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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旬，我结束了一段恋情，紧接着就是跟领导出海一周。在浙江南部的海面上，渔政船“鼓鼓”向前推进，我站在甲板口，看着海水无止境地向远处铺伸开去，没有地名也没有参照，仿佛可以是任何一次旅行。 回来以后，就开始写《去年你在斯里兰卡》，因为和前任约定过，有天要一起去斯里兰卡转转，终于也没能成行。完稿时，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修补好的瓷瓶，积重又圆满，原来裂缝隙开、光照进来，都只是一瞬间的事。 斯里兰卡在小说里可以代表随便一个远方，它客观，持重，鲜明，是都市青年沉积已久的两点一线以外分化出的第三者。《流灯》里的南美也是这样。它们和布尔乔亚眼里的浪漫情调有本质区别，也无意承载文艺青年的故作矫情，它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出口，是近在手边又习惯性失去的，无论地名长一点短一点，都是舍不得放手的一个承诺。 都市青年在每天的离家与归家，理想与现实的两厢博弈中，从来找不到获胜方。学生时代在象牙塔里建立起来的秩序，一出社会，立刻被职场、人际和孤独感推翻。很多人还背负着原生家庭的痛苦，而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世界。他们如困兽斗，被流裹行，却还要逞强认下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他们娴熟流利地操作着移动支付，却没有任何一笔单为他们的失落而买。 至于那些在陌生的城市洪流挣扎的都市女孩，她们内心的缺口之深是无法想象的。无差别的生存压力和有差别的“剩女”嘲讽，物质主义消费陷阱以及关于性的迷茫，故人旧友面目皆非，她们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流言的对照中找不到一点线索，而在这学区纵横、星巴克遍地的高楼间，没有挤出一处旷野可以供她们呼喊。 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大学里颇为推崇的那一套文人式的闲看人间的笔法，一入职场，就被酒局、房产、消费主义三个冲击波给撂倒了，仿佛好好地看着银幕电影，冷不防给你拉个大近景，诡谲又悚人，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动不了笔。我周围的许多年轻女性，她们一样茫然找不到突破口，赶在政策调整前买房，赶在三十几岁前结婚，赶着一波又一波，却依然好像不是符合预期的出路。 我赶过杭州早高峰的公交车，那些脚踩着高跟、斜挎着Furla的女孩子挤在人群中，站点已经被设置好，到站后也许她们下得来，也许要“突围”一阵才下得来，然而无论如何，她们不会到达一个出乎预料的奇异的地方。这是都市女孩面临的最大困境，她们四周满是旅行广告和vlog构成的虚拟围栅，可是她们出不去。我现在已经不赶公交车了，但我愿意为她们代言，我也没有理由不为她们代言。 前不久有个新闻，讲一个小伙子骑车逆行被交警拦下，迫于女友和加班两方压力，突然摔了手机失声痛哭，引起全网热议。大众需要这样一个主题鲜明的“表演者”，来为他们集体的不安全感背书，犹如光天化日看人洗了一个痛快的热水澡。我想，许多在都市生存的女孩也需要这样一次“热水澡”，且是不需众目睽睽、背负社会情绪的。在《流灯》里，我让沈航在用清洁球擦地时哭了起来；在《去年你在斯里兰卡》里，则是潘旖接了民警的电话后抽泣。这两个故事中，我必须安排一个节点，让她们自己把困境交代出来，虽然哭过之后也一样空虚。 当然她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秘而不宣的同性情结、原生家庭的性侵，还有未婚人流，这些理应得到回应的痛苦成为一个个哑谜，结埋在她们体内，无从消解又不得不承认。我想这些灰色地带的探讨到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可是在这两个故事里，我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抛出它们，在本就短促的空间里，女孩们可以假装镇定，却没有回转的余地。 这些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外乡女孩，努力在都市生活中寻求融入，而更远之境的“外乡”，于她们来说也只是聊以慰藉的奢望。她们生活的城市成了一座“孤岛”，孤岛以外皆是泥沼。我觉得这样的境地太悲观了点，于是我给了她们一个“检票口”，一种临时起意的观望，让她们有资格走向比外乡更“外”的地方去，无论是想象里还是现实中，至少保留了这样一种可能。 我很喜欢卡佛的叙事流，冷酷、平静、扼要，有一种深切的力量隐隐在冰下潜行。观者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征兆地就撞上了那个点，那不动声色却又决定性转折的一瞬。电影《时时刻刻》中，原本要在旅馆房间自杀的劳拉·布朗，在虚构的潮水中一瞬间想通，也是这样的意思。这种隐性“越界”，是源于自我审视的内动力，相较戏剧性冲突具有更坚韧的推动砝码。 在写作中，我尝试尽量保持笔法克制，让人物沿着情绪发展自觉地去越界。《流灯》里，是她们夜晚爬学校钟楼，满怀期待地往上往上，仿佛进行一次秘密的升级，然而爬到顶上什么也没有。《去年你在斯里兰卡》里，则是主人公偏离原先的路程，爬上江滩边的一个土坡，对着远方喊叫，声音掷在黑夜的虚空里。两种攀爬，是时间线以外的“彩蛋”，一样地带着平凡的英雄主义，且时刻存在着幻灭和踏空的危险。 保险起见，在目前的小说语境里，她们的越界，暂且得不到回音。因为我不相信她们有足够的力量明确走出目前的境地，或者我自己还不够有力量，找到接她们出去的路径。证伪不了的远方既可以是一个前提，也很容易沦为无解的宿命。我希望在今后的写作道路上能遇到可塑性更强的女孩，在通往远方的道路上更决断，更彻底。或者今天的尤露和潘旖，沿着前路一直走，慢慢也就看到光了。 最后，非常感谢《西湖》杂志社，刊登这两篇不成熟的小说，给了我创作上莫大的鼓励。虽称“新锐”，论“新”已觉后浪来袭，论“锐”更是要好好磨砺。也要感谢甫跃辉老师，为我拨冗写评。跃辉老师创作之余常不忘激励我这样的后辈，多年未见了，向他约评开口就说好，实在是其情可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