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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之后,她们能否走向远方

http://www.newdu.com 2019-06-06 《西湖》 袁腾 参加讨论

    去年下旬,我结束了一段恋情,紧接着就是跟领导出海一周。在浙江南部的海面上,渔政船“鼓鼓”向前推进,我站在甲板口,看着海水无止境地向远处铺伸开去,没有地名也没有参照,仿佛可以是任何一次旅行。
    回来以后,就开始写《去年你在斯里兰卡》,因为和前任约定过,有天要一起去斯里兰卡转转,终于也没能成行。完稿时,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修补好的瓷瓶,积重又圆满,原来裂缝隙开、光照进来,都只是一瞬间的事。
    斯里兰卡在小说里可以代表随便一个远方,它客观,持重,鲜明,是都市青年沉积已久的两点一线以外分化出的第三者。《流灯》里的南美也是这样。它们和布尔乔亚眼里的浪漫情调有本质区别,也无意承载文艺青年的故作矫情,它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出口,是近在手边又习惯性失去的,无论地名长一点短一点,都是舍不得放手的一个承诺。
    都市青年在每天的离家与归家,理想与现实的两厢博弈中,从来找不到获胜方。学生时代在象牙塔里建立起来的秩序,一出社会,立刻被职场、人际和孤独感推翻。很多人还背负着原生家庭的痛苦,而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世界。他们如困兽斗,被流裹行,却还要逞强认下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他们娴熟流利地操作着移动支付,却没有任何一笔单为他们的失落而买。
    至于那些在陌生的城市洪流挣扎的都市女孩,她们内心的缺口之深是无法想象的。无差别的生存压力和有差别的“剩女”嘲讽,物质主义消费陷阱以及关于性的迷茫,故人旧友面目皆非,她们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流言的对照中找不到一点线索,而在这学区纵横、星巴克遍地的高楼间,没有挤出一处旷野可以供她们呼喊。
    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大学里颇为推崇的那一套文人式的闲看人间的笔法,一入职场,就被酒局、房产、消费主义三个冲击波给撂倒了,仿佛好好地看着银幕电影,冷不防给你拉个大近景,诡谲又悚人,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动不了笔。我周围的许多年轻女性,她们一样茫然找不到突破口,赶在政策调整前买房,赶在三十几岁前结婚,赶着一波又一波,却依然好像不是符合预期的出路。
    我赶过杭州早高峰的公交车,那些脚踩着高跟、斜挎着Furla的女孩子挤在人群中,站点已经被设置好,到站后也许她们下得来,也许要“突围”一阵才下得来,然而无论如何,她们不会到达一个出乎预料的奇异的地方。这是都市女孩面临的最大困境,她们四周满是旅行广告和vlog构成的虚拟围栅,可是她们出不去。我现在已经不赶公交车了,但我愿意为她们代言,我也没有理由不为她们代言。
    前不久有个新闻,讲一个小伙子骑车逆行被交警拦下,迫于女友和加班两方压力,突然摔了手机失声痛哭,引起全网热议。大众需要这样一个主题鲜明的“表演者”,来为他们集体的不安全感背书,犹如光天化日看人洗了一个痛快的热水澡。我想,许多在都市生存的女孩也需要这样一次“热水澡”,且是不需众目睽睽、背负社会情绪的。在《流灯》里,我让沈航在用清洁球擦地时哭了起来;在《去年你在斯里兰卡》里,则是潘旖接了民警的电话后抽泣。这两个故事中,我必须安排一个节点,让她们自己把困境交代出来,虽然哭过之后也一样空虚。
    当然她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秘而不宣的同性情结、原生家庭的性侵,还有未婚人流,这些理应得到回应的痛苦成为一个个哑谜,结埋在她们体内,无从消解又不得不承认。我想这些灰色地带的探讨到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可是在这两个故事里,我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抛出它们,在本就短促的空间里,女孩们可以假装镇定,却没有回转的余地。
    这些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外乡女孩,努力在都市生活中寻求融入,而更远之境的“外乡”,于她们来说也只是聊以慰藉的奢望。她们生活的城市成了一座“孤岛”,孤岛以外皆是泥沼。我觉得这样的境地太悲观了点,于是我给了她们一个“检票口”,一种临时起意的观望,让她们有资格走向比外乡更“外”的地方去,无论是想象里还是现实中,至少保留了这样一种可能。
    我很喜欢卡佛的叙事流,冷酷、平静、扼要,有一种深切的力量隐隐在冰下潜行。观者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征兆地就撞上了那个点,那不动声色却又决定性转折的一瞬。电影《时时刻刻》中,原本要在旅馆房间自杀的劳拉·布朗,在虚构的潮水中一瞬间想通,也是这样的意思。这种隐性“越界”,是源于自我审视的内动力,相较戏剧性冲突具有更坚韧的推动砝码。
    在写作中,我尝试尽量保持笔法克制,让人物沿着情绪发展自觉地去越界。《流灯》里,是她们夜晚爬学校钟楼,满怀期待地往上往上,仿佛进行一次秘密的升级,然而爬到顶上什么也没有。《去年你在斯里兰卡》里,则是主人公偏离原先的路程,爬上江滩边的一个土坡,对着远方喊叫,声音掷在黑夜的虚空里。两种攀爬,是时间线以外的“彩蛋”,一样地带着平凡的英雄主义,且时刻存在着幻灭和踏空的危险。
    保险起见,在目前的小说语境里,她们的越界,暂且得不到回音。因为我不相信她们有足够的力量明确走出目前的境地,或者我自己还不够有力量,找到接她们出去的路径。证伪不了的远方既可以是一个前提,也很容易沦为无解的宿命。我希望在今后的写作道路上能遇到可塑性更强的女孩,在通往远方的道路上更决断,更彻底。或者今天的尤露和潘旖,沿着前路一直走,慢慢也就看到光了。
    最后,非常感谢《西湖》杂志社,刊登这两篇不成熟的小说,给了我创作上莫大的鼓励。虽称“新锐”,论“新”已觉后浪来袭,论“锐”更是要好好磨砺。也要感谢甫跃辉老师,为我拨冗写评。跃辉老师创作之余常不忘激励我这样的后辈,多年未见了,向他约评开口就说好,实在是其情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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