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西化之路开始得很早，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宗教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基督教传教士重新在中西交流活动中独领风骚。英国在埃及特拉法尔加海战和比利时滑铁卢战役中均战胜了拿破仑，这奠定了英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到1820年时，大英帝国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此外，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使英国殖民扩张的方向逐渐转向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英国的新教徒——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中的，都普遍将清王朝视作贸易开放和基督教福音传道的方向。英国的政客、商人和福音派信徒利用宗教和科学这两个策略，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目标：通过外交手段打开中国通向国际社会的大门，以及教化中国的民众。中国今天基督教徒甚多估计与此有关。 二是思想意识。李鸿章曾在1889年的春季特课中要求参加课艺的学者解释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章暴露出中国文人对达尔文物种进化论的无知。例如，一个叫蒋同寅的人只是藉着虚张声势回答了这个问题，竟获得了第一名，但他的文章却把达尔文说成是一个撰写了化学著作的地理学家，他还把斯宾塞说成是数学家。虽然回答是错误的，但中国自此也走上进化论的道路，一切以进步为至上。 三是工业的出现。当曾国藩于1862年在安徽省建立安庆军械所时，清代追求西方技术的历史真正开始了。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广东学者容闳于1864年向曾国藩提议到欧洲购买各种用途的机器。李鸿章也开始在1863年建立了两家小型兵工厂，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松江。当清廷于1862年为中国购买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后，松江局在1864年搬到了苏州。曾国藩把军械所搬到了南京，并换了名称，叫金陵机器制造局，主要是制造火炮上用的保险、炮弹、炮管以及小的加农炮。1866年，湖南籍将领左宗棠建议在福建福州建立一所现代化的海军工厂，以便制造和操作西式战船。恭亲王和同治皇帝的摄政们很快准许了这份奏折。当1867年左宗棠被派到新疆镇压军事叛乱后，沈葆桢成了福州船政局的总办。福州船政局依靠法国的专门知识，很快成了19世纪60—70年代建造的中国军备制造厂中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一座。随后的1866—1867年，朝廷批准了北京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的奏折。其目的是通过化学、物理学和力学训练来教授学生学习现代科学。工业在今日中国已到处都是。 四是医学的改变。极端者如俞樾甚至在1890年左右对古代医学实践穷追猛打，他的妻子和孩子不明原因的病故，刺激他写下名为《废医论》的书。俞樾运用考证学的方法说明，中国古老的药物学知识几乎毫无价值，他同时还认为，深受爱戴的牧师和医生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不过，尽管支持西方医学，但俞樾依旧认为西方科学是中国古典学问的派生物。1850年以后，西医和中医呈现共存的局面，他们有时会互相指责对方在疾病理论和医疗实践上的局限，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专注于各自的护理系统。西方医学在民国初期的影响，对中国传统医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医生个人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吸收西方医学的实践。有人在为中国传统医学辩护的同时，希望用西方的一些发现改进中医，还有人试图在中医实践和西医知识间寻找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医学知识的框架下把两者结合起来。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文化偏向。一是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胡适说：中国“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二是那些顽固维护中国固有文明的守旧派，由诋毁西方文明、整理“国粹”进而赞同 “尊孔读经”，提倡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至今仍走在这两条路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