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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以晚清五四时期的《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教科书、《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儿童读物“铺排”章节，看起来丝毫不顾及“章法艺术”，这样的结构需要极大的自信。这部长篇巨制中穿插了近300幅原始图片资源、将这一时期相关蒙学读物、儿童书籍、刊物、报纸、近代教科书等“一网打尽”，以新视野、新史料和新见解，实现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突破。 新视野：图像叙事与儿童文学 从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切入，考察图像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钱穆曾言，“书里不兼图，恐怕是我们中国学问很大一个缺点。西方一路走来，图书连在一起。中国人不知何时起偏了图，这实是一个大缺点。”我们也已注意到“图”在现代文化转型中的重要性，中国美术史研究发现“以图学为核心，晚清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视觉启蒙运动”（孔令伟），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冲击的是以图像为中心展开的“叙事”（陈平原）。很大程度上，这一视觉启蒙或图像叙事也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图像叙事”的萌芽，尤其是图画故事的出现，促使儿童文学汇入到20世纪“图像转向”的文化变革中，改变了儿童文学的呈现方式和阅读方式，成为相异于文字叙事的“另一种现代性诉求”。 张梅敏锐地意识到，此前我们儿童文学对图像问题的关注不但局限于图画书（或曰绘本），而且多聚焦于当代，“既缺乏对图像和儿童文学关系的整体观照，又缺乏对图像在儿童文学发生期表现的史学观照”，所以该书既从图像叙事的角度对每个典型的读物文本进行了深入解析，同时又讲清了它的来龙去脉，以及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比如，从《儿童教育画》到《儿童世界》，我们看到了第一份儿童画刊与现代儿童建构过程的关系，进而从一事一图的分科目叙事，到一事多图的滑稽画，再到文图融合的“图画故事”催生出现代儿童文学，两份儿童期刊中的图像叙事既有显著的差异，更有前后的承继与发展。六份读物期刊兼具共时性中的异质性、异时性中的同质性以及异时性中的异质性，就像一条大河蔓延出的六股支流，彼此间又以暗道相通，最终汇入现代儿童文学的海洋，呈现出鲜明的文学史脉络。 这幅纵横交错又暗含章法的文学史地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全面、细致、客观地回答了图像时代儿童文学“何所来何所去”的问题。因此，对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的史学探索，具有填补儿童文学研究空白的重大意义。 新史料：挖掘与考证 扎实的史料考据功夫，避免妄谈虚论，是该书的另一特色。由于原始资料的丰富与可靠，为其观点的论证提供了强大支撑。首先，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史料，甚至是某些“权威”史料。例如对《小孩月报志异》的版本辨析，先是以出版日期证明了多数研究者沿用的葛伯熙《〈小孩月报〉考证》中的说法是讹传，后经过多方考察，也只证明了既有说法的不合理之处，真相如何，“因现存的资料有限”而“只能存疑”，这恰恰表明了解读史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再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叶圣陶是把在《儿童世界》上发表的23篇童话结集为《稻草人》，然而作者仔细核对此刊第一期，发现其中有两篇并未发表在《儿童世界》；同时对前人所言“1923至1924这两年内，叶圣陶还在《儿童世界》上发表过《牧羊儿》《聪明的野牛》等5篇童话”提出质疑，因为“查一下原始资料就会知道，上述说法并不确切”，这两年内《儿童世界》上“只有《聪明的野牛》一篇”。此外，对《儿童世界》上所刊图画故事中的图画作者问题，张梅也以翔实的史料驳斥了“郑振铎‘自编自绘’说”，不但“有理”而且“有据”。 其次，发现新史料。比如，中华书局在创刊《小朋友》的同年还推出了读者对象更为低幼的《小弟弟》和《小妹妹》画刊，其广告语中宣称是“三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也看得懂”的。这似乎是儿童文学史领域首次提到这两份低幼画刊。我曾以此为线索，搜查了国图、北图、上海图书馆等，虽未能找到更多原刊，却可以据此判断当时知名期刊对幼童读者的兼顾，这无疑为幼儿文学的发展做了重要积淀，也为幼儿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正是凭借对原始资料的挖掘和考辨，该书厘清了某些被遗落或误读的儿童读物上的图像与文字，还原了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某些重要史实，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新见解：问题意识与现代性框架 该书重视史料，却并不作简单的堆积和展览，而是在依托史料的同时又能跳出史料，以独到的眼光深入解读史料，赋予那些“遗留态”的历史文本以新的生命。这自然与贯穿全书的强烈问题意识密切相关，它想要解决的是一系列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问题：图像叙事如何在晚清儿童读物中兴起？如何改变了儿童文学的呈现方式和阅读方式？图像中的“童年”如何深刻影响着成人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图像对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意味着什么？二者之间是否既相互成全又相互背离…… 该书将这些问题置于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之内，采用叙事学等多种理论方法，并善于将古今、中西作对照分析，在历时与共时、纵向与横向的坐标系内，叩问图像叙事问题的起源、演变、实质以及启示。不妨试举几例：通过对《小孩月报》中图像、叙事与权力的对照分析，指出此刊并没有构成对传统儿童观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与俗世儒家伦理的同谋中强化了对儿童的规训；通过对比“东文修身书”与“中文修身书”对“父母之恩”的表现，对格林童话中《大拇指》的改编，分别揭示中日与中西儿童观的差异；对四种儿童读物孔子“陈设俎豆”的同一画题所呈现出的不同旨趣，表明近代儿童启蒙观念的新变化；从传统蒙学读物到教科书的现代转型中，插图的演变隐含着传统德育观念的诸多“变”与“不变”；从晚清到抗战前夕，儿童读物上的儿童形象在想象西方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滞后的文字与现代图像产生了背离，从而造成巨大的叙事张力，文字压制了图像的现代性诉求，同时图像又未建构起真实的中国儿童形象，其启蒙现代性也大打折扣。这些论说都是颇具洞察力的创见。 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论述的过程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在对图像叙事作史学观照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读到了一部期刊史、教材史、出版印刷史、教育史、美术史、图像史、文学史、文化史，真可谓是多史并置的一部“大史”，这也正好契合了作者开篇即主张的“破除儿童文学的纯文学观念”，更新了史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