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热映的电影中，有两部国外引进影片获得了良好口碑与广泛关注，分别是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执导的《何以为家》以及德国与瑞士合拍的电影《海蒂和爷爷》。无独有偶，这两部影片的故事内核均围绕儿童的成长环境与生活问题展开，两者兼具话语的厚重感与文本的正能量。“六一”儿童节将至，给孩子们看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相较之下，中国电影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画片、动漫剧场版等，越发挤压着国产儿童电影的生存空间。面临当下中国儿童电影的失语困境，通过镜鉴上述两部外国优秀儿童电影的创作风貌，进而反思，或许有助于为本土儿童电影的发展路径提供一种创作突围的参照。 厘清创作观念，明确目标受众。鉴于目前关于“儿童电影”的界定，国内外学界并未有一种明确清晰的定义。因此，在探讨儿童电影创作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儿童电影”这一概念进行简要厘清，以便明晰中国儿童电影创作的话语范畴。严格意义上讲，“儿童电影”这一概念表述，并不属于类型电影。在西方电影语汇中也并未将“儿童电影”或“儿童片”纳入类型片的范畴，尽管也有“Children’s Film”或“Kids Stuff”的表述，却更多指涉电影中的儿童主角与儿童视角。在好莱坞类型片中，并无中国电影语汇中的“儿童片”，与之对应的却是老少咸宜的“家庭片”（Family Film）。 对于“儿童电影”的认知，应当基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语境。“儿童电影”实则是我国电影体系中所特有的一种文化习语，也因此不应套用分析西方类型片的方式对之探讨。应当说，关于“儿童电影”的语义表达，是中国电影实践与理论体系中所特有的一种影片样式。单从我国的儿童电影创作实践来看，“儿童电影”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类型片，这里既有故事片和纪录片，也有科教片与美术片。因此，“儿童电影”不是一种类型电影，却是一种题材划分。 从目前全球儿童电影的创作样态来看，大致可进行两种共识性的路径概括：一种以反映儿童成长问题为创作主旨，遵循写实主义的故事展现，具有鲜明的社会话题性，而电影受众未必只限少年儿童，呈现出全龄化的选择趋势，简言之，此类儿童电影的核心即聚焦于儿童，而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正是其典型代表；另一种则是以《海蒂和爷爷》为代表的儿童电影，除了将儿童人物作为故事主角外，更加注重从儿童视角切入以及童真童趣的表达。这种电影通常加以童话般的梦幻呈现，受众选择主体是低幼龄儿童及父母，是“合家欢”电影的代表类型，而此类影片的核心观念即服务于儿童。 因此，梳理这两种创作路径与表现形态，既有助于我们对儿童电影创作观念的厘清，也有益于中国儿童电影在新时期找准故事定位与创作目标，并进而激发与儿童电影相关命题的有序研讨与创新探索。 植根社会现实，聚焦儿童成长。作为关注“难民儿童”成长问题的影片《何以为家》，凭借其社会观察式的笔触和沉重压抑的写实镜头，通过讲述一个不满12岁的小男孩赞恩为何走向法庭控诉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一故事，向观众展现了战后黎巴嫩底层难民家庭的真实处境。而基于该片对难民儿童生活的人道关注与真实再现，这部影片也在2018年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和第76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等诸多殊荣。 据导演娜丁·拉巴基所说，她曾用5年时间大量走访调查，最终完成了《何以为家》的剧本故事。而她最深层的创作初衷，是想要揭露黎巴嫩难民的真实处境，批判那些沦为生育机器的父母，同时为那些生活在深渊的孩子去争取被爱的权利。同时，在娜丁·拉巴基的创作理念中，她信奉摄影机就是导演的“武器”，是社会现实的“传感器”，而儿童成长问题恰恰是最重要的社会现实。正如导演自己所言，“我希望用我的职业作为武器，在城市阴暗的角落里投下一束聚光灯，渗透到那些贫困且无法逃脱命运的人的日常生活中，希望能够真切的帮助到这些孩子的生活，通过电影帮助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才能真正做出改变。” 由此可见，剧本构思是否扎实、创作初衷是否单纯、主旨表达是否深入、社会价值是否广泛，这些基本的作品风貌恰恰是决定一部影片成败的关键。而所有上述要点，均暗含着另一个制胜法宝，即创作的出发要以社会现实为土壤。尤其对于聚焦儿童成长问题的故事片，现实主义色彩是最难能可贵的文本品质。 放眼过往世界儿童题材影片，不乏根植社会现实、阐发儿童问题的佳作先例。远有1988年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在《雾中风景》中所透视的单亲姐弟寻父之旅，近有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无人知晓》《小偷家族》中所构建的临时家庭。这些作品无不脱离于传统儿童片的低幼表达，而是通过折射反思社会进程中儿童成长的真实话语，进而完成对儿童主体的影像关怀与利益发声。 近年来，国产儿童题材影片中亦有关注留守儿童、移民少年、自闭症儿童等成长问题的现实主义电影，较为突出的如《念书的孩子》《我的影子在奔跑》《美丽童年》《狗十三》《过春天》等，而这其中获得更广泛关注的是文晏导演于2017年拍摄的影片《嘉年华》。该片通过直面现实的主旨与隐忍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于“性侵儿童”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与银幕质询。而文晏导演之所以选择拍摄这一故事题材，恰恰基于其对于虐童事件的现实考量与人道聚焦。 当然，上述影片的受众选择未必完全适合年幼儿童。但其关注儿童成长的共同价值与核心属性，却不失使其成为突围儿童电影创作乏力窘境的一种可能路径与探索尝试。同时，此类儿童问题电影创作中所秉持的共性初衷——聚焦于儿童，也已成为目前世界儿童电影创作格局中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取材指向。 挖掘文本改编，坚守善美童真。由德国和瑞士联合拍摄的儿童影片《海蒂和爷爷》，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阿尔卑斯山下的祖孙情以及小姑娘海蒂如何向善助人的故事，凭借其温暖美好的主题立意与童话叙事的视觉呈现，近日在国内引进上映不久便已俘获观众芳心。那些熟知西方儿童文学的影迷不难发现，这部电影正是取材改编自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于1880年创作的同名小说《海蒂》。 《海蒂》作为西方儿童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已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甚至被写入英文教材。而在《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拍摄之前，原著小说早已在影视作品中经历多次改编翻拍。其中，最为著名的版本是1937年由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饰演的《海蒂》，以及1974年由日本动画大师高畑勋拍摄、宫崎骏制作的电视动画《阿尔卑斯山的少女》。 相较而言，原著小说中较为注重反映自然乡村与现代城市之间的观念差异与文化冲突。而在《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中，并未在对比冲突下进行浓墨重彩，而是将叙事着眼于差异化环境中的理解与包容，并加入海蒂鼓舞瘫痪少女克拉拉走出烦恼、重新站立的故事。应当说，该片的文本改编策略，是在尊重原著主旨的基础上，挖掘开拓适合儿童审美的表达方式，进而加工塑造了更适合银幕表现的儿童人物形象。因此，从善良乐观的海蒂形象深入儿童观众心中的那一刻起，才是该片意义与价值真正开始的时候，而这也正是前文所述的第二种创作路径，即服务于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挑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文本改编，曾一度是中国儿童电影剧本创作的主要模式，其中不乏令人难忘的儿童形象与经典佳作。1954年根据华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鸡毛信》,塑造了机智勇敢的少年儿童团长海娃；1963年根据张天翼同名童话故事改编的电影《宝葫芦的秘密》，营造了小学生王葆的奇幻梦境；1998年根据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草房子》，创造了儿童成长话语的散文化电影。同时，中国儿童电影的文本改编选材，也不仅限于儿童文学作品。例如，1934年根据张乐平漫画改编的著名电影《三毛流浪记》，以及1960年根据儿童剧改编的同名电影《马兰花》等等。 由此可见，一部贴近儿童审美的优秀影片，离不开故事文本的深度挖掘，也离不开人物形象的童真塑造。同时，在故事人物的塑造手法上，更应当注重把握儿童观众的审美心理与童真童趣的游戏天性。皮亚杰在《儿童心理发展》一书中曾提出，“任何形式的心理活动最初总是在游戏中进行。”因此，如何将“寓教于乐”融入中国儿童电影的创作观念，深耕发掘多媒文本的转化形式，积极拓展故事表现的创新手法，恰恰是我国儿童电影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无论是聚焦成长现实的儿童问题电影，还是侧重文本改编的童话故事影片，两者呈现出一种互补共生的儿童电影生态。而这一创作风貌，既构成了世界儿童电影创作形态的整体格局，也为我国儿童电影的创作突围提供了镜鉴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