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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枭
摘要：卫湜《礼记集说》中存有范成大《礼记》佚解三则，是范氏经学佚著的首次发现。本文基于细读文献内部与对范氏生平的考证，证明这些佚文应当是范氏经筵讲义。在此基础上，对比汉唐注疏与其他宋人经解，略窥南宋经学在朱子学定于一尊前的面貌。
关键词：范成大 《礼记集说》 解经范式 南宋经学史
范成大是南宋重要诗人，被誉为“中兴四大家”之一，曾入讲经筵，在经学上也很有造诣。然而由于范氏身后文集散佚，同时，经学范式亦发生了巨大转变，其人经学遂不为后人所知。有幸的是，卫湜《礼记集说》保存了范氏《礼记》佚说三则，为我们了解范成大的经学成绩提供了重要材料。
这三则佚文虽是零篇断简，仍颇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这是范氏经学佚文的首次发现，且很可能是范氏的经筵讲义，可以增进学界对范成大的学术思想的了解。其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此时正处于南宋学术界走出北宋经学四分五裂局面，草创新的经学范式，各家学者众声喧哗之时。后来，朱子学兴起并定于一尊以后，这些声音逐渐消歇。范成大是当时的士人领袖，学术、文章皆为时人推崇。同时，经筵讲义的体裁也意味着其经解较能代表当时学术界的一般倾向。故而，这些佚文对于我们了解南宋经学之面貌亦有相当意义。
本文即在厘清这些佚文的文献情况的基础上，结合范成大生平史事，参考汉唐与宋人经说，逐条笺解，并对其中所呈现的南宋经学面貌做初步探索。
一、文献来源及其基本情况
范成大（1127-1206）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属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 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范成大长于诗，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之经学在后世名气不彰，但在当时却颇负盛名。史载，乾道五年（1169 年）五月“除尚书礼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讲《礼记》”[1]。崇政殿说书一职“掌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能为帝王讲解经义，范成大之经学固是一时之选。此后，范成大出使金国，也部分因为“隆兴再议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孝宗）常悔之”，需要选择一位“才识有经学且通达国体者”[2]的使臣。可知范成大在当时人心中，不仅深明经学、礼学，且能在出使外国时据礼行事，不辱使命。今《全蜀艺文志》中存范成大《石经始末记》一篇，当为范氏帅蜀时所作，论述原原本本，亦可见范氏之详于经学。
然而范成大之经学著作，历代著录无载。《直斋书录解题》载其著有《石湖先生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此书明代以后即难觅完帙，今所通行《石湖居士诗集》三十四卷本，即自《全集》中摘出诗集部分，而文集百卷已完全散佚。[3]当代学者如孔凡礼、辛更儒、林嵩等搜辑其佚文，皆有所得。[4]《全宋文》亦有辑录。但诸家所得相较原书百卷之钜，仍相去甚远。
卫湜之《礼记集说》是宋代重要的《礼记》著作，为《集说》体经解的创始之作。是书收罗历代经解150馀家，朱彝尊《经义考》礼记部分之编纂多赖此书，四库馆臣赞之为“礼家之渊海”。《礼记集说》共引范成大经说3条，前均冠以“吴郡范氏曰”，分别见于全书卷四、卷七、卷十，皆讲《曲礼上》篇。考《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书目，知范氏无经学著作存世。笔者推测此三条佚文很可能出自其经筵讲义，佚文之中多有内证。如第一条佚文中，侧重讲“正心诚意之道”，是北宋末年以来多从此论帝王之学。第二条佚文中，经文本讲臣子受命于君主时所当有的行为规范，范氏解释经义之后，却笔锋一转告诫起君主出命之时亦当戒慎恐惧。此皆是经筵讲义之常情，非一般经解体例所当有。能为帝王之师，荣耀非常，宋人文集常有经筵讲义编入。具体到范成大身上，如陈振孙所言，“（范成大）初以起居郎使金，附奏受书事，抗金主于其殿陛间，归而益被上眷，以致柄用。”[5]范氏之得大用盖因其使金有功，而这又很大程度上缘于经筵侍讲得到孝宗赏识。故而，入侍经筵一事，对范成大一生沉浮关系至大，作为此事见证的经筵讲义在范成大著作中自然也居于重要地位，很可能会收入文集之中。卫湜与范成大同家吴郡，均是当地大族，且卫湜藏书极富，不难收集到范氏著作。疑《礼记集说》所引佚文即出自《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一百三十六卷本《石湖居士大全集》。
二、范成大《礼记》佚说简释
范成大对于《礼记》经文之章句或有独见，但由于《礼记集说》全书自有体例，卫湜在收录经说时有所剪裁，范成大《礼记》佚说之原始面貌，已难推考。故辑释仍依卫湜《礼记集说》章句，首出经文，次列范氏之说。继而，就其佚说加以疏释。佚说文字以嘉熙四年（1240 年）本《礼记集说》为底本，校以《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礼记集说》，均无异文。解释范成大经解中，我们选取郑玄、孔颖达之解释作为汉唐经典解释的代表，并旁参其他宋人经解，用以突显范成大的经学特色。
（一）
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毋践屦，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
吴郡范氏曰：将上堂则扬吾謦欬之声。户外有二屦，则声闻于外，而后敢入。入户则不举目以远视，拱手当心以向户扃，不回环而四顾。皆是不欲掩人之私。其事虽小，最为曲礼之要。推而广之，有正心诚意之道焉。使心术不正者处之，必将潜声以升堂，直前而入户，远瞻四顾，为睢盱觇伺之态。则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礼以制形为用，而以制心为本，一念不正，发于方寸者甚微，而形于举措者弗可掩，流于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户日用之常，而君子致严如此者，以心术之邪正系焉。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四。《礼记》经文本身是一系列禁止性的规定，并未解释其原因。郑玄注体现了汉人笃实的经学风格，回到行礼的具体情境中，对这些禁止性规定进行了较为详明的解释。把读者带入行礼的具体场合，对于礼义有细腻的分疏，并有发凡起例的意义。范成大对此段经文的解释则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宋人以义理解经的特点。对经文仪节略作解释之后，范成大就上升到义理层面，认为“推而广之，有正心诚意之道焉。”把礼对日常生活的规范性作用划分成“以制形为用”与“以制心为本”两个层面，并指出日常行礼应接事物的关键在于诚意正心。范成大虽然不属于理学家群体，但其有关“正心诚意之道”的解释却与理学家同调，这固然受到了南宋理学思潮以来不断上升的影响。由于范成大的经解可能在经筵中发表，从北宋以来帝王之学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其渊源。吕公著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诚意为本。其心正，则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诚，则天地神明皆可感动。不诚则民不信，不正则令不行。……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6]侧重强调君主修身之重要，已经将帝王之学建立在《大学》三纲八目之上。“以礼制心”之说，也与范成大“礼以制心为本”之解暗合。范祖禹《帝学》中曾明确指出：“帝王之学谓之《大学》。”[7]南渡以后，廖刚上书高宗称：“帝王之学与文士异，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与《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诚意，愿去末学之无益，坐进此道，则可以复群生矣。”[8]高宗本人也曾数次提及“帝王之学”与“士大夫之学”的不同。[9]可见，北宋以来，普遍认为帝王对经学的学习，不应拘泥于对具体经文的考释与训诂。而帝王之学在经典中最直接的依据即是《礼记·大学》篇中自“诚意正心”一路扩充到“修齐治平”的学问格局。因此，扬弃汉唐经学之解释，阐发到“正心诚意之道”上，也是经筵讲义中当有之义。具体到听讲的孝宗身上，我们也能见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孝宗小年极钝，高宗一日出对廷臣云：‘夜来不得睡’。或问何故，云：‘看小儿子读书，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为忧。’某人进云：‘帝王之学只要知兴亡治乱，初不在记诵上。’[10]孝宗之智力表现如何，姑不置论，但其个性上反感拘泥具体经文的记诵之学则属显然。考虑到后来范成大仕途之显达，很大程度上是其讲经中能得孝宗的赏识，并认为他“通达国体”。所以，在讲经过程中，侧重从义理方面进行阐发，而非继承汉唐经学遗轨，也是范成大基于特殊学生的特殊要求精心选择的讲经方式。
（二）
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若使人于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
吴郡范氏曰：人君所以为国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臣下而已。命令重则其政举，命令轻则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盖以吾君之所以为国者在焉。故《曲礼》叙尊敬君命之说为尤详。朝受君言，夕舍于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请命于君，其往则朝服，而遣之其反则下堂而受之，非严使人也，严君之命也。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动化万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动如此。是以圣主兢兢业业，不敢忽于出令。审之而勿轻发，守之而勿轻变，使天下致敬而取则，观听不惑，而后治功可成也。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七。郑玄在解释这段经文时，通过对“言”字的解释，将《礼记》中孤立的经文安放在《仪礼》的礼学框架之中。[11]郑玄注意从经典中看似不合常理处发掘其深刻内涵，建立体大思精的礼学体系。但从义理层面上说，郑、孔解经侧重的都是君臣结构中，臣子在接受君主命令时，所应持有的谦卑恭顺之心。其经解中贯穿“亲亲尊尊”的礼法精神，尊者对于卑者享有绝对的权威性。相比之下，范成大的解释，则更有思辨性。开篇“人君所以为国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臣下而已”一语就打开了解释的另一种可能。臣子对君命自然该尊敬如“雷霆之不敢侮”，但人君如何使命令“足以鼓舞臣下”？这就有待于君主自身意识到其命令“动化万里之外”，不得不兢兢业业，审慎地考虑自己的命令，令出必行，而非朝令夕改，使天下不知所从。范成大的解释补全了在汉唐儒者那里缺失的君主一环，使单向的君臣关系变得立体起来。不仅臣子要尊重君主的命令，君主也相应地需要兢兢业业，双方共同努力才能使平治天下。如果说第一条佚文立足“大学”规模，将经文纳入“正心诚意之道”，尚有婉而多讽的温柔敦厚之风。此条经解则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宋代士大夫积极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中，敦促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体意识。在经筵这个特定政治空间之中，士大夫居于“帝王师”之位，获得了相对于政治权威的某种超越性。虽然所讲的是“帝王之学”，但却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对“帝王之学”的解释权力。在经筵讲经尚非虚文的宋代，入经筵讲经，成为了诸多士人得君行道的现实寄托。程颐、朱熹之入经筵，也因此在道学家群体构建传承谱系，凸显其学术价值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2]从这个角度说，范成大之打破汉唐经学解释中单向性的君臣框架，通过解经格致君心，构建一个双向的、平衡的君臣关系。不仅仅是个人独特的经学见解，也是经筵这一场合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的侧面写照。
（三）
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
吴郡范氏曰：射者，男子之事。一艺而文武之道备焉。其为法也，内志欲正，外体欲直，容止欲比于礼，节度欲比于乐。有揖逊之仪，有反求诸己之道。盖立文之外，又足以致心检形，防非僻而蹈中正。古人进德修业凡可以自助者，皆习焉。射，盖其一端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为耻。君使之射而偶未习焉，则不敢以不能对，而以疾辞。负薪之忧，贱人之疾也，真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对，则当时之士皆习于射可知。大抵古人进德修业之外，又于日用之常有可以闲邪而存诚者无所不用其至。其可考者，佩玉也，琴瑟也，射也。故“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士无故不彻琴瑟”；“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不能则辞以疾，可谓无所不用其至矣。夫假于外物犹若此，而况其收视反听，退藏于密以存其心，养其性者乎？后世乃以弧矢为武夫之事，琴瑟为乐工之职，若佩玉则仅于祭服，不得已而时用之耳。成大。
案：此条佚文见《礼记集说》卷十。元吴澄《礼记纂言》、明《五经大全》皆引此条佚文，其中《礼记纂言》也明确称其作者为范成大。二书引文与《礼记集说》无异，很有可能亦转引自卫湜《礼记集说》。郑玄对于此段经文的解释说：“射者，所以观德，唯有疾，可以辞也。”但为何“观德”就要掩饰不能射的事实而以疾病推辞，仍未给出确解。而这正是范成大等宋人的解释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解释《曲礼》此段经文，不同的宋代学者都徵引了同一文本《射义》，但其间取舍不同却颇值得玩味。如刘彝说：“周之士以乡三物选，未有不闲六艺而为士者，及其末世，礼教衰微，而士有不能射者，犹未忘乎三物之教，故托以负薪之劳也焉。”[13]刘氏将此事与《周礼》、《射义》中以射取士之规定相结合，认为既然身份为士，就必然应该娴于射艺，而时当周末，礼崩乐坏，虽有不能射箭之士出现，但仍以此为耻，故而以疾病推辞。刘氏是北宋中期学者，胡瑗弟子，其解释已呈现出善于以人情义理解经之思致，但仍是沿着郑玄“射者，所以观德”的语脉加以申论，尚守汉儒矩矱。相比之下，吕大临的解释就要空疏很多，他说：“‘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则几于非男子也。故不能射者，男子耻之。士虽不能射，可以疾辞，不可以不能辞也。”“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等语亦出《射义》，吕大临引此证明，男子出生即应当习射，如不能射则几丧失为人资格，故而只能以疾病推辞。值得注意的是，与郑玄、刘彝所谈论的是安放在礼仪情境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不同，吕大临经解中的“士”是一个割裂于各种关系之外的孤绝的个体，其必须以疾病推辞射箭的理由是来自外部的武断规定。吕氏早年从学张载，后来追随程颐，为程门高弟，他的解释体现了在理学兴起影响下，经解逐渐脱离经文解释经典的倾向。但其解经显有生硬之嫌，亦未进入性理深处做出说明，可见此时性理之学仍未形成一周纳的解经体系，经术之学与性理之学尚未水乳交融。南宋以后，范成大的解释则首先即从义理角度说明射之意义，这亦来源于《射义》：“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范成大的解释将这一解释往性理方向深入，推衍《射义》中“正诸己”一语，将射礼的意义进一步提升到“致心检形，防非僻而蹈中正”的地步。这显然突破了《射义》原有之范畴，进入了性理之学。后文中“闲邪存诚”、“退藏于密”等语更引自《易传》，是理学家常用的话头。在范成大的解释中，射礼本身并不重要，不过是进德修业之一端耳，更重要的是在日用之中，处处皆在存诚闲邪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范成大并非二程理学传承中人，亦无证据说明其曾受学于程氏门人。可知，在范成大的时代，由二程兄弟开端的性理之学已经蔚为大国，突破语录这一体裁，成为经解的重要方法资源，进入一般学者的思想话语之中。但是，范成大此段解释高则高矣，但有一弊端，即其似乎是一独立文章，并非为解经而作，射礼仅为文章注脚。
三、结 论
本文虽然着力搜辑范成大之经学佚说，并通过疏释文义发掘其经学史、思想史意义，但并不试图通过文献的发掘将范成大“塑造”成一位经学家。而是将范氏视为一位有较高经学修养的文人、学士，同时，经筵中所讲授的也应当是学术界占据主流的经学意见。立足于这一定位，观察其时经学界与思想界发展的一般动态。如前所述，范成大之经解往往有根据自家见解，独立成文的倾向。范氏之三条经解皆有自己自己的主旨句，如第一条中：“其事虽小，最为曲礼之要。推而广之，有正心诚意之道焉”；第二条中：“人君所以为国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臣下而已。命令重则其政举，命令轻则其事隳”；第三条中：“古人进德修业凡可以自助者，皆习焉。射，盖其一端也。”全部经解皆围绕此三句展开，似乎经文本身是其阐发议论，写作自家文章的话头。这在当时学术界并非孤例。朱熹就曾批评说：
今学者不会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不可不戒。[14]
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功夫。[15]
除了会使读者忘记经文本身，这种注经方式的另一坏处，就是注经者侧重于义理的发挥，对经文本文缺少细腻的理会，其说理看似高明，却往往有粗疏之弊。朱熹就说：“玩索未精，涵养不熟，言句之间，粗率而碍理处多有之。尹和靖尝言：‘经虽以诵说而传，亦以讲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16]通过对范成大、吕大临等人的分析，可见他们解经虽然自成一说，但却选择性地忽视了对经文中很多细节的考释，使得其经解立说皆不够平稳。此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解经方法最终会影响到经解者本身的学术态度。如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说：“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模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17]范成大于淳熙五年，以权礼部尚书知贡举。[18]作为主考官，范氏对科场文风影响至钜，可以想见当时科举中流行的这种解经之风应当也是范成大首肯的。
范成大是杰出的诗人，也是当时主持文坛的重要人物。文学家解经有善于体会文义的优长，但往往也有说理太高，根基不实的缺点。这会导致其具体经解中会混淆儒、佛之间的分歧。苏辙《老子解》说：“天下固无二道，所以治人则异。”朱熹批评道：“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指出苏辙以文章作法解经，难免陷入禅学。范成大也有与苏辙有类似的思想倾向。此一点集中体现在有关《原道辨》的争论之中。淳熙中，孝宗曾作《原道辨》，大略谓：“三教本不相远，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执之而自为异耳。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19]以韩愈《原道》为抨击对象，倡为混同之论。一时朝野哗然，身为经筵旧臣的史浩等人上书激烈反对，最后孝宗迫于压力，不得已改文章题为《三教论》。也曾侍讲经筵的范成大，此时却并未加入上书反对孝宗的阵营中，反倒上劄子称：“《原道论》一出，则儒术益明，释、老二氏不废。”[20]后世黄震对此甚感费解，评论道：“此殆公佛学中自有所见。然史越王亦学佛者，尝以此谏寿皇，何石湖之异耶！”[21]可见，在范成大看来，儒佛之间的立场冲突并非不可调和的。而孝宗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或曾受执讲经筵的范成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范成大之三条经解佚文，不仅仅是其个人学术思想的体现，也是其所处时代思想动态的反映。作为经筵讲义，范成大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阐释，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同时，受到了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性理之学的影响，范成大也着意于讲经中朝着理学的方向进行发挥。但其经解中也存在着“使注释成文”的弊端，并因此使得其忽略了经文的诸多细节。就其本质来言，范成大是一位文人，而非经师。其经解中所呈现的问题，是性理之学与经术之学没有完全融合、新的解经体系尚未成型的体现，亦是南宋经学进一步发展时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1][宋]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转引自湛之编：《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115页。
[2][宋]胡铨《送范至能使金序》，《胡澹庵先生文集》卷16，转引自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39页。
[3]参考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20，中华书局，1999年，979-980页。戸崎哲彦《范成大『石湖大全集』の亡佚と『石湖居士詩集』の成立》，《島大言語文化:島根大学法文学部紀要》言語文化学科編/島根大学法文学部[編]，2007-10，Issue23，pp.1～47。
[4][宋]范成大《范成大佚著辑存》，孔凡礼辑，中华书局1983；辛更儒《范成大佚文四篇》，《文献》，1990年第3 期，《范成大佚文续补》，《文献》1993年第4 期；林嵩《〈桂海虞衡志〉佚文钩稽——兼论旧志辑佚》，沈迪云主编《地方文献论文集》，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年，265—275页。
[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8，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40-541页。
[6][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3《君道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24页。
[7][宋]范祖禹《帝学》，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25-658页。
[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327-328页。
[1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7，《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987页。
[1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3页。
[12]参考吴国武《程颐入侍经筵考-兼论朱熹的讲读活动及程朱系谱的形成》，收于《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陈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3]转引自[宋]卫湜《礼记集说》卷10，宋嘉熙四年本。
[1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7，《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681页。
[15][宋]朱熹《记解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朱子全书》，3581页。
[16][宋]朱熹《答或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朱子全书》，3140页。
[17][宋]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朱子全书》，3360页。
[18]见孔凡礼《范成大年谱》，齐鲁书社1985年，354页。
[1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544页。
[20][宋]范成大《范成大佚著辑存》，孔凡礼辑，中华书局1983年，62页。
[21][元]黄震《黄氏日抄》卷67，《黄震全集》，何忠礼、张伟等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996页。
作者简介：桂枭（1989-），安徽芜湖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理学史、古典文献学。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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