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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前，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这才有了如今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人民的幸福生活。 也正是在四十年前，中国诗歌与中国社会一样，终于等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新诗“归来”。 时间是最公正的，时间将清算历史的错误，并调整社会行进的方向。“文革”动乱的结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百废待兴，首先是受到错误待遇的生者和死者昭雪平反。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归来，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的诗歌）最为动人的一道风景。 在长达数十年的先后的离散之后，人们哀悼无辜的死者，庆幸自己还能看到天空晴朗的一天。尽管带着心灵和肉体的累累伤痕，但还是真情地感谢着重新开始的时间。 艾青的复出是这批归来者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的《红旗》。这首诗新意不多，但体现了艾青一贯的清新明朗的风格。 而它的出现，这一事实所传达的意义，也许都超过了诗的本身。至少在艾青这里，它表达的是，尽管历尽折磨，作为诗人，心依旧，诗也依旧。而对于中国诗歌界，则是一生响亮的宣告，中国终于又有了诗歌！ 艾青为他复出之后的第一本诗集取名《归来的歌》。这名字有很强的历史感，概括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命运。 诗人擦干身上的血泪和污秽，在新的时间里讲述灾难岁月的往事：讲一条活生生的鱼怎样变成了化石；讲一棵树怎样被奇异的峰吹到了悬崖边上；讲滴血的趾爪在水泥墙上留下血淋淋沟壑的华南虎。 在这些带着愤怒的含泪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一直受到忽视和否定的久违的“个人”，个人的命运因苦难的叙述而得到呈现。 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中，“个人”（更多的时候被指称为“个人主义”）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它是一种与“集体”相对里的存在。前者总是渺小的和罪恶的，而后者总是伟大的和崇高的。理论肯定后者而贬抑前者，于是形成了中国诗中长时间的“往我”或“无我”的状态。 诗歌的“归来”首先是“个人”的归来，特定时期的社会悲剧引发了普通人的命运沧桑的感慨。控诉和批判残暴的结果，无意间却突显了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尊重。当然这种关注和尊重并未超越社会谴责的层面。 但不论如何，这是归来者对于中国新诗史的意外的贡献。中国的诗人终于有机会以社会的失序和异常为背景来谈论一己之悲欢了。我们因诗人的叙述而认识了中国历史的重负，以及底层的无助与受难。 诗到底是立足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只有对于生命过程的真实体悟，方可抵达众生。归来的诗不仅让我们认识了诗人的蒙难，而且通过它还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痼疾。 动乱结束，人们面对久违的一切感慨唏嘘，有一种梦一般的被埋葬的感觉。老友相对，彼此打趣是“出土文物”。“归来”的诗意对掩埋和发掘的主题非常敏感，除了被掩埋的化石，还有钻石：一种对于失去的岁月的怀念，一种是对于顽强的生命的赞赏。 世事的变迁常有异兆，那年华北某地常林乡民种地发现巨大的钻石，“常林钻石”于是成为抒发被掩埋与重新发现的情感的媒介。 “不知道有多少亿年/被深深地埋在蒂利/存在等于不存在/连希望都被窒息”。艾青的诗讲发现者和被发现者一刹那的相遇：“两种光相互对照/惊叹对方的美丽。” 与此类同，贝壳和珍珠的意象也受到诗人的钟爱。贝壳是离开大海的生命，寄托了这些幸存者被爱的记忆。而贝壳中那些柔软的肉体，经历过痛苦的磨砺，却铸就了闪光的珍珠。所以，蔡其矫说珍珠是“贝的创伤”，是“痛苦的结晶、海的泪”。 艾青写《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在万顷波涛中打滚/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护着最易受伤的生命”。这些都是诗人对于生命的自我陈述。 是苦难的经历给过去贫瘠的诗歌注入了这么多新鲜的元素。以往只被允许“乐观向上”而显得异常单调的诗歌因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的悲怆和灿烈，而猛然变得空前地丰富起来。社会的动荡，家庭的离散，命运的惨痛，诸多因素的融合，归来的诗歌给中国诗歌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变贫乏为富足。 这些在各个时期离散的诗人的聚合使被“极左”路线割断了的新诗传统得以恢复。宽容而公正的时间改正了历史的歧误，归来的诗人回归了、接续了新诗的“五四”传统。归来者的贡献在于新诗的建设，他们的归来终止了对于新诗无休止的破坏。 许多带着累累伤痕的归来者都满怀希望地迎接了新的文艺复兴的春天，包括在艰苦岁月中九死一生的穆丹。他们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上有一个新的开端。陈敬容的诗句最能代表这批归来者的不老的诗心： 怎能说我们就已经 老去？老去的 是时间，不是我们！ 我们本该是时间的主人。 20世纪80年代是新诗伟大复兴的年代。伴随着新诗潮的崛起，也伴随着更加激烈的“朦胧诗”大论战，新诗进入了堪与“五四”相媲美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建设时期。 这里所谓的建设，并不单指创作的繁荣，还有对于新诗历史的延续和修复，以及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最初两年，《九叶集》和《白色花》两部诗选的编辑出版，是最有建设性的事件。 《九叶集》的作者们郑重重申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理念，但又有他们一贯的强调的解释：“这个现实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更要写出时代精神和本质来，同时又要力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沟通。” 作为一个诗歌群体，“九叶”诗人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国诗歌传统之外，他们的西学基础同样深厚，特别是不同程度地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这些诗人在当时时尚的文学潮流中是一个异数，长期受压制和歧视。时代走向清明，“九叶”在新时期的阳光下伸展着浓郁的春意。后来，他们作为现代诗的前辈，成为“朦胧诗”最有力的支持者。 集结在《白色花》旗帜下的诗人，是一批受到胡风影响并多少与之有联系的诗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诗歌信仰和追求。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结合起来。” 他们强调诗人的自我意识：“诗的主人公正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的性格在诗中必须坚定如磐石，弹跃如心脏，一切客观素材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以此为转机，而后化为诗。” 这是一群和《九叶集》的诗人们艺术追求各有尊崇的诗人，他们因胡风一案的牵连，多少受了磨难，但他们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气和良心，他们无愧于历史。绿原在《白色花》序言的最后，说了如下沉痛的话： 本集题名《白色花》，系借自诗人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节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如果同意颜色的政治属性不过是人为的，那么从科学的意义上说，白色正是把照在自己身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一种颜色。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新时期酝酿着一场气势壮阔的诗复兴。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这批满身心伤痕累累的归来者的劫后重逢，成为了动人心弦的前奏。 他们以动乱的惨烈时代中的个人血泪经历，谱写了中国新诗最真实的一页。他们又以与“五四”新诗传统对接的艺术经验弥合了惊人的文化断裂。 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结束了由谎言和虚情充填的丑陋历史。归来者用血迹斑斑的脚印，画出了中国新诗的一道希望的彩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