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18年6月出版，295页，56.00元
    
荣新江先生的新著《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于今年6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分为上下编，共收录作者近二十余年来所撰写的序跋类文章六十篇。是书甫一面世，即引起学界关注，已有评论性文字见诸报端（徐俊《序跋的意义》，《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第十版）。不同于一般书序的写法，在该书跋语中，荣先生明确表达了他写书序的主要初衷是“希望借助书序这种形式，按照不同书的内涵，阐述自己对一些学科门类的回顾和总结，并做一点前瞻和期望……从本学科的发展历程着眼，从学理上分析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学理与学谊》跋）。这实际上是在示来者以径路，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这也是荣先生的书序与一般书序文字的最大区别。但事实上，这些书序的字里行间中，也无不贯穿着他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以及对学术方法的归纳、总结与反思。如果读者阅读此书时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则获益更大。因此，笔者以为，此书的内容，除了反映“学谊”外，更重要的是“学理”与“方法”的启示。
论及自己的治学，荣先生常常会用“庞杂”一词概括，说自己“平日治学，颇为庞杂”（《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序言）。的确，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外关系史、敦煌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等多个领域；就具体研究对象而言，除历史学之外，还涉及宗教、考古、艺术史、文献学（含出土文献）等。但这看似“庞杂”的背后，隐含着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那就是“贯通”的思想，因此，“庞杂”可视为荣先生对自己的“贯通”理念的谦虚表达。他对陈寅恪先生“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警示念念不忘，在不同场合经常提及（《敦煌讲座书系》总序），意即在于此。陈寅恪先生的“通识”观，蔡鸿生先生理解为“全景式的历史思维”（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可谓确解。

荣新江（澎湃新闻李媛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