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既有母语文学创作，还有大量的汉语文学作品，这些都是中华文学的宝贵遗产。早期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文作品，或是少数民族作者直接用汉语创作，或是以本民族语言创作而翻译为汉语并得以流传。 相对而言，中国西南地区族别丰富，包括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成就同样巨大，但较少为外界所知，这与其实际成就极不相符。早在汉代，西南地区就与中原文化结合密切，武帝时期开发西南夷，司马相如为此积极奔走，蜀郡守文翁在四川开办学校，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西南地区各族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抗战时期，闻一多先生在参加湘黔滇旅行采风团尤其是欣赏彝族舞蹈后，“从那些民族歌谣中看出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活力，这种大有可为的潜力还保存在当今少数民族之中”。为此，闻一多曾计划写一篇文章，标题下注明了发人深思的要点——“不要忘记西南少数民族”，发出中国文学的希望在西南的判断。其后学界对西南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日渐重视，成果丰硕。 从汉唐时期，西南地区文学进入中华文学视野，且成为领军标志，所谓“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皆为汉赋之大家，陈子昂开辟唐诗健康发展之路，“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诗仙李白将诗歌带到盛唐的顶峰。在这个大背景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作同样载入史册。东汉时期著名的古羌人《白狼歌》堪称其最早的代表。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居住在筰都一带的“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投入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在与东汉王朝的交往中，少数古羌部落的首领创作了一些歌诗作品。其中，被译为汉文并传至今日的就有著名的《白狼歌》（包含《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经典之作。诗歌之外，还有少量散文作品，如三国蜀汉名臣姜维的书表，也可以视为西南羌人的汉语创作。 中国西南是多民族地区，氐、羌、藏、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世纪80年代初，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全书共五个分册，共收入55个少数民族古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六百余篇，成为首部少数民族文学总集，影响深远。该书序中写道，“回族、满族、白族、纳西族等，也早已产生了本民族的用汉文写成的作家文学”。而其中收录了南诏著名诗人杨奇鲲的《途中诗》，是该书收录最早的作家的文学作品。杨奇鲲还有《岩嵌绿玉》诗，收录于《滇南诗略》。 除杨奇鲲外，南诏国王骠信作《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和朝廷清平官赵叔达《星回节游避风台骠信命赋》二诗不仅韵律和谐，颇近于隋唐王朝君臣同赋或大臣应制之作，与稍后的大长和国使人（宰相）布燮《听妓洞云歌》《思乡作》等共同呈现出西南地区乌蛮族汉语创作之盛。 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初唐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太宗请求联姻，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吐蕃开始“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唐朝“识文之人典其表疏”，交流十分密切。唐中宗时，吐蕃又遣其大臣尚赞吐、名悉猎（一作“明悉猎”）等来迎娶金城公主，其中名悉猎官居舍人之职，汉学造诣非常了得，《旧唐书·吐蕃传》说他“颇晓书记”，“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皇帝还给予特殊礼遇，“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等，“于别馆供拟甚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参与中宗和大臣之间的游戏及诗歌联句等文字娱乐活动。中宗景龙四年（710）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当君臣联句将毕之时，明悉猎主动请求授笔，以汉语来了一个压轴之句，“玉醴由来献寿觞”，不仅表意准确，而且合于格律平仄韵脚，相较前面唐朝汉臣所作毫不逊色，令众人刮目相看，“上大悦，赐以衣服”。其诗至今保存在《全唐诗》中，留下最早的古代藏族同胞汉语创作的珍贵文献记录，这也同样成为少数民族汉语创作的典型史料。 晚唐五代时期，旅居四川梓州的波斯诗人李珣、李舜弦兄妹，汉语创作成就甚高，李珣著有《琼瑶集》，虽然已佚，但仍存词54首，跻身《花间集》西蜀词人群，十分耀眼。李舜弦作为蜀主王衍昭仪，有《蜀宫应制》等诗，均显出西南地区民族文学汉语创作的成果。 到了宋辽金元时期，西南地区与各地少数民族汉语创作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四川成都鲜卑族后裔宇文虚中及其族子宇文绍庄堪称代表，宇文绍庄有《八阵图》等传世。西南大理国的白蛮贵族的汉语修养很高，段福为国王段兴智的叔父，创作有《春日白崖道中》等诗作，直到大理国亡，仍奉元世祖命归滇统领军事。元末大理总管段功之妻阿盖公主本为蒙古族，所作《愁愤诗》情感真挚，抒写其与段功的真挚爱情，成为一段凄恻动人爱情悲剧的原始记载。 到了明清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文创作有了极大的发展，不仅作家数量倍增，更有了大量的作家个人文集传承。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著录更为翔实，大略统计古代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作家汉语文集上百家，虽然亡佚不少，但现存的至少还有80余家，这其中不乏一些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作家，还有许多属于文学家族。如纳西族木府历代土司木公、木增家族，木公有《隐园春兴》《雪山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等，云南白族赵藩为武侯祠“攻心联”作者，有《向湖村舍诗》（初、二、三集），贵州布依族作家莫友芝被称为西南巨儒，有《莫友芝诗文集》等。但其中仅有少量的作家文集曾有过整理，大多数尚未整理，这极不利于对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的认识评价和深入研究。近年出版的一些大型丛书如《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全600册）1300余种，《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收入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收录清代别集十分可观，但有关少数民族汉文文集数量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少数民族汉文资料总体上较为零散，其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文别集尤其难觅，缺乏整理。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情况予以探讨，以便于进一步整理研究。 纵观西南少数民族汉文文集文献研究和整理情况，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研究状况还是较为薄弱。无论是刻本、稿本、抄本，多未整理，散于各处，极不便于研究，不利于对其文学成就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和总体评价，也不利于对民族文化的全面认识和民族文献的保护传承。当前需要整合力量、加大力度，发掘整理、抢救保护。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大约有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回族、土家族、布依族、苗族、侗族9个民族皆有汉语诗文集，其中尤以白族、纳西族、彝族和回族较多，其诗文集主要留存情况如下。首先，古代白族作家现有24人近40多部诗文别集存世，大概有近250万字的文学作品存世。其次，集中于纳西族诗人及文集：明代主要是木府家族，最多的是木公，然后为木增，此外，木青有《玉水清音》，清代则有杨竹庐、桑映斗等20余家纳西族诗文集。再次，彝族主要有左正、左文臣、左文彖、左嘉谟、左明理、左世瑞、左廷皋、左章照、左章晒、左熙俊等左氏诗文集；高光裕、高奣映、高厚德等高氏诗文集；余家驹、余珍、余昭、余一仪、余若瑔等余氏诗文集；鲁大宗诗文集；禄洪诗文集；李云程诗文集；安履贞诗文集；黄思永诗文集；等等。最后，比较多的回族作家如沐昂、马之龙等十余家诗文集，此外有陈景星、陈汝燮等土家族作家，羌族、布依族、苗族、侗族作家数量不多，但有的影响很大，如莫友芝等。这些情况都值得深入研究。 西南各民族汉文别集文献整理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西南各少数民族伴随着中华民族繁衍交融的足迹生生不息，如丰富的羌族文学不仅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蕴藏着其历经忧患而绵延坚韧、不失特色的生存密码。各族文学不仅与汉文学关系密切，西南地区多民族文学亦互相渗透和影响。如明代号称著述第一人的四川诗人杨慎，后半生基本居住于云南，不遗余力地推荐介绍木公等云南作家，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传播和汉语诗文创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也可以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相互影响和促进发展的过程与普遍规律，同时对各民族对汉语的巨大贡献，汉语文包容多元多样文化作为多民族文化内涵载体的特性和凝聚各民族智慧结晶重要价值等也会有新的认识。对西南各民族汉文别集文献进行全方位的清理整合，对于民族文学史料学学科建设和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对增进人们对丰富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成就的认识，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探索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促进祖国民族团结与现代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17ZDA2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