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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第一期《外国文艺》诺奖专题收录了新晋诺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短篇小说和相关评论文章，其中那组颇具风格的早期短篇小说（可回顾【聚焦·短篇】石黑一雄：中毒）由郭国良教授精彩翻译。郭国良，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最负盛名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迄今已翻译出版三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石黑一雄的小说《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2005）。  郭国良教授 我们的新年第一期登载了江苏科技大学博士王妍女士对郭教授的深度访谈，此次访谈主要围绕郭教授翻译研究的起始和经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价值判断，以及他个人对作品主题的理解。郭教授选择翻译研究布克奖作家和作品，是源于这些作家作品往往在立意上跨越种族、国界和文化差异，具有普遍性意蕴，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以石黑一雄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为例，通过与其他几位知名作家的比较，郭国良教授分享了自己对石黑一雄的写作风格、主题思想等方面的理解和体会。他认为石黑一雄作品文学风格鲜明，整体认知观始终如一，追求的是超越地域和时间的全球性作品，其作品始终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时间、记忆和自我欺骗。  《无可慰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王妍（以下简称王）: 郭老师，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您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因为酷爱翻译，甚至放弃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业。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您翻译的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赫尔辛基罗卡曼迪欧家族背后的真相》一书作者题记中的一段话：“我朝外观望，而不是向内审视。我厌倦了内省。我兴致勃勃地调查研究，这成了我的学习之道，成了我的私人大学。没有任何事情比为捕捉故事而探究大千世界更令我欢欣酣畅。”对您来说，兴致勃勃地从事英语小说的翻译成了您的学习之道，成了您的私人大学。您觉得是不是很贴切？ 郭国良（以下简称郭）: 谢谢。当年对翻译的狂热，导致我对其他方面提不起兴趣，只想一心从事文学作品翻译。这一点，有受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的影响，也受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影响，因为他本人在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也没有完成。翻译给人的代入感很强，容易引起共鸣，所以我就将自己代入进去，如斯威夫特一般放弃博士学位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王：开始起步时，您怎样寻找翻译作品？您最早翻译的作品是什么？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 郭：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我翻译的作品来看还是有转折点的。我最初的文学翻译，也是令我最兴奋的一次尝试，是在读硕士时跟随朱炯强老师，在其翻译作品集《当代澳大利亚中短篇小说选》中翻译了一篇短篇小说，《牧羊人的妻子》，朱老师也因此成为我文学翻译的引路人。而2002年我翻译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赎罪》这部作品，迎来了我翻译生涯的转折点，标志着我从此坚定地走上了翻译之路。  郭教授翻译的《赎罪》各个版本 王：您所谓的转折点，是不是说您之前的翻译没有聚焦，这个转折点是让您聚焦在当代英国小说的翻译与研究上了？ 郭：是的，就是说这之后，我的目标就明确了。后来受到布克奖的启发，就基本聚焦于研究当代英国小说。石黑一雄的作品《长日将尽》获得了布克奖，这个作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我的视线。所以我编译的那本《曼布克奖得主短篇小说精选》里面也收录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 王：认知语言学强调翻译过程的交互性，任何文字表述都会反映作者对生活、环境乃至整个文化的体验与感受，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理解原语文本的含意，与作者互动，转化成译入语时，与读者互动。从《赎罪》转向之后，您主要从事英国最负盛名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迄今已翻译出版三十多部文学作品。您对布克奖获奖作品的认知有哪些方面？ 郭：布克奖是当今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其获奖作品现在几乎已经成了“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受到广泛关注。该奖的目标是奖励优秀作品，提高公众对严肃小说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它的威望超过了英国其他文学奖，被看作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通常获布克奖的作家会得到国际的推崇和肯定，也有一些作家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跟奖励总体文学成就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一样，布克奖是奖给年度最好的一部小说，即the best novel。该奖始于1968年，希望能成为英语界的“龚古尔奖”，并于几年后实现了超越。一般每年七月初选名单出炉，从几千部作品中选出十二到十三部，即longlist（长名单）。到八月底，shortlist（短名单）出炉，最终选定六部作品，其水平已经很难再分出高下。我会买来shortlist上所有作品和longlist上部分作品的原版书，和我的研究生一起阅读、翻译和研究。 王：那么，石黑一雄既获得过布克奖，又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是不是很容易引起您的关注和兴趣？您认为石黑一雄能获得文学界最高级别的奖项，他最主要的成就或贡献是什么？ 郭：肯定是的。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就是shortlist上的作品。另外石黑一雄是移民作家，这又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话题。全球化的兴起使得人们离开家乡或故土到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或国度扎根越来越成为可能，而其背后的历史、宗教、经济等因素值得探讨。谈到文化，不妨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三大分类：emergent culture（新兴文化），dominant culture（主导文化），residual culture（残留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永远处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新兴的东西一开始力量都很弱，而作家（和艺术家们）都是最observant（善于观察的）、最keen（敏锐的）、最sensitive（敏感的），对new voices（新的声音）、new chances（新的机会）、new situations（新的状况）最为敏感，他们非常善于捕捉这些最新的东西。所以，石黑从《无可慰藉》开始进行题材的拓疆，深度加深，范围扩大，不仅写当下，而且写人类关怀。就《别让我走》而言，理论上来说，科技是可以做到克隆人的，那作家必须要就此发声，所以他聚焦到这上面，放眼全球，观察并思考对全人类命运有影响的事件。正如《无可慰藉》所说，人们虽然知道自己没有自由，但也要追求自由，克隆人同理。《别让我走》这部作品戴上了科幻的面具，但实际上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石黑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这部作品貌似很悲观，是部悲剧，其实基调是很乐观的。我也深有同感。他们在身处不自由的境况下是可以争取自由的，重要的是过程。最后死去的时候每个克隆人都完成了使命，面带微笑离去。没有目标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而这些克隆人知道自己的命数，目标明确，所以这是一部非常乐观向上的作品。因为生命时间的紧迫反而能活出精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 王：谢谢您的解读。对于石黑的最早两部作品《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给我们一些有关日本的联想，跟他后续的作品联系起来，是否可以说他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分别以日本和欧美作为背景？而其写作风格也随之有较大的转变？ 郭：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前期好像比较明显有日本的因素，尤其是环境描写。但我觉得这其实不重要，因为他不是一个地区性、地域性的作家，即便背景看上去很东方，但是探讨的内容却不受地域限制，追求的是超越地域和时间的普遍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方元素、国别、人种之类的，都不重要，因为他讲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共同面对的问题。 第三部作品《长日将尽》为其代表作，这部小说的出版标志着他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也奠定了他在当代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他那么早成名，自然想要寻求突破。我认为，他的第四部小说《无可慰藉》就是一部转型之作：一，就题材而言，它不拘于东方，已扩至西欧；二，从技巧上来说，它采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尤其是卡夫卡式的象征主义等。但这一突破是否成功，众说纷纭。这部作品篇幅很长，几乎是前三部作品的总和，几乎是由一个又一个梦境构成，其风格与之前三部大异其趣，实验性很强，导致他的一部分铁杆读者很不满意。可以说，风格、基调的极大改变令他丧失了一部分读者。但我个人认为，尽管这部作品看上去实验性很强，其实很多石黑的标志性特征继续存在，跟之前的风格还是一脉相承的，不是完完全全地跟前面三部作品分道扬镳。我觉得骨子里的核心内容是换不掉的，所以还是石黑的东西。一方面，语言本身的东西无法更换，从他第一部到最近一部作品，如果整体来看的话，始终是石黑的语言，内核没有变。另一方面，题材上要探究的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很大的变化。一个作家起点很高，那么他就会一直关注他要关注的问题，就算视角不太一样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游离于他创作之外，而是纳入他整体观之下的。 王：我个人觉得很大的转变是叙事角度的转变，之前的作品都是当事人第一人称的叙事，这一部像是以电影旁白的形式插入叙事，叙事会有跳跃性，给人类似于看电影的感受。跟前面三部的风格相比较，确实有很大的突破，所以这就让读者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郭：对，这是从叙述者的角度，从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后面几部作品里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都有。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作家肯定要尝试各种叙事角度，但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情况是最多的，所以人称叙事角度转变不是很新奇。 王： 石黑的作品都是探讨人类命运共同的东西，所以您说它的起点高、立意高。您翻译他的第四部作品《无可慰藉》，说这部作品的场景像是梦境，情景设计有很多巧合，那作为译者，您认为这部小说的普遍性意蕴是如何体现的？ 郭：一个方面是专业精神。这部小说中很多人物专业性很强，开场时，次要人物porter（行李搬运工）被给予很多篇幅，来表现他的敬业和专业精神。拓展到其他人物身上，只要是带有专业性的，都有很强的专业精神，即坚守传统的工匠精神。小说的第一句话代入感就很强，一般来说开头没有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空，介绍人物的时候往往是不确定的，例如英语中一般会用a taxi driver，但是作者一上来就是用定冠词the taxi driver，这便是指这种职业，聚焦在某一个特殊的工种。我认为出租车司机是一种很特殊的身份，它实际上是启动了整部小说。出租车司机从机场接主人，本身没有目的地，他要去的地方每天由无数个目的地构成。而主人公瑞德作为这个城市的贵宾，居然没有专人专车来接，甚至到宾馆也没有受到接待。出租车司机和主人公都很诧异，这就给人一种反差感：Something has gone wrong（有哪里出了问题），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而后这四天里瑞德不断在市内转悠，毫无方向感，这就显得出租车司机很重要。出租车接客的无法预料，也预示了接下来会有无数的unexpected（不可预料的）和unprepared（毫无准备的）的incidents（事件）。瑞德是带着使命来的，带着拯救的目的，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等着这个音乐家来拯救这个城市。行政官员选择用艺术的力量，美学的力量来拯救城市，但是拯救者已然现身，居然没有人知道，连接头者都没有。最后的标志性事件是一场音乐会，那这个event（事件）是需要组织的，但是没有一个代表性的组织和程序，使瑞德无所适从，他带着雄心而来，却无从下手，像被抛到海洋里面。他的行程要么是乘公交车或电车，要么如一开始一样打车。但是城市很大，公交车和打车的路线又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所以他迷失在这里面，无法进入，似幻似真。陌生人变成亲人，亲人变成陌生人。但遇到一些熟悉的事情会让人觉得在东京也这样，到了柏林或罗马也是这样。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大环境里，一天之内你可以在很多个城市间穿梭，在很短的时间里置身于不同的空间，这样既陌生又熟悉，会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或幻觉。从某种角度讲，瑞德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了，是世界顶级的人物，已经被赋予了世界级的光环，和一些超常的特质。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举办一场音乐会，这是最最直接、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场演出没有到来，到最后还是没有到来。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人能够成功就是一心直奔目标去的，不受其他任何东西的干涉，但是要付出代价，很大的代价。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用“善良”这个词），你就会无穷无尽地被需要，瑞德就是这样的，虽然他有明确的目标，但是其他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在向他招手，这需要有发现的眼光，然后就会出手去帮助，那样的话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被耽误了。瑞德除了音乐家这样一个明确的身份，还主动承担了很多非音乐方面的职责，这是值得思考的。他究竟应不应该承担音乐外的事情，要在多大程度去承担？承担的后果就是自己本身应该干的事干不成了。但也有可能这只是一种借口。他被一些细小琐碎的杂事distracted（分心），这就是所谓的能指、所指。语言的表达有一个延后，不断的推迟，所以他目标是奔着音乐会去的，但永远在过程中，抵达不了。可能因为主观上做不到，另外一个可能，是他在推脱责任。请他开一场音乐会是可以的，但是一场音乐会被赋予拯救城市这样的重任，估计他是承担不了的。所以某种角度上，他怕承担这样的责任——提升这个城市的道德幸福感，这超出他作为音乐家的功能。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该来，这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所以他的迷失是有意的，他自己不愿意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甚至不愿意去办这场音乐会。这是人所共有的心情，本来兴致勃勃地想去做一件事，后来越来越不愿意做了。这是自身的原因，也与环境变化有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为难音乐家，艺术做了努力，但是失败了，音乐本身也做不到，市民也没有配合，所以音乐会举办不起来。 王： 所以这个标题的意思是说对于求助者来说无可慰藉，对于被求助者来说也无可实现，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来说，大家都无法解决？ 郭：是的，这是一个角度，本身是应该政治家做的事情，但政治家显然失败了，所以市民们将目光投向艺术，但这也是在艺术能力范围之外的。慰藉无可慰藉之人，这本小说的这个题目很好。实际上每一部石黑的小说都是这个主题，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无可慰藉，每个人都是有创伤的，需要慰藉，但又无可慰藉，却又要追求慰藉。这就是石黑创作小说的目的，要学会自我慰藉。   郭教授出席石黑一雄读书分享会 王：对石黑一雄两部作品的精读解析了其普遍意义之后，我们再从“面”上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是石黑一雄七部作品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普遍性意蕴——即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另一方面，您研究和关注的布克奖小说，是不是也有一个共性的问题？ 郭：对的，肯定是的。我刚才讲的已经多多少少触及这一点了。其实当代英国小说家群体中，石黑一雄算是一个代表。不仅他一个人一直在关注一些主题，归纳起来就是时间、记忆和自我欺骗。很多同时代的作家，都有这些方面的关注和诉求。他们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是围绕着这些关键词和重大主题展开的。我认为，这是当代英国作家们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担当，因为他们有抱负，不仅仅是围绕自己身边的琐事，写类似于自己身体这样的以前比较流行但较为肤浅的一些书写主题。石黑更多地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宏大的、社会性的、国际性的、世界性的共同关注点。所以，我认为，石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的作品不是很多，但是他目前在文坛依然还是比较活跃的。虽然他离开日本时还很小，但由于他移民的身份，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日本的、东方的东西，还是流淌着东方人的血液。在他的作品中，他时不时地回望生他养他的日本，还有一些原生文化的因子。我们常说，“越是本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反之亦然。这样的作家很多，比如威廉·福克纳、莫言等。以莫言作品为例，他写的高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个小地方，但他把这个小地方写全了，写妙了，写深了。人类的心和情感是共通的。所以，如果对文化研究多了就会发现，文化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各自的不同，而更多地是指向它们的共同点。文化是相通的，可以跨越肤色、信仰，最后归根结底都是对美的追求，对爱的追求，对真的追求。石黑一雄和英国很多其他作者的作品，在这上面都是有所反映的。比如说时间。时间的内涵、特质和本质是什么？某种角度上讲，时间框住了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时间生命的长短。所以，时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人肯定是在成长。人是讲故事的动物，又是回忆的动物。为了更好地往前走，肯定是要不断地往后看，尤其是人生到了节点的时候，到了危机的时刻。包括石黑一雄在内的很多作者，探讨记忆的时候，都是在笔下主人公人生遇到重大挫折或危机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人生活在快乐和幸福之中时，是不会回忆的。只有遇到问题时，才会停下来思考，才会问到底哪里出错了，为何会变成这样？石黑一雄、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等英国一流作家都对时间感兴趣，对记忆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追问出了什么问题，想着如何继续走下去。所以，过去、现在、将来就串在了一起。虽然看似是一条线，但其实是站在现在这个点上，往前看，往后看。高兴的时候，往前看，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后看。 但是在看过去的时候，是有自我欺骗的。一方面，要为自己的现在辩解，而且，如前面所说，很多作品都是第一人称叙事，因为要为自己辩白，因而就存在很多典型的不靠谱叙事，用以刻意规避或掩盖自己心里清楚的，却是不堪的、惨痛的或是不可示人的记忆。希望完整地讲述故事来龙去脉，但是故事的“wholeness”（完整性）是做不到的。第一是因为语言本身做不到，语言无法穷尽表达真正要表达的内容。第二，语言还具有“misleading”（误导性）、“ambiguous”（模糊性）等特征，也就是说，语言本身就有暧昧性，容易引起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一个是主观上是有选择性的，要找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尤其是有明确的叙述对象的时候，还不想把所有真相完全地一锅端出来，有些东西就刻意不讲出来。所以，某一个时间段，会留下空白，这就需要细心的读者去回味，去追寻，去重新建构，这就发挥了读者的能动性。所以，有时候，会发现作品中有几天、几个月或几年的空白，它们是作家没有触及或讲述的，需要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很有可能是讲述者故意有所隐瞒。有时候，叙述的前后是矛盾的，这也需要读者细心辨别，是前面的叙述还是后面的叙述站得住脚，或者是两者都站不住脚。读者需要分辨是叙述者无意中遗漏了，还是刻意隐瞒了，甚或是刻意扭曲了。这是所谓的自我欺骗的一部分，就是在回忆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漏洞。所以，读者阅读作品时，就可以从这样一些不切合的地方或相互矛盾的地方入手，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有这样的矛盾。某种角度上，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比讲出来的东西更重要，从没有讲出的东西上入手，可以重新审视讲出来的内容，相互映照后，可以发现一些秘密。 王：这个在《远山淡影》中体现很多，是吗？叙事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而且或许记忆本身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郭：对的，记忆本身从客观上讲，会留下一些模糊的、随时间淡忘掉的部分。但大多时候，是刻意的，就是为了误导，为了规避一些惨痛的东西，叙述者不愿意再次面对，就在“reveal”（揭示）和“conceal”（掩盖）之间徘徊，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吞吞吐吐。也就是说，有时候“Silence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沉默反而是更有力的言语）。有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从默默无语中读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读者不妨从这个角度入手，去解读文学作品。 王：这是一种文本细读的方法，从文本的裂隙中间找到叙事者或作者的意图，然后形成自己的解读。那么，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普遍性意蕴，除了石黑，您翻译较多的其他作者，像麦克尤恩、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在这些作家身上，是否也有体现？ 郭：有，当然有。例如斯威夫特的《水之乡》（Waterland，1983）是最典型的。主人公汤姆是一位历史老师，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述的。他是在人生重要的危机时刻开始讲述一个个故事的。他的妻子玛丽在超市偷了一个婴儿，汤姆给自己的妻子辩解，证明她是无罪的。汤姆之所以选择用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他觉得只有自己最了解妻子，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为叙事者，就是要为妻子辩护。作家斯威夫特把主人公汤姆设置为一个中学历史老师，也是很有意思的。  Waterland by Graham Swift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的 “the end of history”（历史终结论），在作品中有多重含义。第一，对文科不重视，研究经费大量压缩，很多文科课程如历史课，确实被砍掉，被终结了。第二个终结，是汤姆因为妻子窃婴，名声不好而被提前辞退了，也就是他以老师作为职业的历史终结了。第三，作品的时间设定在1980年前后，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出现。正如作品中汤姆的学生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人类的历史都要终结了。最重要的是，汤姆焦虑的是，自己没有子女，自己家族的历史也将终结。所以，整个作品都是汤姆在回忆历史，零零碎碎，也有很多漏洞。为给妻子辩解，他要讲述妻子不能生育，为了讲清楚妻子为什么不能生育，他要讲述另一个故事，以此往前推，故事一个接一个，没有开头，正如之前讲的石黑《无可慰藉》中周四的演出之夜永远不能到来。从“history”这个词来说，历史是被人讲述出来的，也可以把这个词拆分成“his story”，主人公在讲述 “他的”故事。其实汤姆讲述的是他自己职业的故事（occupational history），他家族的故事（family history），他居住地的故事（regional history），自然的故事（natural history），以战争为背景的全球的故事（global history）。石黑一雄的作品也一样，都是从个人史，到家族史，到地区史，到民族史，自然而然地就从个体上升到整体。  《终结的感觉》（译林出版社，2012）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翻译的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2011），它也是一部斩获布克奖的作品，其中有很多有关时间的警句、哲言。这是我强烈推荐的一部探讨时间、记忆和自我欺骗的作品。 从上述三个作家和三个作品中可以发现，这几位大家都对时间特别关注。这对了解整个当代英美小说及其作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最重要的主题是时间、记忆和自我欺骗，而慰藉可以说是一种治疗作用，贯穿了每一部作品，巴恩斯的作品中就体现得更明显了。记忆也是很多当代作家的核心话题，石黑一雄能够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确是当之无愧，我很高兴能够翻译他的作品。 王：感谢郭老师的指教。您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石黑一雄等作家作品的普遍性意蕴，又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获奖（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如何通过高超的技艺超越同辈作家的叙事，最终实现了对全人类的关照，对今后文学作品的深度解读、翻译和研究都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