，这在这个建国立君的神话中显得荒诞至极。 四、“喫”当为“契”的根据 日常生活、龟卜方法、《三国遗事》几乎都不使用“喫”字，那么为何《龟旨歌》偏偏要用呢?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龟旨歌》并非龟卜歌，一是“喫”字为误刻。《龟旨歌》的所有因素都与龟卜方法吻合，只有“喫”字不合，这就说明此字误刻的可能性极大。从龟卜方法来看，“契”与“喫”字形相似，在传抄和刻印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讹误。笔者由此认为，此句本来应当是“燔灼而契也”，因为“契”是龟卜最常见的用语之一，“契”与“灼”又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组合关系： 其一，“契”是龟卜的基本用语之一，“契”和“灼”都是动词，经常组合为“契灼”。契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这里暂不讨论甲骨文，因为与《龟旨歌》的文本直接相关的是“契”字的具体用法和“契”字与其他字的组合关系。在龟卜中“契”字有多种用法，究竟哪一种用法是《龟旨歌》文本的用法，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龟旨歌》文本的正确解读。一般将“契”字训为开，也就是凿开龟板，或谓之钻。《毛诗正义》云：“又于是契灼其龟而卜之，卜之则又从矣。”(38)“契灼”就是先契后灼，相当于《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的先钻后灼。《毛诗正义》又云：“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笺云：考，犹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龟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镐京之地，龟则正之，谓得吉兆，武王遂居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纣定天下，成龟兆之占，功莫大于此。○挈，苦计反，本又作‘契’。或苦结反。)”(39)周武王当年选定京城就是通过龟卜来决定的，按照《毛诗正义》记载来看龟卜就是先契后灼。 由于“契”与“灼”的组合程度太高，相当多的经学家以为“契”就是“灼”，“钻”就是“灼”，二者是一回事，也就不存在先契后灼的顺序。《清稗类钞》记载： 乃经注家多误并钻与灼为一，如《菙氏》：“掌其燋契。”注：“《士丧礼》，楚焞置于燋，焞即契，所用以灼龟。”《士丧礼》注：“楚，荆也。荆焞所以钻龟灼龟。”《正义》：“古法，钻龟用荆，谓之荆焞。”殊不知灼龟用焞，钻龟用契，混契与楚焞为一者，误也。且不仅笺注家如此。《周官·卜师》：“扬火以作龟。”其语亦未明了。此笺注家致误之所由来，非实见钻与灼之迹，殆不能发见其讹误，此是正之一端也。(《清》：4532) “契”与“灼”混同之后，很多龟卜的记载就变得不明。其实两者不可能是一回事，《刘铁云藏龟甲牛骨》云：“钻龟，一曰作龟，(《大卜》作龟注：‘作龟，谓凿龟。’)凿龟用契，(《华氏》：‘掌其燋契。’注：‘契谓契龟之凿也。’)此凿龟之可考者。盖古人之卜，先钻后灼。钻与灼自是两事，本自分明。”(《清》：4532)“契灼”二字连在一起使用，但意思并不相同。 其二，“契”是用刀刻准备烧灼之处的记号。“契”有二义：一是动词，指用刀刻划记号；二是名词，名词之契有二义，一是凿刻的工具，二是刀刻之文，刀刻之文又指符契、书契，还引申为契约、文卷等等，因为刀刻之文不易更改。“契”字的右边是一把刀形，左边的一竖三横是用刀在木条上刻下的三个记号。楷书的“契”字有木旁，表明契刻的材料是木。后来木误为大，也就是“契”字。《诗·大雅·緜》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40)此句的“契”为动词。东汉郑玄笺云“契灼其龟而卜之”(41)，“契”是作为动词使用的。作为名词的用例也不少，《周易·系辞下》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42)。《周礼·天官·小宰》有“听取予以书契”(43)。胡煦认为龟卜的“契”是刻写出来的符号或字： 煦按：契者，刻划之称。古者书契用铅刀刻划其简策，持以为约信之具。央决，即刻划之义也。契字，《周礼》音楔。朱子音器。按：此即书契之契。宗朱子为是，谓刻划其龟板之下方，以定其上下内外之限。《周礼》所云开龟是也。此犹在未灼时，契而后燋，契而后必于所契之地，故曰焌契火，非吹不燃，故曰龡其焌契(龡即吹字)。(44) “契”是在龟板上刻划出记号，相当于食墨中涂墨作记号，只是不用墨，而是用刀。刀刻记号或墨画记号应当都是存在的，因时代和地域不同使用了不同的标记方法。胡煦《卜法详考》还记载：“或曰：以刀刻龟甲，欲钻之处也。煦按：今之龟卜，以刀刻龟下为方形，当即其遗法。”(45)《清稗类钞》记载清朝时仍有刀刻记号的遗俗：“今验之新出之龟甲，其钻迹作○状，大如海松子仁，以利刃凿之之痕可辨认，或一或二，灼痕或即在钻旁。或去钻痕稍远，灼痕员形，略小于钻迹，此又钻与灼为二事之实验。”(《清》：4532)显然“契”就是刀刻记号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与第一种用法有所不同。 第三，“契”是开出其兆，是动宾结构的短语。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有如下解释： 契，开者，言契龟而开出其兆，非训契为开也。《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丧礼》曰：‘楚焞置于燋，在龟东。’”楚焞即契所用灼龟也。燋谓炬，其存火也。《士丧礼》注云：“楚，荆也。”然则卜用龟者，以楚焞之木，烧之于燋炬之火，既然，执之以灼龟，故笺云“契灼其龟卜之”。既契乃开出其兆，故《春官·卜师》“掌开龟之四兆”，注云：“开谓出其占书也”。是既契，乃开之，但传文质略，直言“契开”耳。(46) 孔颖达认为“契”不能直接训为打开，应当是“开出其兆”，也就是打开龟板、烧灼之后出现的龟纹。将“契”直接训为开，是省略了开出的兆纹，也就简化为了打开。孔颖达之说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这就是龟卜过程的后一阶段。 从上述“喫”与“契”在龟卜方法中的使用与意义来看，“燔灼而喫”是错误的，应当是“燔灼而契”，根据如下： 其一，从语言角度来看，应当是“燔灼而契”。在“燔灼而契也”中，“契”是动宾结构的短语，意义是开出其兆。按照龟卜的方法来看应当是先契后灼，但在此句中是先灼后契，似乎不符合龟卜方法的顺序，然而“燔灼而契也”的“契”不是动词，不是钻或打开；也不是名词，不是指刀刻的符号，不是书契或符契；这个“契”是动宾结构的短语，既有动词开出的意义，也有名词兆纹的意义。符契和兆纹都是特别的符号，但在龟卜中是不同的，前者指烧灼之前的符契，后者是烧灼之后的符纹。先契后灼是龟卜的前段过程，先灼后契是后段过程，其意义完全不同。先灼后契也符合龟卜方法，《战国策》记载：“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47)先灼而后文于外，其实就是先灼后契。龟卜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吉祥的龟文，以预知未来。“文”与“契”用字不同，但意义相近，“契”中包含了文的意义。由于“契”字在龟卜中经常使用，其用法也相当繁杂，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用法是正确的，因而必须仔细辨识“燔灼而契”中“契”字的用法与意义。此句中，“契”字完全符合语法意义，也符合龟卜的方法，因而可以确定“燔灼而喫”是“燔灼而契”的讹误，由于“喫”与“契”字形相近，从一开始就出现讹误也是完全可能的。《史记》记载“钻中已”与“灼龟首”各三次，但没有记载交替三次，还是先钻三次，再灼三次。如果是交替钻与灼，那么在龟卜的前段中既存在先契后灼，也存在先灼后契。 其二，“契”是动词，是契合、符合的意思，即指所谓的“食墨”。在烧灼之前按照事先想得到的吉兆，以墨在龟板画好纹线；烧灼之后，如果涂墨的部分与烤灼的兆纹重合覆盖，就是食墨。食墨就是契合，契就是合。这种意义上的“契”也可以指龟板的兆纹与祈祷之事相合，这无疑是龟卜的最终目的。宋代理学家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记载： 《緜》之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郑皆以契为开，非也。先作其墨，观食不食者。古卜卜人令龟已遂，预取吉兆，墨画其上，然后灼之。灼文适顺其画，是为食墨者吉。其兆不应墨，则云不食，不食则龟不从也……以墨令龟，而兆与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人谋与龟协合也。(48) 此说亦见于宋代高似孙《纬略·诗卜筮》卷四等文献。按照此说来看，毛诗、郑玄的解释是错误的，“契”不是打开，应当是合或契合。这个用法与“燔灼而契”完全吻合，“燔灼而契”的意思是燔灼之后的结果与所期望的结果相合，也是预先以墨画好的吉兆之纹与烧灼之后的兆纹相合。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并不矛盾。 将“喫”还原为“契”之后，《龟旨歌》的意义就顺畅自然、通晓易懂了，其完整的意思是：龟啊龟啊，请伸出头来；即使不伸出头来，也要用火烧出兆纹。或者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即使没有伸出龟首，也希望烧灼之后食墨，也就是祈祷预先画好的符纹与烧灼的兆纹完全契合。两种意思稍异，后一种意思似更合乎金首露神话，也更符合龟卜祝词的特征。龟卜祝词总是要写入祈祷的愿望，如果完全没祈祷的因素，就失去了祝词的意义。“契”字正是表达祝愿的关键字，此字被讹误之后，《龟旨歌》就失去了龟卜的关键因素。改“喫”为“契”后的理解与《龟旨歌》的字面意思是完全相合，不需要任何曲折的转换解释和婉转象征。其实《龟旨歌》是相当写实的诗歌，其所有因素都包含在龟卜方法之中，这些因素按照字面意思组合之后自然顺畅，不存在彼此矛盾的现象，诸因素之间构成了互相关联、又可印证的关系链和证据链，也证明《龟旨歌》应当就是龟卜歌。从金首露神话与龟卜的功能来看，只能是“燔灼而契”。金首露神话是驾洛的建国神话，建国立君是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最后一句是“喫”，那么《龟旨歌》的目的就变成了吃龟肉，与建国立君与龟卜都没有关系。“契”和“灼”在龟卜中的特殊密切关系，也表明应当是“契”，而不是“喫”，“灼”与“喫”并无组合关系。只有“燔灼而契也”符合龟卜方法，也符合《龟旨歌》和金首露神话。 《龟旨歌》的最后一句误为“燔灼而喫”之后，就偏离了龟卜。一字之误使《龟旨歌》变得意义不明，难以理解，由此造成远离《龟旨歌》意旨的学说杂出不断。学者们尽管全力解说“喫”字，但《龟旨歌》的文本本身存在讹误，在讹误的文本基础上无论怎样阐释，恐怕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这个讹误从13世纪一然的《三国遗事》开始一直伴随至今，各种不正确的看法也是相随至今。还原正确的文本是最重要的基础研究，然而仅仅依据现存的各种版本，是不能还原正确文本的。“契”是龟卜的标志性用语之一，如果很早就还原出这个用语，还是比较容易确认《龟旨歌》的性质，不会使研究偏离太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