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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建构的散文时代 1993年，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的《躲避崇高》一文是个标志，标志着人们已经察觉到文艺出现的新动向。实际上，这个动向反映出来的错动是非常大的。正如王蒙带着一丝欣喜和慨叹所讲的那样，以王朔小说所代表的这种动向，是对以往一切主流文艺创作模式的颠覆，无论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还是精英主义，都消解为生活的“浑汤子”，没有谁比谁更猥琐，也没有谁比谁更高尚，这是种“亵渎神圣”的“失重”文学[24]。在它们那里，生活现实取代了想象真实，集体价值还原为个体意愿，中心庙堂让位给多元民间。于是，过去一直在空中游走的神圣诗性轰然坠地，泯然众人。众语喧哗中，头脑上空再没有任何东西供人膜拜。这无疑是个由散文主宰的时代。 对中国而言，这是个全然陌生的时代。陌生不仅仅出自文艺的表征，更在于其背后的主宰力量：现代工具理性。正是工具理性对传统价值理性的捶打，才造就了这么一个时代。按马克斯·韦伯所讲，工具理性是对非理性物欲的一种理性化组织，以此来合理追求利润，合理满足欲望[25]8。若我没理解错，这种理性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发热，会严格遵循认知的规程，一丝不苟、精打细算，以期效率最大化。它是一种站在地面进行思考的理性，激情、理想、冲动、胸怀、道义、热忱诸如此类价值理性一旦离开地面，就会一文不名，不存在任何价值。在它那里，人情味儿是很奢侈的东西，想想《威尼斯商人》里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大略就能明白这个特点。由此便该理解，80年代的理想主义诗性为何进入90年代会迅速消散，为何不再有前十年一呼百应的思想英雄，为何民间写手开始唤雨呼风，写作不再是职业作家的特权。在工具理性面前，不管愿不愿意，传统精神价值的退位已成必然，它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站在思想上空指手画脚，也别指望人们将其供奉在壁龛里顶礼膜拜。这预示着，或至少看起来，在告别左倾政治对文艺的束缚之后，似乎又进入了一个由经济力量主宰众生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文艺理论及批评最初的反应充满了不解、错愕乃至愤懑。始于1993年“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这种直觉的反应。对讨论的发起者而言，无论是王朔的小说还是张艺谋的电影，那种凡尘的气息令他们瞠目结舌，真切感受到了后者对自己所执守的高品质精神生活的巨大威胁。所以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用“卑下”、“羸弱”、“噱头”、“献媚”、“萎缩”、“陈腐肮脏”、“虚无主义”、“废墟”等激烈的言辞痛击这种动向，这还是在他们并未看到后来大量博文、网文、广告及其他市场艺术门类，以不可阻挡之势侵蚀严肃文艺领地的情况下。他们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且道理直到今天也依然适用，因为这些新文艺乃至理论批评本身，的确存在低俗、粗制滥造乃至寡廉鲜耻等现象。只是当时这些讨论还未静下心来思索这种动向的缘起，当然也就不可能意识到这种缘起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否则或许就会有更多的包容与期待，会发现一片废墟当中，还有一些可能不那么温暖却肯定更真实的东西。 或许是经历的缘故，并非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王蒙，却敏锐察觉到了动向背后的现代性推手。他说，我们根本就未曾有过人文精神，又何谈“失落”呢！话很尖锐，却未尝没有道理。在他看来，人文精神离不开经济的土壤，“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市场经济则不同，它“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经济”，但“比较符合人的实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26]。其实，“伪人文精神”并不见得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价值理性膨胀的产物，毕竟市场经济也并不绝对排斥计划。不过，他以现代性经济理性的尺度来考量人文精神这类价值理性，却显得非常理智和冷静。然而，适用现代经济的价值理性应该怎样？王蒙没有讲，也不容易讲，他只是相信，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26]。这是对现代性经济罕有的信任。 对现代性的认可是一方面，关键是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建什么，怎么建。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有分歧，也有共识。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该是李泽厚先生的意见。不管你承不承认，他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分析，确实显示出少有的睿智与预见。对现代科学和工具理性引发的价值观念问题，他早在1978年末就提出了社会经济进步与价值观念沦陷的“二律背反”问题[27]7，借以说明发展经济力量必然会付出代价，但又不能因为代价就否定科学理性，因为“这工具对中国很重要，没有这工具就不能走进现代，想超越现代迈入后现代更不可能。中国传统缺少这种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工具性的理性精神”[28]156。他还说中国尚未建立工具理性就反对工具理性，“那就很危险”，容易“变成民族浪漫主义而走向保守”[29]47～48。当然，承认代价，承认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侵蚀无可回避，不意味着对此无动于衷。李泽厚采取的办法是用基于中国儒道传统的审美情感，一种带有明显伦理意味的“温暖的人际关怀和人情味”[30]361～362，来解工具理性之毒，尽管他多处承认，“建立在宗法封建社会基地上的孔学儒家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巨大的阻凝作用”[30]108。这也是他“工具本体”与“情本体”的矛盾所在。 与李泽厚不同，钱中文先生对工具理性的弊端显示出更多担忧，但并未妨碍他对现代性人文精神建设的期待与建设。讨论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是站在地面看天空，关注的核心是“人的生存意义”。但他对人生存价值的关注，此时已经走出传统、包括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绝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文艺理论的“开放、多元与对话”。尊重不同个体的声音与权利，这当然是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传统“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观念的反拨，是一种融入某些科学理性在内的新的价值理性。绝对权威在传统文学理论那里，主要表现为庸俗社会学，表现为机械的反映论，不论反映的是什么，创作主体没有自己的声音和权利，所以多元对话内含着“文学不是认识”的看法，是让“文学理论可以走向自身、走向自律的科学探讨”，是让文学走向审美的努力。但新理性精神的审美自律并不是80年代的自律，它既不二元对立亦非自我封闭，它离开了庸俗社会学却并未排斥文艺的社会性，它排斥机械反映论也未否定文艺的认识功能；也就是说，作为“理解”的文艺审美与作为认识的“解释”并非对立的关系，“理解要求一定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了一定的解释”[31]288～334。显然，新理性精神敏感察觉到了文艺的自律是有限度的，毕竟他律因素也应内含在文艺之中。这样，如何从现代性经济理性当中生长出自律性的文艺观念，就给中国文艺理论提出了多方位探索的可能。 1993年前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讨论，就是这样一种努力，是对文艺他律性，即现代经济属性的明确认可。当然，这种认可最初并不是自觉的，而是一种纯理论探讨，很少或完全没触及中国的经济现实。1951年《新建设》、1959年《文艺报》的讨论如此，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哪怕社会风标导向了现代性经济发展时，也是如此。这当然不是说这些讨论没有价值。朱光潜先生讲“文艺创造活动正如物质生产一样……都可以产生美感”[32]44；周来祥、张怀瑾先生认为物质生产越发达艺术生产越衰退，二者不平衡是种普遍规律[33][34]；朱立元、何国瑞等先生不同意这是个“普遍规律”，说这是“本末倒置”[35][36]；包括董学文先生批评朱光潜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一致”说，强调文艺生产的独立性[37]等等——他们尽管看法不尽相同乃至对立，但都承认物质生产的基础作用，艺术生产再特殊，也离不开这个基础。应该说，这些话题和结论不完全是从中国自己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实践中推断出来的，主要还是非自觉的理论抽象，但毕竟注意到了经济生产对文艺的决定性力量。 对艺术生产问题的自觉讨论始于90年代，这次讨论的最大收获，就是确认了现代商业属性对文艺的合理价值。在此之前，人们一谈到物质生产，特别是物欲金钱问题，都视若蛇蝎，唯恐避之不及，好像物质生产就意味着这些。现在不一样了，在发现现代性经济生产给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善之后，人们开始在它们身上找寻对精神方面的好处，特别是对艺术生产的合理价值。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应必诚先生说，单纯追逐经济利益要为艺术生产的“粗俗颓废”负责。这点倒没什么，也有其他人这么讲过。关键是肯定艺术生产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价值)二重性之后，他有两个重要结论：一是艺术产品只有通过市场“成为商品才能到达接受者的手中，才能最终实现其审美价值”[38]。这就肯定了艺术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依赖性，说明艺术的精神价值至少要借市场化通道才能实现。书不卖出去，人们看不到，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精神价值。于是，过去反映论的看法也在此环节遭致颠覆，不好再说无论人们是否看到，作品的意义依然客观存在之类。二是从长远看，“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也是一致的”，意思即是审美价值越高，卖的钱也就越多[38]。这也从侧面说明，文艺的精神价值纵使不是从经济现实中产生，也要接受它的认可，否则也就不会存在二者的同步。后来胡亚敏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说没有市场运作和传播，再好的作品也只能“藏在深山人未识”，审美价值也会因此落空[39]。而且她还谈到艺术商品化的另一个好处，它可以消除职业文艺家的垄断，从而“超越分工，使大众成为艺术生产的参与者”[40]。90年代后大量民间博文、网文等新媒体创作的兴起，就说明了现代经济理性激发出的这种多元化平等意识，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至少说明这种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是从艺术的商业属性当中出现的。陈定家先生的意见和以上两位相仿，同样相信艺术生产可以同时具有商品、审美二重性，并用大量史料证明，完全可以“利用市场竞争的规律来促进艺术生产的繁荣”[41]。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物质生产为文艺精神价值的实现通道，且本身可以滋生新的文艺价值精神等结论，并不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简单推演，而主要是文论家针对中国现实自觉思考的结果，即便这些重要话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却也为中国现代性文论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窗。 除了经济层面的工具理性、价值层面的人文精神，对传统的态度也成为中国文论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话题。严格说来，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始于1995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文论患了“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42]。这样非但解释不了古代文艺，也没有办法和世界对话。怎么办呢？那就是“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43]，用另一位论者的话说即是“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44]。这种看法很快引起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并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论，认为失语症论者怀有一种“文化复仇情绪”，“富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息”，是为争夺话语权，“‘欲与西方试比高’的‘权力意志’所导致的结果”，没有看清现实，而现实的“当务之急不是引领出所谓‘存在的诗意’，而是如何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问题”[45]；另一种意见不同意中国文论存在失语症状，同样要求中国文论关注并立足于自己的现实“需要和语境”，但这种现实语境主要不是指工业化或城市化的经济社会，而是这个社会的文艺现实[46]。按马克思的讲法，完全回到传统当然不是现代性，恰好是现代性需要清除的东西。当然这不是不要传统，关键是其中的优良部分。何为优良？也就是这两种意见中的现代性物质与精神现实。 在我看来，站在地面思考精神价值层面的问题，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最值得珍惜的收获。这个收获又可以从四方面来看。第一，承认现代经济理性的基础地位，冷静看待它的负面价值。现代工具理性的确有很多负面效应，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尤巨。特别是其中的逐利趋向，过去在中国的历史中一直是潜踪蹑行，摆不上桌面，现在都释放出来了。别的姑且不谈，就拿理论界来说，这些年来它们很多都已垂下高贵的头颅，将曾经的神圣与尊严变为交换价值，将感动与深刻托付给市场，将价值理性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将学术量产，将媒介变为推销平台；传统所谓的操守、良知、尊严、友谊等多少有点儿溃不成军，甚或本身沦为营销手段。面对这种现象，严肃的文艺理论有愤懑、抵制、批判、无奈等复杂的情绪，都不难体谅，它们也的确应该批判，事实上批判也一直激越。问题是，能不能因此就将产生这些负面效应的现代经济理性一并否定掉呢？当然不能。因为后者固然滋生出这些不好的东西，可偏偏又是它，解决了我们最基本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这四十年来人们从中得到的好处不言而喻。为了这个好处，有时承受一些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它让人显得比较真实，用王蒙的话说就是符合人“实际的行为动机”，比伪饰带来的害处要小。所以有人忧虑现在中国只讲钱，不关心公德和政治时，李泽厚就回答说，在一些时候，“多想点儿钱并没有坏处”[47]13。即便是毒素，毕竟也是附在健康肌体上的毒素。马克思为什么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异化现象，却不否定其背后现代性经济生产本身，甚至把这种生产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恐怕道理也在于此。 第二，在现代经济理性基础上重建文艺的人文精神。破坏容易建设难，不管是借助西方理论还是出自切身感受，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当然还很不彻底，但规模却是空前的，崇高、理想、庄重、宏大、严肃、神圣、追求、担当等等，纷纷从高空坠落，成为嘲弄乃至亵渎的对象。人们正习惯着贴在冰冷的经济地面来说话，纵使话说得冰冷、琐碎乃至低俗，这地面也应该是文艺价值精神最丰厚的土壤，离开最基本的现代社会经济现实，离开由这个现实自发生长出来的文艺谈精神，理应受到质疑，因为现实的精神价值只能出自现实的生活土壤，也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真正信从。现今在艺术生产与消费合理性、大众化等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多元、对话、平等、包容等等价值观念，尽管力量尚嫌微小、散漫，也远远比不上某些传统观念来得亮丽、煽情，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才是更为理性、坚实和持久的力量。只要在探索、实践中剔除其中无益于社会、个人的观念，这些都值得扶持、成长，成为新型价值精神的酵素。这当然需要耐心。 第三，警惕诗意。现代性经济生产是在科学、思辨理性的冰水中浮出水面的，物质、利益、规则这类非价值性的观念是它的主导原则，一切未经其清洗的精神价值高飞总难免碰壁而碎。正如西方现代性哲学先驱弗·培根所讲，“切不可以给我们的认识装上翅膀，反应挂上铅锤，以免跳跃和飞翔”[48]83。这不是因为飞翔的价值理性不可以给人满足，而是妄自飞翔所得到的只是“虚幻的满足”[49]89，徒具装饰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会对浪漫主义、田园诗般的温情嗤之以鼻，不予信任，因为他相信资本全球化浪潮的不可避免，农业生产模式包括民族工业等，终会卷入其中、崩塌同化，一切基于其上的“封建羁绊”会被“斩断”，神圣光环会被“抹去”，温情面纱会被“撕下”[3]34，这即是艺术或精神生产中商品属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海德格尔式“诗意的栖居”满足的也只是怀旧的心理，美若梦幻，却不现实。所以从现代性角度看传统文论现代转化，基点只应有一个，那就是现代性社会生产的现实，传统文论、西方文论甚至现代文论都构不成当下文论建设的基点。这当然不是说它们没有价值，而是说它们的价值基准只能以现代性来衡量，有利于现代性经济合理发展，有利于现代精神状态健康生存的，才具有转化价值。如果说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说仍然成立，现代性便处于实践的位置。 第四，文艺的自律与他律性均为文艺的属性。80年代对文艺自律性的求索尽管诗性色彩浓重了些，但的确道出了文艺的一个基本属性。但这个属性恐怕不好在抽象的审美价值角度来理解，除非审美还原到马克思所讲的自由和自觉层面，也就是说文艺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精神生产活动④。进入9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艺术生产的经济属性并予以承认，这个收获很了不起，因为现实的文艺除了自律性，也应该包含这个现实的维度，而且只有在现实的维度中实现文艺的自由自觉，才是现实的文艺自律，二者永远处于一种张力状态下，诗神本生存于尘世间。 以上只是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角度对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的简单梳理，所列思潮、流派、观点十分有限，梳理时所持看法也属一己之见。这当然不代表没举到的不重要，像近些年间兴起的生态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生活美学等，对人的生存状态均有深入的反思乃至认同，孕育着很大的文论拓展空间，只是这些理论目前大多处于生成状态，若想做整体评价，恐怕还有待时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