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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环境的逐渐成熟，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在宽敞的传播时空里自在而激情地涌现，诗歌的创作、交流、传播的内涵与形式也逐步嬗变。各民族诗歌应时而茁壮成长，创作的多样化发展和民族性追求不断进步。在这动态的进程中，积极因素与负面作用共存，多民族诗歌文化生态平添新的变化与构建可能。 少数民族诗歌变得更具多样性 数字化传播环境对于中国文学及诗歌的共性作用有目共睹，就少数民族诗歌进程而言，跨地区的互动进一步改变了地理制约，各区域、民族间诗歌文化的交流、互动、促进的可能性也日益加强。近20年来，各民族诗人不断跻身文学与诗歌的传统媒体，也活跃于大量诗歌网站、网刊、QQ、博客、微博等阵地。2011年后迅速升温的“微信”及其延伸出来的“公众号”等平台里，亦涌现着少数民族诗人的身影。 数字化传播环境促进诗歌能够及时而广泛地传播，对文学阅读与评判的相对闭塞和单调局面有明显打破，这也意味着诗歌创作能够便捷地进入共享的传播视域，同时诗人、文本、观念等一旦现身，便都归入到一个更广泛的识别、评判与比较空间。而有了比较，就有可能带来自省和进步，就会在翻新中带来更新的希望和生机。当一茬茬起点高、善感多思、风格多样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者不断涌现，是对既有“民族文学”概念或印象的充实和更新。因此，对少数民族诗歌文化及诗人而言，“数字化”事实上也建构了一个新的“精神环境”，这无疑有助于少数民族诗歌的提档次、上台阶，有助于对汉语诗歌、外国优秀诗歌文化的科学参照和辩证吸取。 在传统媒体时代，乡土环境和民族文化记忆是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基本精神资源，而且常是文本主线或“中心思想”。在新世纪以来的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年轻一代的写作已非民族和地方文化的单纯线性呈现，而趋于诗歌本体建设和地域性、个人性的兼容表达。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与数字化传播环境有很大程度的关连或互为因果，尤其是年轻一代诗人大多与互联网同步成长，他们对于多种思想文化信息的吸取与消化自然而然、触类旁通，其写作自然能积极应对时政环境、生存空间、生活方式、网络传播等诸种变化。从嘎代才让、羌人六、鲁娟、何永飞、冯娜、向迅等众多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既坚守地方性和民族性，又不乏现代的观念和意识。 特别是“90后”诗人，他们更为自在、主动，他们的文本仿佛是将碎片般的时光印象剪裁组合成艺术化的语言蜡染，且能以文字作囊，多维地揉和或传统或现代的创作元素。也就是说，时代变迁、身心位移、观念变化，并没有带来创作的断裂或脱节，数字化传播环境之益处也正在于此：它并非抛弃了传统，而是在其基础之上的创新，它也没有扩大各类文化的差异，而是在其基础之上重新进行融合。 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性的新变 从表面上看，数字化传播环境会带来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性淡化、乡土性的疏远等变化，但是，“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其传承与坚守本身就与变化互补，就有诸多表现形式，就诗歌而言，更应将之视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密码。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通常需要鲜活流动，凡是先进的可以拿来的都可吸收，同时发扬自我的优点，坚持和更新本土文化的特色与优良传统，二者可以相互补充。 虽然数字化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抹平诸多往昔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性”，但却又可能在打破凝固与孤岛化的同时，造就和更新着“民族性”。如今，种种外部环境变化、物质条件更新对于所有的诗人、所有的写作都是共享的，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与诗歌及“民族性”内涵，数字化环境及其作用力则更具“推陈出新”的意味。2000年以来，5届鲁迅文学奖里共有2位少数民族诗人获诗歌奖，约有20余位、10余个民族的诗人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奖项当然只是一种参照，但从中可以略见少数民族诗歌之群体的联袂呈现与个体的脱颖而出的景象，亦可观老中青多代写作者的并进。而在网络传播时空中，我们亦能欣慰地看到，各民族诗歌创作个体在历史与现时的融洽中，在对民族文化的多彩枝叶和民族精神别开生面的新一轮整合中，努力于艺术表达和审美观念的更新，“民族性”在错综复杂又错落有致的多声部共鸣里递进式呈现，这种从容、多样化的可喜势头已然清晰。 除了中国古典传统、西方诗歌传统，对于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及栖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诗人而言，还拥有包括本民族文化积淀、地方文化资源在内的“少数民族诗歌传统”，这一传统当然是层积的积极的整合的结果，并非一成不变。在数字化环境里，我们已能看到，少数民族青年诗人正在变道而行，他们不在意“民族性”的表层复述，以及对外在风情风俗风物的简单描写，关于“民族性”的表达渐呈“复合”状态。 数字化传播环境加速了各民族诗歌的“复合”转化。这种转化首先发生在“内部”。在各民族栖居的环境里，各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虽然有异，但在相似的生存生活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中，会出现基于“地理共同体”而成型的“文化共同体”，在写作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关系。比如江南文化、草原文化等等，一个个融自然山水、历史人文为一体的“文化区间”，成为了诗歌创作的巨大背景。 “少数民族诗歌传统”并非只限定或落实于“少数民族诗人”本身，“民族性”可存在于各群体、个体，也可呈现于面积不一的地理板块，以及非少数民族的写作表达里，如沈苇、于坚、海男等就有对于沙海新疆、七彩云南等地各民族文化的诗意描绘。再比如，贵州是多民族山地文化共生区，共同的史地背景、共有的精神家园、共享的区域文化资源，使贵州的作家和诗人，无论是否是少数民族，在创作中均带有边缘“身份”或“少数民族”意识，也让他们的诗与思不同程度地映现出“地理共同体”基础上的“贵州意味”，如乡土抒情、民族文化意味、山地情结等。 在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关于民族性的思考，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隅之内，而是要放在整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事实上，在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各民族诗歌的“民族性”其实又进入到了更大层面的“复合”，即以文学性为外在表征的，融地方性、民族性、个人性建构为一体的交融。例如，广西的林白、许雪萍、黄芳、陆辉艳、羽微微等各民族女性诗人，她们的写作常以“个人性”呈现为主轴，并不特别指向“地方性”或“民族性”表征，却又较好地将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地理文化资源进行对接渗透。 总之，“民族性”的适度调整，是时代环境变化的正常反映，是诗歌文体本身进步的必须，也有传播环境的客观原因。数字化传播环境带来了“多元、开放、共享”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民族性表达的更新激活。 少数民族诗歌的“个人性”进一步凸现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变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异地求学、生活、工作、创业，与前人的耽于原地、祖辈的圈子化人生有所不同，他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悟与对现实文化环境的解读，自然有所变化，也更具现时性与时代感。换言之，与数字化传播环境共同成长的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诗人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接收、认识、整合与融汇，仍有着与生俱在的优势与独特性，在对外部世界的多维审视中，他们亦拥有对本土经验再辨识与重塑的自觉，这使他们的创作在“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基础上，为“个人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诗歌创作面貌，终归要落实到个体的努力实践与创新成效上来。其实，当我们谈及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也是希望诗人能够在共性条件、共享资源之背景下，在融入现代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内质，在诗歌中维护着民族文化的纯洁与尊严。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他们的“个人性”实践，本身就具备了特别价值和参照意义，对“民族文学”概念更是一种积极的丰富和充实。 提倡“个人性”，这似乎是一个老话题，却也常说常新。一个诗人的成长记忆、民族身份、乡土痕迹、文化情结等类似“胎记”，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的诗歌表达，最后的基点必然是作者本人——他对观念、信息的处理，对本土、对文学、对诗歌文化生态的高度认识与融会贯通，以及在“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上对“差异性”的把握。这最终会体现在诗歌的个性上。 就近几届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诗歌奖作品以及一些成绩斐然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写作来看，他们可以在当代物质环境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环境中自如游走，亦能从容地将少数民族文化、汉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传统融合为创新型营养。同时我们还看到，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个体，通常也是问题的主动解决者，通常都会“跨栏”式创新，并会对某些来自“他者”的固态的阅读期待、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模式印象有所改变甚至是颠覆，譬如沈苇、大解、娜夜、何小竹等诗人，他们的诗艺探索，实质上超越了“少数民族诗歌”的范畴。 优秀的写作个体通常具有与众不同的视野与胸怀，这意味着他们具有强大的自我改造和自觉革新的能力。他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馈赠的回望与持续审视，也是一种深度的自我思索和追认，这种融“个人、地方、民族、时代”为一体的辩证写作，要妥善整合多元多样文化，揭示历史与当下生活的艺术真相，捕捉其本质、变化与复杂性。 总之，传播环境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决定诗人与诗歌的生命力。无论传播如何变化，在坚持并更新民族性、地方性精神的同时，写作个体的完善始终是关键。在不断与传统对话、与历史对应、与现时对接的同时，相信更多的少数民族诗人会在创作实践中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