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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笔者粗略的印象，2019年并不是文学创作硕果累累的大年，这一年中，人们没有看到极富震撼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总体情形略显平淡。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坛陷入萧条萎缩的境地；尽管文学在整体社会生活中边缘化的困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但众多的作家还是笔耕不辍，奉献出了风格不一的作品，虽称不上繁花似锦，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一线名家推新作，古典情怀与当代世俗之间的碰撞与疏离 格非是今年最为引人瞩目的一线作家。他在2015年以《江南三部曲》荣膺茅盾文学奖，其后创造力依旧旺盛丰沛，2016年问世的《望春风》以对江南乡村数十载的风云变幻别具一格的展示而颇受好评，为趋于烂熟境地的乡土文学开拓了新的疆土，而近期推出的新作《月落荒寺》承续了其惯有的风格，文笔典雅洗练，描绘精准，从里到外散发着中国古典诗文的神韵气息。 翻读全书后不难发现，《月落荒寺》与《江南三部曲》中的收官之作《春尽江南》一脉相承。虽然在篇幅上它只是个小长篇，但通过对大学教师林宜生家庭婚姻生活的描绘，再一次鲜明地凸现出富于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世俗生活中的困境与精神求索。早在1995年，格非便在《欲望的旗帜》中触及这一敏感而重大的主题，《月落荒寺》则可视为最新的变奏。 如果说《春尽江南》以洋洋30万字的体量铺叙了谭端午20余年间的生活遭际，像是一部气象雄浑的交响曲，那么格非的这部新作从长度而言，不及前者的一半，更像是一部精美的钢琴协奏曲，呈现出玲珑、细巧、优雅的洛可可式的风貌。从人物设计和场景展示上，它不时让人想起《春尽江南》，只不过将主人公的活动背景从江南小城鹤浦挪移到了京城。此外，音乐在《月落荒寺》的文本肌理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功用，它的标题便取自于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乐曲，而蒋颂平、丁采臣等人物在他先前以音乐发烧友为主题的中篇《隐身衣》中已经现身过，无怪乎有人将这部新作视为前者的续篇。而《隐身衣》中作者浓彩重墨涂抹的神秘元素也闪现在《月落荒寺》中，女主人公楚云的神秘身世、她的失踪及归宿真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格非得心应手地将这些通俗小说中习见的悬疑技法镶嵌在叙述中，更为全书增添了不小的可读性和趣味。 全书临近结尾时的中秋音乐会弥漫着一股“晓风吹过寂静旷野”的悲凉之意，它与从头至尾在文本中不时浮现的忧郁怅惘无奈之感交相呼应，就像女主人公楚云名字中暗含的“楚云易散，覆水难收”的玄机，奏响了一阕哀婉凄清的天鹅之歌，让人不禁联想起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全书的结局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七年之后，林宜生与楚云邂逅相逢，物是人非，两人百感交集，相对无言——这一“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沧桑感虽无令人耳目一新的意境，但也余音袅袅，耐人回味。 在当代众多女作家中，蒋韵在题材、风格上一直独树一帜，卓尔不群。女性的命运和其精神世界是她关注的焦点，她们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身不由己地颠簸浮沉，尽管不乏惨烈悲郁，但在蒋韵的笔下，却时不时洋溢着一股温馨的诗意和浪漫的情愫。她在2019年推出的新作《你好，安娜》可谓一部集大成之作，它延续了昔日《隐秘花开》《栎树的囚徒》等作品的轨迹，在横跨三代的12位女性人物身上，再一次将女人、爱、承诺、背叛与救赎等主题予以酣畅淋漓的书写。 青春是蒋韵作品中的一个关键词，这在以上世纪80年代为背景的《行走的年代》中已有充分的体现，而在《你好，安娜》中又成了全书的启锚点。打开书页，素心、三美和安娜三名少女身上洋溢而出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它甜美、活力四溅，但又蒙罩着残酷的阴影。随后发生的变故让人猝不及防：素心暗恋上彭承畴，而彭承畴又爱上了安娜。过后，安娜将彭的一本黑羊皮笔记本交给素心保管。在一起偶发的抢劫案中，素心丢失了笔记本，这对安娜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她绝望中投湖自尽。为此，素心背上了无法脱卸的包袱，它成了她心灵的十字架。直至数十年后才真相大白，那时她和三美已经鬓发斑斑。真相并不能让时间倒流，它能否给备受煎熬的灵魂带来救赎，还是让人在撕破谎言的面纱后跌入虚无的深渊？由此不朽的疼痛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这也是她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一直孜孜不倦探索的焦点。 爱情、死亡、苦难，在那一特殊的年代扰攘的激流下隐秘地孕育、抽枝吐绿。引人瞩目的是，蒋韵并不止于描绘外在的事件，而是深入到她们的内心世界中。在那些女性人物悉心呵护的精神乌托邦世界中，爱情不仅是为了择偶成家，而是其生命价值寄托之所在。她们在苦难中期盼着救赎，当初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时在荒原上遇见的救命果实玛娜便成了神灵救赎的象征。她笔下的女性带有先前时代的鲜明印记，俄苏文学成了她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而对当今新一代女性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困境，蒋韵笔下却鲜有涉及，许多年轻读者读了难免会感到隔膜。 80后作家发力，欲望浮世绘，折射时代心声 除了格非、蒋韵等知名作家外，在2019年，一些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80后作家也频频发力，令人刮目相看。近年来郑小驴在中短篇创作上屡有斩获，首部长篇《西洲曲》也有不俗的口碑。新作《去洞庭》更是将其先前作品的诸多元素、以及对于疾速变化的生活的敏锐感知融为一体，成为一部折射出时代心声的力作。乍看之下，这部小说有着极强的可读性，它披着悬疑的外衣，以一起离奇的车祸将五个人物汇聚在一个叙事空间内，上演了一出如火如荼的欲望戏剧。一开始人们就看到，穷愁潦倒的快递员小耿借机强奸了失意的女青年小鹿，失手间将她打伤，为了逃避罪责，将其捆绑放入后备箱。在前往洞庭湖途中，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者是外出偷情的作家岳廉和富商史谦的妻子顾烨。其后，这五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小鹿身心倍受摧残；史谦生意一路下滑，在发现妻子隐情后雇凶杀奸夫；岳廉被追杀途中落水而死，顾烨同时失去了情人和家庭；小耿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犯。单就这些人物不祥的命运而言，它们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刺激与震撼。但郑小驴不是在复述重口味的社会新闻，他在展示人物诡异的命运时，传达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巨大的惶惑不安与骚动。爱情的失意、中年危机、家庭的解体、背叛与复仇、情欲的疯狂，这些元素在全书中应有尽有。从这个意义上，它触摸到了我们的敏感神经，展示了深不见底的精神危机。它不论贫富贵贱，无一能逃脱。挣扎在底层的小耿自不待言，家庭的贫困和个人艰辛的遭际将他推上了犯罪的道路，而衣食无忧的史谦、顾烨夫妇的生活中也是危机四伏，而被人讥嘲为吃软饭的作家岳廉游戏人生，在欲望的潮汐中随波逐流，最后被人性中复仇的黑洞所吞噬。 在这部作品中，这五个人物奔向其命运终点的洞庭湖成了一个意蕴复杂的符码。一方面，它代表了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是赋予人们勇气、激情和智慧的源泉，也是人们生命价值寄寓的场域；另一方面，它又带着凶险狰狞的面相，睨视着人世间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不经意间毫不留情将他们玩于股掌间，任意摆弄摧折。可以说，正是在这部小说中，郑小驴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将童年记忆、乡村叙事、都市的欲望角逐融为一体，描制出一幅色香味俱全的浮世绘。而在艺术手法上，他可谓博采众长，将上世纪各种富于先锋色彩的技法融于写实的底色上，臻于圆融无碍的自如境地。 “东北作家群”重新崛起，边缘人物+先锋技法引人关注 近年来，东北作家的创作屡屡引起人们的关注，80后作家双雪涛便是其中一个代表，《平原上的摩西》等作品风靡大江南北。其实，这有着文学史的渊源。早在上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一大批青年作家流落到上海、北平等地，萧红、萧军、骆宾基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世纪之交以降，以国有重工业为重头的东北地区在经济转型中陷入困窘，大批工人下岗转行。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对普通人的生活形态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年在文坛引起关注的班宇的作品展现的便是这一特殊人群的生活情态。 班宇前些年发表的《逍遥游》以及收在小说集《冬泳》中的几篇小说叙述语调缓慢、滞重，细腻地展示了工人及其他底层人群艰窘的生活状况。他的语言也相当有特色，评论家李陀曾作过如下评价：“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语，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酿成了一种新颖、极富活力和表现力的叙述语言。不难发现，灰暗成了班宇笔下人物生存的主基调，他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重压和不公正，尽管做过种种尝试，但最终无法突破命运的罗网。他们间的互掐互残也成了司空见惯的常态，这在《冬泳》这篇作品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叙述者“我”被母亲催着相亲，遇上了离异的女子隋菲。相处日久，两人间渐渐擦出了火花。但隋菲的前夫东哥不仅阻挠她探望女儿，还为了抚养费时常骚扰她。此外，隋菲还怀疑其父之死系东哥所为。最后“我”在雪夜将东哥痛揍一顿，为隋菲解了气，也陪她将女儿接了出来。显而易见，暴力成了这些人物维系自己仅有的一点尊严的武器。但未来的图景依旧迷糊不清。尽管如此，作者在结尾处抹上了一层希望的暖色：“我往前走一走，再走一走，只要我们都在岸边，总会再次遇见。” 在班宇今年发表的中篇《双河》中，这一特色得到了延展与强化。与作者同名的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也颇为不顺，婚姻破裂，收入菲薄。他尽管致力于写作，但无法藉此获得体面的生活。与先前作品不同的是，班宇在这篇近作中采用了“元小说”的技法，叙述人在外出游玩之际向朋友和回国探亲的女儿讲述了自己正在创作中的一部作品。这部镶嵌在文本中的“小说”中的人物与读者看到的小说中的人物重叠在一起，但其经历遭遇时有分岔，喻示了生活中潜藏的另一种可能性。全篇结尾出现了叙述者在年轻时写的一首诗：“生活是一场蝗灾/不能失去啊，不能失去 我/轻轻勾住天空的/玻璃耳朵”，那股生活的热情尚在，并没有完全泯灭，只要有机会，它的光和热便会再次蹦窜而起，蔚为大观。 毋庸讳言，班宇作品的弱点也很明显。他诸多作品呈现出的人物、视野与场景多多少少显得单一逼仄，初读会有很强的新鲜感，为其鞭辟入里的描写所折服，但读得多了会感到时有重复的痕迹。他并不着意于心理描绘，笔下人物的情感世界常通过其感受、对话和行动来加以渲染，但缺乏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大多挣扎在社会的底层，缺乏体面的生活，倍受压抑，但到了一个临界点，也会有异乎寻常的爆发——这成了这些人物的基本生存模式。班宇牢牢瞄准那些边缘性人物，对其他领域的人物鲜有兴趣去了解、探究。 市井浮世绘的当代新形式：兼具虚构与非虚构，混搭方言与古典小说风味 同样是描绘普通人的生活，上海女作家任晓雯的《浮生二十一章》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尝试。它肇始于作者为报刊写的富有故事性的人物素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小说的方式来写专栏”。数年来，任晓雯接连写了几十个人物，“是从一地鸡毛的人生里找出叙述支点”。前些年问世的30余万字的长篇《好人宋没用》正是她写作这组人物素描时的衍生品。与小说专注于人物描写略有不同的是，《浮生》中兼顾的是人性与历史两个维度，篇幅虽不长，但一个个栩栩如生。 由于作者在选择人物时依照“个性明朗，境遇普遍”的原则，因而这组林林总总的人物群像虽具体境遇遭际各各不同，但却呈现出某种相似性：他们几乎都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从性情智力禀赋而言，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没有卓尔不群的人生经历和业绩，在个人无法操控的历史潮流中漂移沉浮，演绎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和上面论及的班宇一样，任晓雯的这部作品在题材选择上也显现出某种程度的狭隘单一，但其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烟火气浓郁的市井中人，在应对各种挑战时或灵敏机巧或迟钝木讷，市民生活的繁杂凌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象的单一。对于都市市民性的描绘，有着很深的文学史渊源，在张爱玲眼里，她津津乐道的市民生活是恒常人性的真切写照，王安忆的《长恨歌》、金宇澄的《繁花》也正是凭借其对于上海市民生活的精彩描绘而为世人瞩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晓雯这部兼具虚构与非虚构特性的《浮生》延续了这一文脉，并以新颖的形式重新加以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任晓雯在语言运用上作了不少探索，一是娴熟地化用明清白话小说的语辞、句法，打磨出一种仿真度极高的拟古叙述语言，二是将大量上海方言词语融入文本，这在人物对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读者在《好人宋没用》中已经对作者这一自觉的语言追求略知三分，而《浮生》中的这些素描由于篇幅不过寥寥数千字，其语言特征更豁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 方言语汇的运用，无疑能增强作品的地域色彩和表现力，只要不滥用至妨碍此一方言区外读者的阅读，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而对古典小说语言方式的大规模仿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赞之者以为任晓雯的这种做法使文学创作褪去“五四”以来欧化翻译文体泛滥的痼疾，接续中国传统文脉，使其更富于中国特色和气味。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平心而论，“五四”以来百年间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它向全世界敞开，为文学语言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个别作家如果醉心于古色古香的语言方式，那是个人的选择。如果无视这百年的文学创作实绩，一心想回复到白话文运动以前的语言方式，那将大大限制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使其无法及时吸收外来语汇，并将使其局限于对日常生活的描绘，而无法进入对其他领域（尤其是精神领域）的描摹。这是任晓雯这部作品给人们提出的难以回避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