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戏剧舞台上，著名编剧陈彦硕果累累，他创作了《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从戏剧到小说，陈彦的转身同样精彩，两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广受好评。近日，他的长篇小说新作《主角》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勾连起秦腔以及社会历史的复杂关联。本报记者就《主角》一书的创作对陈彦进行了专访。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文化周刊：2015年，您的小说《装台》写了舞台的“背面”，这次的《主角》展现了舞台的“正面”，两者有关联吗？ 陈彦：《装台》写的是一帮搭建舞台的农民工，《主角》与《装台》这两部小说有一种连贯性，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象征：我们生活中无非就两种人，一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是搭建舞台的。《主角》这个题材，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就写过一个“开头”，那时候叫《花旦》。大概写了5万多字，没有写下去。因为当时还在院团，距离太近，所有素材扑面而来，无法剪裁，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后来逐渐远离，这种生活才慢慢清晰起来。 文化周刊：从您的小说创作来看，与戏剧紧密相连，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戏剧创作经验对小说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陈彦：我的三部小说都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西京故事》缘于我的同名舞台剧创作，当时有大量素材没有用上，弃之可惜，同时也觉得许多事情没太说清楚，便用小说这种形式进行另一种创作。接下来的《装台》也是我十分熟悉的舞台生活。而长期以来，我就有书写戏曲艺人成长的萌动与情愫。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了近30年，与各类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有时一想起他们的行止，就会突然兴趣盎然，甚至有一种生命激扬与亢奋感。所以在《主角》里，我想尽量贴着十分熟悉的地皮，把那些内心深处的感知与记忆和盘托出。因为那些生活曾经那样打动过我，我就固执地相信，也是会打动别人的。 一部长篇需要的生活细节是海量的，这时候需要把生命中所有的东西都调动起来。长篇小说在写作技巧上可以从戏剧里有所借鉴，因为戏剧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把海量生活浓缩起来，删繁就简，提炼出最精彩的部分。 “主角”的不自觉与自觉 文化周刊：在小说里，忆秦娥出场时只是个11岁的放羊女娃娃。在她身上，在她40年的成长轨迹中，她对成为“主角”并不很热衷，有时似乎还有点排斥，人物特点很鲜明，这样塑造出于什么考虑？ 陈彦：忆秦娥跟戏结缘是偶然的，她家里穷，天天在山里放羊。她舅在县里剧团敲鼓，想带外甥女去报考剧团。论条件，她姐更漂亮，可是家里觉得姐姐用处大些，就让她去了。剧团里胡彩香觉得这个娃嗓子好，教她学戏。可是舅舅犯事后，忆秦娥戏也唱不成了。“文革”结束后，传统戏重新走上舞台，沉寂的秦腔老艺人发现这个娃能吃苦，这是戏曲演员的首要条件，便收她排戏。没想到娃火了，忆秦娥被省里调去大剧团做主演，但角儿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厉害，她不断朝后退，觉得争斗没有意义。她身上有着孩子气的执拗一面，就想安安宁宁地唱戏，可她越是不争，越是被推到一线，可谓不争中的大争。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剧团里的人纷纷转向，但她还是不为所动，还是老老实实地练功，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目的，但一下就坚持了很多年。直到传统戏剧得到重视逐渐恢复，她的意识也逐渐清晰了，更加主动地去奋斗。所以当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传统艺术，很多人觉得民族戏曲土气，把传统戏曲改得面目全非时，忆秦娥没有这样做，她想起了老艺人，反而到处去山里寻访这些人，把那些濒临失传的东西抢救回来。这个时候，忆秦娥已经很了不起了，她意识到要弘扬戏曲得从根部汲取营养。 文化周刊：忆秦娥的坚守是否渗透着您对文化自觉的思考？ 陈彦：是的，忆秦娥的坚守不是那么简单，她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实，始终清醒的文化坚守者是很少的。忆秦娥一开始并不是清醒的坚守者，戏曲于她首先是一个谋生手段，在她的人生道路中，有时坚守甚至是无奈的，是无路可走的。但她沉浸戏曲太深，有一种懵懂的自觉。就像小说里剧作家秦八娃说，忆秦娥这么蠢笨的一个人身上，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却有着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懵懂的自觉促使她始终朝前走，最终随着不断成长，形成清醒的文化自觉。所以，文化坚守不是强制的，最终是需要形成文化自觉的心态，就像忆秦娥，有了这种心态坚守才是有根基的。 文化周刊：这让我想起了戏剧人说的“戏比天大”的宝贵品质。在忆秦娥身上，在她的师父们身上都有体现，小说中“存”字辈老艺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彦：在我的舞台生涯里面，接触过很多老艺人的传说。我曾经在《说秦腔》一书里写了十几位老艺人，他们识不了很多字，但肚子里装着几百本戏，他们懂得历史，甚至能料知未来，懂得怎么做人，可以称得上是“不识字的文化巨人”。他们的行为处世方式有着高度的文化教养，“戏比天大”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的精神架构。 忆秦娥以前识字也不多，她学习了很多戏剧故事，有历史、有哲学、有经济、有文化的，所以她有特别坚定的价值观，主意正得很。价值观的作用不可小看，现在与一些大学生、研究生交谈，发现他的价值观是混乱的，是游移的，很容易在社会大潮中迷失方向。 文化周刊：您与戏剧打了半辈子交道，对角儿再熟悉不过，您眼中真正的角儿是不是就像忆秦娥这样？ 陈彦：这个小说里面，体现了艺人的生命状态和成长状态。怎样才能成为角儿？我在小说里寄托了我的理想。我觉得艺术家的生命状态应该是纯粹的，太奸巧，顺着风潮走，成不了大艺术家。人的精力有限，成为角儿不得不牺牲掉一些东西。正如我在后记里说，大角儿是需要一份憨痴与笨拙的。我的忆秦娥要不是笨拙，大概也就难以得秦腔之道，成角儿之仙了。戏曲行的萎缩、衰退，有时代挤压的原因，更与从业者已无“大匠”生命形态有关。 戏曲的生命力强大得很 文化周刊：从1976年到2016年，围绕忆秦娥40年的人生起伏，我们也看到了秦腔、戏曲几十年的发展轨迹，这是您想着力呈现的吗？ 陈彦：这部小说叫《主角》，但却不是写一个主角，不是写一个人的成长史，而是借主角、借秦腔这门艺术，阐发我对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感知。仅仅是写角儿，20万字就够了，现在小说的篇幅是70多万，从秦腔艺术生存境遇这个切口，我们可以看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甚至包括农民工进城等，由乡村到城市，乃至走出国门，拉开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艺是最容易裹挟社会生活的。拿秦腔来说，有史可考已经是600多年历史。从秦腔遗存下来的剧本，我们可以看到它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无孔不入的映照。戏剧在古今中外都被喻为时代的镜子，我想展现出的，是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总体是想体现一种整体社会生活的涌动感。 文化周刊：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成为社会热潮，您在小说中反映了戏曲从衰落到兴盛的过程。您的舞台创作本身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对此有何感受？ 陈彦：在忆秦娥身上，可以看到从“文革”结束古典戏曲解放，到市场经济大潮下秦腔文化成为“博物馆艺术”“夕阳艺术”，再到由民族文化自信而带来的戏曲艺术渐次复苏的曲折历程。现在我们中华文化繁荣发展有了一定的认知共识，这不仅是国家对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了，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族自身自强自尊心理的自然反应，这是文化自信的广泛基础。 文化周刊：您认为戏曲的发展前景如何？ 陈彦：在小说中，忆秦娥最大规模的一场演出有10万观众，这其实是我真实见过的。多年前，我曾经带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参加一个物资交流大会的演出，当时就有这么多观众，一眼望不到边，有的观众看不见，就站在拖拉机上，甚至爬到树上。戏曲的生命不光在大舞台上，更在乡村的“土台子”中。 在忆秦娥舞台生涯的晚期，秦八娃对她说：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不传承，你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忆秦娥给自己的养女教戏，把她带了出来，后来这个孩子受到观众的热捧，但她的心里却五味杂陈，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衰落了。这个时候，舅舅的话点醒了她。舅舅说：你在城市舞台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你到沟沟岔岔去看一看，供你演出的台口还多得很，有多少地方需要你唱戏啊，这是多广阔的舞台啊！于是，51岁的忆秦娥回到11岁时走出的家乡，从起点再出发，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就是这样融在社会生活里的，戏曲的生命力强大得很，尤其在乡村，老百姓还深爱着这种“最中国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