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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与文学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到“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儿童’不过是晚近才被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东西。第一，这并非日本儿童文学的特色，在西欧本来‘儿童’也是这样被发现的。第二，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发现儿童文学不能不先发现‘文学’。”这两条我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儿童文学与文学。葛成训的《新儿童文学》（上海儿童书局，1936）首章第一句话是，“我们要明了儿童文学的意义，先要解释文学两字”。出版于1934年的《儿童文学研究》（陈伯吹、陈济成编）第一章为儿童文学与文学，里面提到研究儿童文学，不可不先从“文学”入手，假如对于文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再去认识儿童文学，犹如轻车之于熟路，要容易得多。类似此种探讨儿童文学与文学之间关联的观点在这一时期相关文献中随处可见。最有深度的是张圣瑜编写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一章结束后提出的研究题：儿童文学在文学之上地位与价值何若？文学意义与儿童文学意义界限究竟何若？这两个问题对于而今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资料既是对儿童文学的界定亦是对文学的界定，正如柄谷行人提及的“发现文学”。对于五四时期来说文学是一个新命题，尾随它而行的儿童文学亦是。 到目前为止，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1987）、《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张香还1988）、《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1991）、《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张之伟1993）、《中国儿童文学史》（蒋风、韩进1998）、《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张永健主编2006）、《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蒋风主编2007）、《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刘绪源2013）、《童话学》（洪汛涛1986）、《中国童话史》（吴其南1992）、《中国童话史》（金燕玉1992）、《中国童话发展史》（吴其南2007）。现代“儿童文学这个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的这句话在以上史作中基本达成一致。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提到，“中国本来没有儿童文学，有了五四新文学以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是大家公认的。”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儿童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说新文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的名篇《小雨点》一直是儿童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更不用说现代文学史上专章论述的作家鲁迅、茅盾和郭沫若以及后来的叶圣陶、冰心和张天翼等，他们都是儿童文学史上举重若轻的人物，而作为新文学运动最早且影响最大的社团文学研究会，其发起人近一半（周作人、郑振铎和叶绍钧等）都和儿童文学息息相关。 但细究各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二十世纪文学史》，这些在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学者，他们在文学史中的身份、经历和作品基本和儿童文学无关。举例鲁迅、茅盾和叶圣陶而言，他们在文学史的内容根本不涉及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活动。非常可惜的是，儿童文学和文学之间的渊源之深却没被这些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1914年，周作人在《征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提出采集儿歌童话为民俗研究和儿童教育所用。1920年，周作人发表了《儿童的文学》，其中说到“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变成几本书……”1920年，北大《歌谣》周刊的出现更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在1924年3月歌谣研究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周作人首次提出应该将童话纳入民俗研究，他的建议被大家采纳。这更是推动了和童话密切相关的儿童文学的热潮。洪长泰在其专著《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列有儿童文学专章，其中仅以童话和儿歌展开讨论，认为这两项是当时民俗学者最感兴趣的。五四时期，童话几近等同于儿童文学，茅盾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提出翻译真正的西洋童话。此间一批学者对于儿童文学、儿童读物论争的重点都在于童话。同时还有翻译和改编国外童话作品的出版。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安徒生，从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先驱之一刘半农翻译的《洋迷小影》到后来不同译作的大量涌现，甚至出现《小说月报·安徒生号》这样的报纸专号讨论其作品。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叶圣陶1922年发表的童话《稻草人》，同年，赵元任翻译了路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引发热潮。随后，沈从文和陈伯吹都相继模仿写下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和《阿丽思小姐》，但都失去了原作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从上文列举的通史来看，惟一单独的文体史即为童话史。但童话是否真的在此时是专门为儿童所用的文学？周作人持有童话是“小说的童年”的观点。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中将20世纪的中国称为小说中国，认为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是想象中国的开端，这是和国格、国体和国史相关。而在当时童话因进化论和儿童糅合，童话代表天真、原始和野兽。当时的学界普遍持有这一观点，赵景深在《童话概论》中论述童话起源自“原始社会的故事，儿童是原始人的缩影”。这些研究者大都在人类学的影响下以民俗学角度探讨童话的价值和内涵，最终落实到儿童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童话变成教育家对于儿童乃至民族进行文明开化启蒙的重要工具。可以说，现代作家有意识地用其振兴白话文、教育现代儿童。在《小说月报·安徒生专号》有这样一句话：安徒生以童心和诗才开辟了一个童话天地。此童心是否指儿童之心，还仅仅如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儿童的一种浪漫想象。“当儿童作为一个与成人截然不同的观念被区隔出来，并被抽象为某些成人世界所失落的特质，童话也被负载了黑暗世界以外的童心力量，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于现实的想象空间，并与当时流行的启蒙话语、个人与国族的进化想象有着更为复杂纠葛的关系。” 如果鲁迅表达的是救救孩子，那这些成人是否希望孩子来拯救他们的未来？总而言之，儿童文学在此时俨然成为民间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被赋予与传统经典文学不同的形态，试图和旧有的观念相对抗。 儿童文学与国家想象 在某种意义上，儿童文学和文学或者成人文学之间的关系模棱两可。儿童与成人文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儿童文学是与成人文学共同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建构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和话语实践”。也正如杜传坤所说：“不是儿童需要文学，而是文学需要儿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需要文学以及儿童，相应作为给儿童阅读的儿童文学被赋予国家前途的重任。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始于五四时期，吴翔宇指出“儿童的发现”是启蒙者执著追寻的一个目标。成人作家的儿童书写呈示了儿童是如何被纳入到想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中。不管是周作人早期国家民族的立场还是后期偏向人的发展，还是鲁迅所提出的赤子之心及在《翻译童话的目的》所认定的，“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这些仍是文以载道的企图。虽说儿童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用虚构的小说或者童话，形式白话、浅显易懂。 胡愈之在《童话与神异的故事》中有言：“为文化的未来，打一打盘算，儿童文学的产生，似乎比什么都要紧呢。因为在我们成年人当中，也许有许多人是已陷入传统思想的地窖里，再也享受不到外边的光明了。但是我们的孩子——未曾中过毒的孩子，却不该再让他沉沦下去……”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老轻少已经不再驰骋，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旧有的国家格局，选择与与传统断裂，但又将如何重构？启蒙儿童与想象中国如何完成？儿童的文学如何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以此完成对未来新中国的想象建设？梅家玲在《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中指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其实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唤行动。也因此落实在文学实践与国族/文化想象之中，它遂在现代性、启蒙思想与国族想象的交相错综下，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驳杂性格。……去教育新中国的少年学子以及年龄上非少年，心态上却可被启蒙为少年的一般大众，成就新兴的少年中国，如此少年——启蒙——新中国，遂得一气相通”。我认为，这也可适用于儿童——启蒙——新中国。在启蒙这一目标下，儿童文学和新文学、新教育、民俗学都紧紧缠绕在一起，甚至结伴而行。 “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这恐怕是对当时文化状态最简练的概括。“旧”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学，而是寻到中国本土民间去。甚至当时的民俗学者认为民间文学最适合于用来改造国民精神。从本土民间文学寻找资源以显示和旧有的文化传统决裂，同时又寻找外有的资源来补充新文化。而对于童话和歌谣的重视，可以说是这两种方式的体现。这大概也是当时急于改变社会，改变国民精神的知识分子所选择最为稳妥的方式。 鲁迅、周作人兄弟及其同人赵景深、陈伯吹和胡愈之所致力的现代儿童文学本身即建立在进化论前提之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必须倚赖于中国儿童的发展。因此，儿童文学不能简单视为一个美学或理论问题，对于深陷困境、对中国之“落后”满怀忧虑的知识分子而言，儿童文学日益成为承载进化主体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而此期间的儿童文学承担的内涵导致它的出身含有某种模糊性、复杂性，这和儿童文学的趣味游戏性又是相违背的，这可从沈从文、陈伯吹对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移植的失败中窥见。 我们应深思，儿童文学的创作究竟何去何从？儿童文学尤其童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承担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文学史上却并未体现。那么，儿童文学史的书写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模式？我期望对以上问题的探讨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儿童文学放置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时，它非静态的形式所能呈现出的新意义对于儿童文学史及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