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耶路撒冷》、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等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奖、茅盾文学奖提名等。现居北京。  行超，女，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职业媒体记者和编辑。在《读书》《文艺研究》《南方文坛》《上海文化》《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评论文章若干。 现实题材之重与儿童文学的轻 行 超：您的写作起点颇高，可以说一出手就已经很成熟了。从早期的《花街》《啊，北京》等中短篇小说开始，到最近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王城如海》，您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悲悯、扎实厚重的风格，带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作为一个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您的写作似乎比同龄人更多了一种中正、稳健的气质。这是不是您所倡导的中年写作？ 徐则臣：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不会是诗，谁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只是鼻青脸肿的时候别人没看见。在《花街》和《啊，北京》之前，我已经写了好几年。但到了这几篇小说，的确不一样了，我自己也感觉上了轨道，你说的这些特点已经显现出来了。我找到了我的性格，也就找到了我的语言和我的风格。未必十分准确，走在通往准确的路上就可以。我希望进行一种开阔、复杂、本色，能让自己和读者沉下去的写作。沉溺于一己的经验和情调的写作当然也很快意迷人，但我更喜欢打开的、建构性的写作，我希望能够通过写作创造出一个有能力面对真问题的阔大复杂、静水深流的乌托邦。我已人到中年，这也是我眼下心仪的中年写作。 行 超：整体来看，您的作品具有一种实的力量，这个实一方面来自于您多年来始终坚持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另一方面来自于对书中细节以及所涉及领域的坐实。比如《耶路撒冷》里涉及的二战历史、《古斯特城堡》《去波恩》中的异域经验等等。对于那些与个体日常经验距离较远的陌生知识领域，您似乎都有一种学院式的、考古式的热情？这样的“笨”功夫，在当下的写作中是罕见的，也是急需的。 徐则臣：在我看来，写作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就是经得起推敲。细节是上帝，准确是细节的灵魂。经得起推敲，就是要求细节足够准确。虚构其实也是回忆，只有准确的细节才能有效地重返现场。所以需要“坐实”。我写作需要充分的资料和田野调查，在我看来，涵纳足够的信息量也是文学的美德之一。这些信息要力求准确，尽量别有硬伤。一部作品写得好不好可能是能力问题，有没有硬伤是态度问题。写每一篇小说，自始至终我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坐得了冷板凳。跟别人我不比聪明，比笨。 行 超：现实主义是您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写作手法。不管是“花街”系列还是“京漂”系列，您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细心观察之上，形成了对时代和人的生存之思考。您曾几次提到，自己的写作面对的是全球化的背景。您认为，在现实生活如此瞬息万变的今天，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应该如何把握现实？ 徐则臣：我也有一些不那么现实主义的小说，可能大家都没太在意。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和愿意面对，全球化都是我们的根本处境，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中。身处全球化，并不是说各个国家的人都要给你打电话，而是说，全球化的视野已然成为我们世界观的背景，全球化也正在影响和修改我们的世界观。如果文学的确是世界观的反映，那么即便躲进小楼，你也没法装作看不见这个浩瀚复杂紧密的社会现实。在一个高科技的、全球化的网络时代，生活的确前所未有地复杂，说瞬息万变也不为过，那么这种瞬息万变的现实，如何通过现实主义呈现出来？我以为首要的是正视现实，正视现实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变化，正视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带来的内心和情感上的变化，正视新的现实下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新的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认知和表达方式。无边的现实主义，就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手法也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以文学结构这个世界的方式、表达这个世界的方式，包括具体的修辞，都需要与这个世界的变化建立一种及物的关系。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行 超：您的多篇作品，据说都是先有题目，然后才有内容和情节的构思。事实上，从您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对于小说的主题以及想要表达的思想，您是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的。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会不会担心有理念先行的问题？ 徐则臣：各人写作的方式不同，有人必须小说写完了才会生成题目，有人必须先有题目才能写小说。我只是无数的后者作家中的一个。理念先行本身无可厚非，只有你没能力处理好的时候，它才是个坏东西。事实上，世界上最好的文学和最坏的文学，都是理念先行。没有一个高昂的立意，没有一个好的问题意识，别指望有优秀的作品出现。我写作的动机越来越单纯，就是有话要说。这个话是疑问、困惑，是某个值得与人分享的发现，我才会去写。写作是探究、寻找、发现和完善的过程。哪天无话可说了，我就不写了。 行 超：莫言说过，长篇小说就是要长，理直气壮地长。在我看来，长篇小说的长不仅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学养、知识和哲学思考能力的支撑，那些理直气壮的长的作品显示了作家的格局和气度。在今天，并不是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具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用六年时间写完四十五万字的《耶路撒冷》，您对于长篇小说、对于个人的写作生涯，以及对于写作本身是否有新的认识？ 徐则臣：写作日久，我越来越发现，写作的勇气比能力更重要。没有足够的勇气，一部作品永远是空中楼阁，最终胎死腹中。对一部长篇小说，写下第一个字，那笔真有千钧之重。如你所说，长篇之长，肯定不仅仅是字数上的指标，更是勇气、决心、学养、思考力、格局和气度的结果。勇气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耶路撒冷》耗时六年，六年里我都在长篇小说这个文体里摸爬滚打，弄出了一身伤，也有了一大把的收获。写完这部小说，我基本明白了长篇小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也知道了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给了我足够的信心，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要我足够努力，我会距离我理想中的长篇小说越来越近。 行 超：《耶路撒冷》中有一节，借助初平阳的专栏文章“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表达了您对“70后”一代生存现实和精神世界的观察与理解。“到了70年代，气壮山河、山崩地裂、乾坤倒置的岁月都过去了，我们听见了历史结束的袅袅余音。如果听不见就算了，可以像80后、90后那样心无挂碍，在无理式的历史中自由地昂首阔步；问题是我们听见了，那声音参与了我们的身心建设……”“70后”所面临的这种历史转折与断裂，是他们的成长背景、精神起点，同时也造就了他们与“50后”、“60后”，以及与更年轻的“80后”、“90后”在文学风格上的巨大差异。您怎么看待“70后”整体的写作风格？您对“70后”写作有哪些期待？ 徐则臣：谁也没办法完全跳脱时代和环境的规约。“70后”的写作可能更接近“50后”和“60后”，我们的身体里回荡着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余音，正大、庄严的东西还在，深刻的真诚和焦虑也在，当然，自知和不自知的虚伪和假象也在。不管好的和不好的，只要能够及物地诉诸文学，于文学都是好的。和很多有识之士的看法不同，我对这一代人的写作充满信心，在成长和精神上的断裂、纠结、失重和焦虑中，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真诚和勇敢，是可以把他们和时代的复杂性有效地表达出来的。 行 超：《耶路撒冷》被誉为“70后的心灵史”，小说中的初平阳以及他的朋友福小等人，经历了一个“到世界去”又“回到故乡”的精神寻找和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所包含的意义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说到底，其实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自我确认的过程。虽然小说的结尾依然充满了困惑和困难，但正是经历了这种寻找和确认，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70后”一代，才能获得新的看待现实与历史的方式。这种内心的确认对于作为作家的您来说，是有意为之，还是生活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转变？ 徐则臣：小说的结尾完全出乎我意料。写作对我来说，从来都是一个探究自我和世界的过程。跟着人物走，贴着人物写，我相信他们能把我带到我也无所知的应许之地。年龄、阅历和思考力决定了我们内心的高度和复杂性，几无拔苗助长的可能。这个小说早几年我是写不出来的，写出来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和初平阳他们一路同行，不曾掉队和三心二意，所以才会一同到达终点。 行 超：如福克纳所说，很多作家都是从自己“邮票大”的故乡出发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就像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香椿树街之于苏童，商洛之于贾平凹。花街是您的文学故乡，从早期的《人间烟火》《花街》等到《耶路撒冷》，花街对于您的写作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否谈谈现实意义上的故乡和作为文学故乡的花街，对您的创作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则臣：花街确有其地，确有其名，但我的故乡不在花街。这些年我的写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故乡的人和事搬到花街上。作为现实故乡的记忆和想象从没远离过我，它是我永远的根据地，但只有把这些记忆和想象搬到花街上，写起来才更加得心应手。回忆和想象需要一个合宜的审美距离。现实的故乡和文学的故乡对我都很重要，一个都不能少。在我的作品里，花街一直在成长，这个世界有多辽阔，花街就会有多漫长；这个世界有多丰富，花街就会有多复杂，直到花街变成这个世界本身。 行 超：初平阳、余松坡……您的小说塑造了一批内心有困惑、有迷茫、有挣扎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通过他们的挣扎和思考，也呈现了作家本人的内心世界。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您对于校园生活尤其是高校中的人应该是很熟悉的。您对于自己笔下的这类人物有一种悲悯情怀。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当下的处境，以及知识分子写作在今天的意义？ 徐则臣：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在当下越来越暧昧。因为种种原因，知识分子无法满足民众的期待，这个群体在当下饱受质疑和诟病，已然被降格为知道分子。不管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分子，在当下都差不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茫然和犹疑多于确信，虚弱和彷徨胜过担当，解决自己的问题往往都难以胜任。小说里的几个人物，他们的求索、坚持和确信，也在力图恢复个体的尊严；即便是心怀天下，也是基于个体的立场。他们最终还是有所信、有所执、有所反思，我感到欣慰。因为涉及的人物身份和写作中一定程度的思辨色彩和情怀，当然也跟我个人的学院出身有关，我的写作经常被放在知识分子写作的范畴里讨论，备受鼓励的同时也备感惶恐。知识分子写作在当下的中国文学中还很稀缺，主体的文学样态还是讲述传奇故事，这是我们悠久强大的文学传统的必然结果，社会现实的波诡云谲和复杂性也为讲故事的一脉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便利。但正因为现实的纷繁复杂，也许更需要倡导和鼓励知识分子写作，提高作家的修养，增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和表达问题的能力，赋予人物和故事一种必要的情怀和批判、反思的精神，始于烟火人生又不拘泥于世俗生活，让文学能够从大地上飞起来。 行 超：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到《王城如海》，书写北京的城市题材作品是您创作中的另一大类。在这些小说中，您所聚焦的大多是外来打工者，他们一方面在北京生活得很艰难、很挣扎，但同时，他们也始终不想回到家乡去生活。这其实是中国当下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一面是在陌生城市中无根的生活，另一面是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徐则臣：城市化是条单行道，一路都在抛弃乡村。跟建立足够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相比，现代化的进程尽管艰难曲折，依然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批判巨大的民工流和移民潮，谁都向往也都有权利向往美好生活。不想回故乡或者故乡再也回不去了，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移植易，扎根难，移民不是挖个坑把自己栽下去就没事了，后续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疑难更其长久和深远。在小说中我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把我意识到的、想象到的通过细节和故事呈现出来。鲁迅说，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主意。当然，我涉及这个问题，也是因为这些年一直关注城市和人的关系。这个群体与城市产生的纠葛，对于探讨当下中国城市的城市性和整个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的标本意义。 行 超：最近出版的《青云谷童话》是您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虽然也延续了您一贯的对现实的思考，但是与其他作品的厚重相比，给孩子看的这部童话无疑是轻盈的。您怎么看待小说写作的轻与重？ 徐则臣：很多朋友的观点与你相反，认为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青云谷童话》还是太重了。我对轻与重的看法来自我对文学和相关文体的理解。比如这部《青云谷童话》，我希望孩子们能看，大人也能看。我希望把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一点点带入到儿童文学作品中。阅读是孩子们成长和渡入社会现实的舟楫，应该肩负某种过渡的功能。人生和社会现实的真相要通过文学作品渐次呈现在他们面前，而真相是：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有欢乐就会有悲伤，有增益就会有减损和伤害。真善美和爱的教育固然极为重要，但一味地为他们经营一个玻璃花房和“楚门的世界”，也未必就是好事。他们总有长大的一天，总有需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天，温暖的玻璃罩子不能无限地为他们扩展延伸。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心理问题，恰恰是因为他们停留在过去单一的世界里回不过神来，无法面对玻璃花房外的阴影和挫折。此外，儿童文学一贯的小心翼翼，也许的确低估了孩子们的接受能力。也许他们需要阅读一些稍微超越他们年龄、踮起脚尖伸手够一够的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