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作为文学“鲁军”的重要代表，驰骋文坛30载，王方晨先后发表200余部、800多万字的作品，他执着于乡村文化探索，在乡土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其所建构的文学“塔镇”世界，已成为中国当代乡土叙事中的一方地标性艺术建筑。与此同时，他在城市文学领域的耕耘也收获颇丰，由乡而城，以人为核心，以文化为灵魂，带有很鲜明的道德倾向，唤醒的是时代日渐缺失的乡土记忆。近年来，他先后创作了以《大马士革剃刀》《世界的幽微》为代表的城市老实街系列小说，以虚构的老实街映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以开放的世界的眼光审视城市，从而赋予了城市更鲜明而具现代性的文化意味。  王方晨，山东金乡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老大》《公敌》《芬芳录》《老实街》、作品集《王树的大叫》《祭奠清水》《北京鸡叫》等，共计800余万字。作品多次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及文学选刊。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先后入选全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老实街不是狭窄的小巷，它的宽阔尽可供我纵马驰骋 记 者：从“塔镇”到“老实街”折射出您文学创作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您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有着怎样的关联？ 王方晨：小时候我认为自己受到了城里人欺负，我打心眼儿里不服。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把城里人看得多了不起。回顾往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履迹差不多就是一步步实现对城市的“征服”。我早早生活在城市，但我并不以自己是城里人自居。说我是村里人也没所谓。这就是说，我没有那种自卑的感受。什么“塔镇”啊，“老实街”啊，在我意识中都处在同一位置。几年前我写“老实街”了，不过是因为“现在”我跟“老实街”最近。可是，我又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老了，所以，我觉得从“塔镇”到“老实街”折射出的最重要的变化，不过是个人的创作心态已臻于老境。我从那么早起步，经历了几十年，已发表过大量小说作品，仅中篇小说就已近百部，又写出了长篇《公敌》《老大》《芬芳录》《背后》等等，且不谈什么“遮蔽”啦，“忽略”啦，也到了重新审视自己创作的时候。尽管在过去的创作生涯中，我其实已“证明”自己很多次，拼出了耐力，但我仍需要再次“亮剑”。凑巧我调到了济南，这是座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身边的朋友包括张艳梅、房伟等，也在不停地对我说为我“着急”，为我鸣不平。李敬泽先生说我“十年一剑，腰横秋水”。我潜心磨了一把秋水样儿的剑，应该是那篇《大马士革剃刀》吧。从这篇小说开始，可以说，我找准了这个时期的方向，那就是作家对当代文化的关注。我发现老实街并不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它的宽阔尽可供我纵马驰骋。它深处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地带，却有一种天高地远的况味。 记 者：《大马士革剃刀》讲述了温情脉脉的“老实街”，其实暗藏着不为人所左右的冷酷，而老实的剃头匠陈玉伋更是成为了这种冷酷下的牺牲品，您想通过这个故事传达什么理念？ 王方晨：这个小说主要是写古老城区市井生活的伦理人情，在旧城改造这个大的现代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展开历史追忆。一个自足小世界的破碎，反映出大社会的变迁，绵延千年的道德传统、淳朴的民风，都随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最核心的，就像著名学者陈晓明先生所讲，小说叙述“好像内里粘住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往下渗”，随着那把剃刀的出现，“渗”到了“那种叫做人心、人性的特别之处”。这是人性冲突。最猛烈的冲突，也是隐藏最深的冲突。不管是左门鼻，还是无辜的陈玉伋，所有人都很难逃脱得了。如果不理解这个，也就不能准确理解小说中人物的作为。上海有位读者，看到小说中的一句话，就是比喻光皮猫在大街上飞速逃奔，好像飞过一道“稀软的橡皮”，而认真通读了全篇，感到人物的纠葛“比刀光剑影更令人心悸”，庆幸得到了“一次探究人心的机会”。偶然跟我交流，却发现自己的理解似乎完全颠倒了。因为种种迷惑，她在泰国的旅途上，还将这篇小说随身携带。晚上同行者虔诚地诵读经书，她却趴床上“逐字逐句”地研读小说。最终是回国后的一件小事启发了她。一天，当她小心翼翼跨过睡在家门口的猫时，被惊扰的猫发嗲地朝她怨叫了一声。她一下子想到了小说里的一个情节，那是左门鼻跨过睡在地上的猫，猫的反应如出一辙。这位读者由此发生顿悟，之后还用心写了一篇《大马士革剃刀演义》，把小说里布设的大大小小的“机关”给梳理了一个遍。她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陈玉伋的遭遇，“被阴冷地伤害却无法为自己辩解，是多么深重的痛啊”！人的一生中，充满着无数躲不过去的“人性机关”，真的是要历经无数的“人性机关”。这位读者的顿悟非常具有代表性。 生活的艰难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沉思型的少年 记 者：每个人走上文学道路的方式和时机都不一样，您是在什么背景下以怎样的方式步入文坛的？ 王方晨：当时我是县城的一名小学老师。看《文艺报》上有中国作协组织作家深入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现场的报道，就想，也没谁让我去，那我写个跟火灾有关的小说给你们看看。于是，我就虚构了一对有情男女，私奔到了大兴安岭，亲眼目睹了那场火灾的发生。小说顺利发表，随后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我获得了荣誉，也获得了人生的机会。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很“管用”的，很多人认为我马上就要脱离教育领域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不光随后又写了大量作品，还成了年轻的专业作家。 记 者：您只有十多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但乡村成为了您创作的底色，脱离乡村生活后，您是怎样在创作中保持着这种乡村情怀的？您理想中的乡村又是什么样子的？ 王方晨：生活一旦经历，就永远成为了作家的一笔财富，更何况那是自己幼年到少年时的生活。我的乡村记忆，多是不痛快的记忆。乡村里的那些事，把我“伤”着了。贫困，劳累，闭塞，狭隘，扭曲，绝望……小小年纪就恨不能插上翅膀，逃离那片“苦地”。那有没有温情啊？有的。显然在任何情况下，温情都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而我摒弃廉价的温情。生活的艰难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沉思型的少年。记忆中，我总在像大人一样发愁。李敬泽先生说我的写作生涯中“贯彻着焦灼而隐忍的雄心”，太对了，但这个“焦灼”可以溯至我写作之前。不同之处，那不是为写作焦灼，而是为生活焦灼。那些乡村经验，是我写作的基础。少年的视野是有局限的，但少年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是放大的。很有可能，是我放大了生活的哀愁。如果不放大，又恐怕我们的记忆是一片空白。而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放大。可以说，每个有那么点儿意思的作家，本质上仍然是少年。这也使得我能在创作中继续保持那种乡村情怀。我理想中的乡村，当然是美的乡村，是自然的美，包括人的自然和谐的生活。我第一篇小说，让主人公投身在大自然中，就寄寓了这个意思，让自然的人生之舒展，让自然的爱情得以实现。 作家是将生活和创作进行一次不着痕迹的融合 记 者：很多作家都有从新闻事件中发现写作线索的经历，您是否有过？有的话能不能谈谈。 王方晨：新闻事件跟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些事，性质是一样的。从新闻事件中发现写作线索，也是一种获得写作资源的途径。人总不能四处乱窜；即便乱窜也不可能走遍世界每个角落。作家需要各种方式了解生活。我写过中篇小说《巨大灵》《暗处之花》，它们都是根据新闻事件创作而成。其实，不管听到的，看到的，那些事件都不过是一个创作的由头。下笔之后，我们的人物、故事会朝哪个方向走，常常不可预料。我创作长篇《公敌》，里面就有无数的历史事件，比如我描写饥饿年代，那个跟风的村干部佟安福，简简单单说的一句话“这样的事不能发生第二次”，实际上就是出自邓小平之口。作家是在将生活和创作进行一次不着痕迹的融合，照搬上来就没意思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出作家的独特创造性。管它哪儿来的，只要不侵权，都要能够敢于“为我所用”。 记 者：谁对您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谁对您的帮助最大？ 王方晨：我在师范学校读书、记日记，写一些零零碎碎的诗歌作品，还谈不上文学创作。毕业前夕实习，看到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缺钱，只买了第二册（上下），包括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没等到全看完，脑子就像开了窍，马上就动笔模仿，特别是对意识流。为自己的一组情诗写了一篇后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虽然还算不上文学作品，但似乎有了那么点儿意思。实话说，如果没有这些现代派作品，只凭过去读过的那些书，是一时学不出来的。第二年写小说，因为思路打开了，轻易获得了成功。单从文学形式上来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福克纳、加缪等。当我创作第一篇小说时，还借鉴了《哈克贝利历险记》。 我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好心人，但没有人能逃脱得了时代的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热退却，对我是极大的考验。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无用功，比如领命去写主题先行的戏剧，去配合模范企业宣传。但一个对我很关键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李敬泽。事实上，李敬泽先生大大激发了我的创作，不光刊发、评论我的作品，还积极转发，以致那一年像他提出的策略那样，真的短时间内“混了个脸儿熟”，光《小说选刊》就上了三次。可见李敬泽先生对一个作家成长的良苦用心，当时我连他的具体情况都不知，完全素不相识。后来要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他一再地催促，风尘仆仆从外地来到我生活的小城。那片真诚之意令人感动。 我们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与人类良好的品质相关，终将成为我们灵魂和精神的栖息地 记 者：您曾说“老实街”系列小说让您在现代城市里，重新找到了亲切的村子。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句话？ 王方晨：我们总是习惯把城市孤立于乡村，岂不知，乡村生活与我们血肉相连。在我的这个创作语境里，村子代表中城市生活里的乡土，其实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根。我们已经长久地生活在了城市里，不见得人人都如漂泊无依的幽灵；现代城市即便是铁板一块，也不见得就找不到一丝扎根的缝隙；一些城市文学常常渲染的孤独、迷茫、颓废的情绪，也不见得就一定仅为城里人所有。你从城市大街上看到的只是窄逼的天空，那是因为你站得还不够高。每一座城市都具有足够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已深受滋养，对此我们不能够不知觉，或者视而不见。我的这个小说系列是对时代的提醒，黄发有评价称得上是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寻根文学”，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我写“老实街”的确与我的乡土小说写作形成了呼应，保持了我创作的统一性。风流云散的是个体的人，但总有一种东西地老天荒，那或许就是一种永恒的不朽的普遍真理，我们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与人类良好的品质相关，终将成为我们灵魂和精神的栖息地。 记 者：《老实街》已被许多评论家评价为上上之品。除了小说语言的古朴、精练而又不失现代，您的特别之处在于深入实质，突破生活皮相，把一条普通的小街写出了阔大，把寻常的市井生活写出了韵致，亲切、温暖、明亮而又陌生、冷酷、郁暗，老实、诡谲有机交互在一起。对这部作品，您是不是还有未尽的设想，或者还有什么期望？ 王方晨：我说过这部长篇永远是敞开式的，不泥于时世，也许我会不断将其拆解，但我想到的已全部得到落实。一把舶来剃刀打开了老实街的叙事场域，“我们老实街的孩子”在绵绵岁月中次第粉墨登场，最后一把老式的中国锁，将老实街定格在荼蘼开尽的覆亡之夜，也就是这么一开一合，严密地收束了我们的老实街故事。这种书写就像是我的一种文学回归。至于对这本书有什么期望，就由不得自己了。当然，作为本书作者，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读者肯换换口味，来读一读这种有复古色调的文学作品，我相信它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和人生感悟。 以文学的形式向乡村注入更先进和开放的现代思想意识，发现和塑造新时代的农民形象 记 者：国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个描写乡村的资深作家，您认为作家应该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去作为？ 王方晨：我们历来认为乡村封闭、落后。乡村振兴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当然我们不能去欣赏那种妨碍乡村发展的落后甚至愚昧的事物，而是要以文学的形式向乡村注入更先进和开放的现代思想意识，发现和塑造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我写过一个《玉米人生》，外来人一窝蜂地来村子里观赏田园美景，可惹恼了村里的一个倔老人。这些酸腐的文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知道生在村子里的苦。我觉得一个作家，千万要忌酸腐。时代在前进，作家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情小调，去拖后腿。作家要有大情怀，才有大作为，不光是对于乡村振兴。 记 者：现在文坛很关心90后一代的成长，综合您多年的创作经验，您认为90后一代在创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方晨：我创作第一部中篇小说时才20岁。受发表作品的鼓舞，我又一口气创作了一大批现在看来还不怎么过时、而且还在不时发表的现代派小说，魔幻的、存在主义的、荒诞的、意识流的，都有。而90后最大的也已经快30岁了，他们生活条件比我当时好，眼界也比我当时宽，有充足的理由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不认为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作家成长的阻碍，或许反而是一种优势。关键是你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你对问题采取了什么样的姿态，从而力求写出超拔于同时代所有人的作品。总之，做一个有态度、有立场、有深刻见解的作家，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哪个90后作家是什么主义？反正我没听说过。说白了吧，这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