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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和展示的城市 ——2018 年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南京站）作家对谈 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1期[思无止境]栏目 糖匪（作家）：清代知名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城的揭示就是“以盛民也。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也”。也就是说，“城”首先是一种器皿，是人所处的空间和场所。它的主要功能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变。从最早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城市，到14世纪西欧的商业城市，再到近代由工业城市渐渐向多元化的都市转化。 当器皿的功能面貌发生改变时，人，作为它的“盛放之物”也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实际上已经发生在生理层面。作为生物的人，正在被他的城市所塑造和改变。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改变实际上正在，并且已经发生。 尽管关于人类异化的讨论早已经不再新鲜，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幻小说里，菲利普·迪克这样的异质作家就已经凭靠那种精神分裂式的想象预见了人类的可能进化方向，但是这个话题始终被当作对未来甚至遥远未来的预想，而不是正在悄然发生的现实。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高度现代化，高度集中化，这样的场域，它的不断扩张爆裂的都市现实，重新塑造了人类的感知方式。我们乡村或者说在小镇，在自然界人类大脑接受的信息不少来源于直接体验。而城市里，我们所感知的绝大部分源于人类活动：人造物诸如建筑、街道，商品和称为商品的人，公园这样自然的模拟场；可以被量化抽象化人类活动产物，或者本身就是信息，诸如金钱、思维方式、新闻、潮流。 在城市里，人造物无时无刻侵入人类视线。霓虹灯摩天大楼城市雕塑，构成了城市天际线。它们是城市的心电图，在光影变幻中，我们靠目光捕捉到身处之地的心跳。至于商品，无论是商店橱窗里的魅惑形象，还是地铁门口出租车前座椅背略显粗糙的印刷图像，都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日常所想，构建城市的心理空间。比起商品的谄媚姿态，社会新闻、金融产品、小道消息、时尚潮流，还有文学，更直接参与到心理空间的构建，直接以数字和文字这样的抽象形式。在许多方面，城市人类的间接经验早于直接经验。用张爱玲的话：“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会往往是第二轮的。” 除了之前提到的两类视觉感知内容，还有一类需要着重强调。 网络虚拟世界，比如游戏，或者社交网站。它既是人类活动的造物，经过一定程度的信息缩减，同时又带给人类直观体验。这部分不排除随技术发展后其他感官信息的介入，但目前而言，在逼真度以及直接刺激受众想象情境方面还是相差很多。可以说，城市在放大感官的重要性，在培养新的城市型神经网络。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隐喻。从神经生理学的意义也可以这么去理解。相关信息的接受，不断刺激处理的神经突触，促进其生长。 媒体商家各个宣传部门早已经率先洞察到这一点。他们深谙视感官控制术。都市空间早已经被各种符号充满，处于被争夺和瓜分的饱和状态。有趣的是，人类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这一种状态。尽管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种侵占和掠夺，身体却自觉做出了回应。 我们对大多数所见之物不做回馈视而不见，尽管下意识层面有所保留，但梦境最后精神保险栓会在每天最后时刻来一个冗余物质大扫除。因此，即使面对在无限被放大的各种符号，人类仍然可以心平气和地无视。 除了视觉之外，人类封闭感知的操作可能就没有进行得顺畅。大功率的广场音乐和叫喊会被视为缺乏教养的表现，而随意碰触他人身体则是社交行为里最冒险的行径之一。 城市贪婪地刺激着人类视觉感觉器和处理器，而人类的感官同样以它的主动选择信息的能力来制衡外界的刺激。有时候我会忍不住觉得身为人类，我们的每个细胞都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英雄主义。对于城市人类，首要学习的是如何获取有效信息。更准确地说，是如何选择信息，如何获取信息与其选择信息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动力，如何不被内爆的信息流淹没。这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个体要面临的生存命题，当然也应该是文学的命题之一。 文学所要关照的不正是个体在当下的境遇，我固执地认为，真实体验比真实地点来得更重要。 巴拉德说：“小说是神经内科的分支：神经和血管的场景是记忆和欲望写下的神话。”人类感知方式在城市这一场域的变化，不仅仅限制于个人精神世界，也直接影响他对世界的回应和反馈，体现在行动上，即使只体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一个微小的涟漪也是一个新的展开。 对当下城市的书写，因此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样式的，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在体察城市对感知方式的塑造，超越单一维度的惯式（时间、空间、自我意识、社会关系），以身体的复杂性去认知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所有人一起以血肉之躯经受城市震荡并且书写期间所发生的。（我不反对城市里的现代性，也不会轻易否定消费主义。因为那是在回答问题。而我作为小说作者，只负责提出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好多问题，所以可以无尽地书写下去。） 王占黑（作家）：在我短暂的写作过程中，写的都是同一个范围，同一个题材，都是跟城市生活有关的。我越来越觉得，我有时候关注城市，可能超过了关注文学本身，甚至我会觉得文学是我选择去关心城市的一个行动方式，可能也有人会选择去摄影、绘画，或者做行为艺术，等等。 因为我写的是城市当中的一些比较老旧的街区，所以之前也有访谈记者会问，是不是乡土文学当中的系列，我当然是立刻否认的，因为通常来说大家提到城市的时候，会去想高楼大厦，也会去想非常经典比如说南方的弄堂、石库门，但不会想到老旧——也不算很老旧，可能就是70年代、80年代，或者50年代、60年代的街区，但其实它们大面积存在城市当中，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一直在这写这些东西，而且写的时候会关注公共性，就是在家里面发生什么我会选择忽略，而更多看熟人社会空间里面他们的舆论、人际关系，还有人情，还有历史怎么变化。 还有可以作为个人生活的载体，是你过去买的冰箱贴、钥匙圈，或者书架上一个摆设，十年之后回头看这个东西，会发现过去那段生活，以及生活代表所呈现的吉祥物是能跟现在生活产生很明确的关联的。包括也有很多人去做过这样的尝试，比如说去收集你能在大街上看到的吉祥物的摄影集，或者做视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当它被官方集中展示和观看遗弃，可不可以有分散的展示和收集，在《小花旦》那个小说里面主角去了解上海这个城市的途径就是去拍摄各种地方的吉祥物，然后到了很多年之后，他拿这个过气的形象给生病不能走路的人共享，仿佛这个吉祥物和一群被抛弃的、被不幸所眷顾的人的命运就有了一个相似的连接。我会有这个想法是有朋友是做海报摄影收集的，也一起共同做过跟城市隐喻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书报亭，我有时候觉得这样的事情也算抢救性资料的收集和挖掘。之后我会希望能够做一个关于吉祥物的活动，让大家重新把过去被抛弃的记忆再唤回来。 张怡微（作家）：我想谈谈城市中虚拟空间进入小说的可能。年中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机器与世情》的创作谈，现在还在审稿中，不一定能发出来。其实麦克卢汉的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还提供了一个关于作为媒介的机器的角度。我们不愿意被很多东西驯服，不愿意被秩序驯服，但我们大多数人被机器驯服了。手机就是身体的延伸，情感的延伸，家庭关系的延伸。我近期做的小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譬如《度桥》写了表情包，身体延伸是源于身体的匮乏，身体不够用了，所以首先在医疗器械领域，我们早就是赛博格了，心脏支架、呼吸机，等等。我上一个小说集《樱桃青衣》中，有两篇小说讨论到了临终拔管的伦理与家庭命运的关系。最近做的两个小说是关于手机。我们的智能手机流行是2008年以后的事。《四合如意》的背景是英国在2010年五年遗案大赦，而在机器与世情的主题下，移民的故事是最容易建构的。《四合如意》讲异地恋，如果没有手机，很多异地恋爱就结束了，维持恋爱体征靠的机器，和医院里我们依靠机器维持生命体征很像。机器跟世情，除了爱情还有亲情，前几天我给《上海文学》的一个小说，明年会发，《醉太平》写的就是手机与团圆。福建移民非常有趣，跟中国人喜欢团圆不一样，他们团圆了，就意味着没有人出去打工，意味着贫穷。很多人家里都是一个月在视频里团聚一次。我写主人公2001年生的，本来是一个留守儿童，2007年、2008年智能手机出现了，妈妈也在机器里出现了。十多年后，母亲回来了，他发现母亲跟手机里长得一样。他手机一直有一个女朋友，但没有见过真人。家里为他安排了一个女朋友，他跪在灵柩前履行孝道的时候就在想，要不要问未来的老婆要个微信，让未来的老婆进入机器，适应他的生活。还有比方说VR眼镜，“我有一个女朋友你们看不到”的故事……我在想还有什么力量把这些东西召回到我们真实的可感的物质世界，我觉得宗族是一种，宗法之下的婚丧嫁娶是一种可能，所以我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想提供一个城市生活的观察方向，我觉得虚拟空间也是一部分。控制论之外，我们可以从传播学角度来做。 周嘉宁（作家）：我近两年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从2000年到2008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间这八到十年大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什么选择这十年，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十年是内地的大城市的城市化完善的那十年，所以说在这十年过程当中，其实整个我们国家的系统，当中会有很多在发展成熟过程当中的漏洞，一旦有这种漏洞会出现一个问题，当一些新生具有创造性的事物，一些奇奇怪怪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系统来不及做出反应，没有非常及时的应对机制，导致那些新生的具有创造性的事物，特别是年轻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一些事件，一些作品，即便是违规，也得以在我们的视野非常短暂地存在一段时间，直到系统可以做出反应为止。那十年是非常有趣的过程，可以看着城市规则如何建立起来，也可以看到所有缝隙是如何被填满，整个城市景观如何完善的，然后人们生活的空间是如何一步步变得更加坚固的。 其实常常会有人问，你写的是哪个城市？写的是上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好像小说原型是不是某某某，是我觉得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小说作为一个艺术形式，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所描写的不是具体的实在的东西，它可以不是一个具体实在的城市，它描写的可以是上海所投射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时间和空间可以折叠，虚拟和现实人物可以共存，可以有一个渠道，把过去时间拉到现在，也可以把现在空间放到未来，这个对我来说是在小说当中，是用小说这样的形式去展现城市最有趣，也最感兴趣的地方。 朱婧（学者）：当代文学史并不缺少书写都市的作家，对于都市各个空间和群落的观察，无论池莉、方方对笔下的城市平民或者卫慧、棉棉的边缘人群。城市是一个流动性的对象，它的面貌和精神都在发生变化，其实，今日讲如何书写城市，更毋宁说是城市如何书写新的当下现实、新的感觉以及新的都市文化，建立新的“都市感性”。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我关注的，一个是“城市”与“故乡”的关系。一个是新的“都市感性”如何被确立。 记得2002年前后，有一个网站叫“故乡”，是一个集文学评论、电影评论、社会评论于一体，具有一定自由性和先锋性气质的网站，我所知道的一些后来成为著名的专栏作家和博主的作者也在上面活跃过。这个网站曾经滋养我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遗址也无了。我在想的是，它为什么取名为“故乡”，“此心安处是吾乡”，它意味某种精神的自由和安宁。曾经我们觉得“城市”是一个和“故乡”相对立的概念，城市这个随着资本和人口迅速聚拢而生成的庞然大物不是能称为“故乡”的地方，这样的情绪也是很多文学作品的起点。而对于新成长起来的青年，“乡村”是父辈和父辈的父辈生长的地方，他们容易成为笛安所说的“没有故乡”的人。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年一代，城市的建筑、街道，城市的变迁开始与生命记忆相连。周嘉宁讲述的“拆迁”，张怡微的“工人新村”，王占黑的“街道”，在打捞和命名她们的城市记忆，塑造她们的“我城”。我也在想，我和我的城市关系，我生命的前18年生活在故乡扬州，后18年生活在南京，恰好一个分割。我没有写过扬州，南京也在我最近的小说中刚刚出现，“新街口”“宁夏路”“江苏路”出现在我的新小说《那只狗它要去安徽》里。如果我不存在这样一种把自己和具体的地方建立强烈联系的能力，那么，我在写什么样的城市感觉？ 这里就到了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城市“让人可以有所选择”。城市空间是意味深长的，建筑、街道、咖啡馆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人生活在人群中，人群吞噬的是个性、独立的价值和标准化的评判方式。然而人群在模糊个体的独立价值时，也因为城市的庞大和包容给独立个体提供了隐藏的环境。人与人的联系不再像乡土社会那般紧密，易于被牵绊被干预和被打扰。在城市这个庞然大物所形成的多元空间里，人可以有所选择，在看起来面目模糊的人群里，有个体隐微的内心的波荡。作家可以选择各个面向去书写他所感受和经验的城市，我自己所选择的，可能是去书写都市人群“内心的某一部分”，“多余但又绝不能舍弃”的，书写隐匿于人群中的人。 何同彬（评论家）：无论是作家、艺术家、出版人们经由不同的媒介（包括影视、文学、装置、建筑、行为等）所进行的艺术实践及其呈现的多元化、个体性的城市经验，还是评论家、学者们对此的认真阐释和积极回应，都紧紧围绕“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这样一个主题，拓展了城市、城市文化、当代艺术、当代文学的边界，在各种科技、艺术、政治等不同话语的交融、混合、跨界的实践中，启示、激发了非常多的碰撞和可能性，我想这也是何平教授和金理教授去年在上海创立这样一个双城文学工作坊的初衷。城市就是现代文明本身，或者说，文明就是一种城市现象，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和存在，城市或者都市主义（urbanism）占据了当代文化的核心位置，“是政治秩序和社会骚乱的根源所在……构成知识兴奋和挑战的源泉”（理查德·利罕）。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外观上的更新和发展非常迅疾，但是我们的城市思维和城市精神却仍然非常匮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艺术包括文学，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那就是怎样为我们的艺术实践和文学书写带来真正的意义上的城市精神，城市作为一种复杂的视角和方法，如何为当代文学、当代艺术注入真正意义的“当代性”。面对这样一种共同的沮丧和命运，当代文学与当代艺术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更有活力的话语之间，如果仍旧保持以往的区隔和壁垒，就只能带来封闭保守的各种文学、艺术的陈词滥调。何平教授在《花城》主持“花城关注”，我们共同组织这样的双城工作坊，目的都是通过跨越边界、积极对话，不断拓殖新鲜的活力和可能性，而不是固守在旧的观念和秩序里面盲目、愚蠢地“自嗨”。 相关：上期回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