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奖典礼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举行。
    著名作家叶兆言凭借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散文集《乡关何处》、《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等作品折桂2017“年度杰出作家”。严歌苓、蓝蓝、周晓枫、敬文东、郝景芳分别荣膺“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及“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叶兆言获“年度杰出作家”。
    叶兆言自上世纪80年代，就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三十年，叶兆言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
    评审委员会在授奖词里表示，叶兆言的写作，大文弥朴，至言不饰，用意精深，下笔平易。他的散文，言浅可以托深，微小可以喻大，诚恳庄重而趣味横生；他的小说，叙事力求现代，细节力求实证，恍兮惚兮而真假莫辨。出版于2017年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和散文集《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乡关何处》等作品，有读书人的守旧，也有写作者的创新。尤其是《刻骨铭心》，以每个人在乱世仍倾全力而赴之的爱与痛惜，来烛照今日溃决的人心，更显个体在巨变时代里的渺小和无力。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围绕获奖作品《刻骨铭心》与叶兆言展开对谈。
    谢有顺：叶兆言老师这本新书几乎没有宣传，只知道埋头苦写，这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先请叶老师谈谈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初衷。
    叶兆言： 确实有很多人问过我，第一章有点突兀，说了两个好像和后面不太相关的故事。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让一个小说开始。我的想法是，很多人都说我善于写历史小说，写历史中的南京，我想我的小说，我真正要写好它或者引人入胜的话一定要避开别人常见的符号，当然我肯定写的是历史，肯定写的是南京，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一开始就在小说中寻找历史的影子，南京的影子，所以我的开头是一个比较冗长，是一个序。这个序很简单，我先说两个痛，我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刻骨铭心》，我要使大家尽快进入心痛的感觉里去，所以我一开始说的是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无性痛。什么叫无性的痛？说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爱上一个男孩以后，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而且因为爱，她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她可以接受这个男孩的一切缺点，但是她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男孩对她没有性。这个男孩不断出轨，而这个美丽女孩对自己男友的出轨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这个男孩对她无性，男孩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孩经常在她之外寻找性，这是人的一个痛苦，当然这两个角色也可以颠倒过来。这个故事很强烈，这么一个强烈的故事我一定要用一种非常平静，漫不经心的感觉写，所以大家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很轻松，没觉得是这样一个走向。
    第二是无语之痛。这个故事有点影子，但是还是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在里面，一个作家到了哈萨克斯坦以后，发现一个新疆的哈萨克人到了哈萨克斯坦以后，大家的语言是通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新疆的哈萨克人使用的文字和哈萨克斯坦人不一样。这样一个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到了那里以后，他就完全找不着北了。这里面其实是隐喻了一个人如果无语的话是非常可怕的。
    谢有顺：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教写作的时候，都会讲写作不能主题先行，这好像是一个大忌，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好作家和好作品就是主题先行，只是你把这个主题完成得如何，不能说能不能主题先行，而是你能不能把主题形象化、小说化，并且使它的完成度非常好。其实托尔斯泰的写作不是主题先行吗？肯定是。你说卡夫卡的小说不是主题先行吗？博尔赫斯的小说不是主题先行吗？但是小说家的想法和构想不能用直接议论，直接用哲学观点的方式表达，要通过形象和故事来诠释他的主题，所以我倒不是怕小说家有想法，我怕的是小说家没想法，没想法的小说只是有一个趣味，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小说光有趣味，读完之后就不会带来思考，或者说不会让你有一种代入感，好像我也回到了那个时代，好像我也在那个情景里面经受这种精神、灵魂的痛苦的折磨，那么这个小说不太能真正打动我。兆言老师小说的这两个点真正咀嚼一下，会觉得和我们现代人生存的状况是很接近的。比如他刚才讲的无性，如果推而广之可以理解为无欲望。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对生活很冷漠，是没有欲望的。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欲望极其膨胀，喧嚣、自私，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又对某种事物或者某种现象、某种需求无欲望，这个也是很多现代人的困境。比如有人打游戏可以几天几夜，但是工作一点精神都没有，这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分裂的人，都成了不完整的人。
    他讲到“无语”，你也可以理解成没有话说或者说表达不出来的痛，其实也是很具体的。我们经常碰到一些人，最近怎么了？心情不好。为什么？说不出来。你要知道说不出来也是一种痛。有一次韩少功老师说，他说他读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文明的野蛮人”，他说我们越来越变成文明的野蛮人，看起来是文明，从某个角度我们是野蛮人，我们会很粗线条表达自己的感觉，我很痛苦，我很难受，我心情不好，但是你为什么痛苦，为什么难受，为什么心情不好，你说不出来，你缺乏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的能力。
    如果我们再说得深刻一点，就像刚刚兆言老师说的一样，没有文字，没有语言，那就意味着整个人就没有根了。我们经常说的孤魂野鬼就是指这种人，就是在文化上无法落实，无法扎根的人。
    叶兆言：有顺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写作很简单，其实作家有两种，有一种作家像牧师、老师，他想开导学生，想教育大家，给大家灌输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作家。我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家，那种寻找读者的作家。其实我的第一章就是想寻找谢有顺这样的阅读理解的人，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写作都是对你心目中的读者说话。我一直说我和我的读者的关系不是台上台下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坐在桌子面前聊天的感觉，很可能我说的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所以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通常会觉得如果过于有高潮的这样一些细节，通常我会把笔停下来，因为我觉得一个故事发生到最高潮的时候它有什么结局，我的读者会帮我想，用不着我写足。我的小说确实有很多空白之处，一旦我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这就是双修，有可能读者的思维跟着我一起走，甚至会超越我，比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更深。
    谢有顺：叶兆言除了写小说之外，写了大量的随笔，他也是对南京最熟悉、最了解关于南京的专家，他写过不止一本关于南京的书，刚刚写完一本20多万字的《南京传》。很多的作家都过度强调虚构和想象的时候，我很看重兆言老师身上这种笨功夫，这种实打实的案头工作。
    叶兆言：历史我觉得还是跟个人兴趣有关系，当然也和从小受家庭教育有一点关系，我小时候一直接受的观点是文史不分家，司马迁的《史记》我就没觉得它是一部历史著作，我觉得它是一部文学著作，我的很多文学基本功可能就是从它那儿得到的。我小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可能是从大人那儿得到的，一个想把文章写好的人没有很好的历史功夫是一定不行的。
    我从小有非常强烈的历史兴趣，这种历史兴趣大到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笑。我会想1911年的南京是什么样子，1912年的南京是什么样子，一开始跟文学没有关系，就是小男孩在一起经常会吹牛，你可以说足球，可以谈股票，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卖弄历史，为了卖弄就会准备。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跟我说，有两年是要泡在图书馆里，只要写读书报告就要这样，所以我基本上把跟南京有关的民国的报纸刊物都翻过。
    我在写《一九三七的爱情》的时候，做了一个脸谱，就是1号发生什么事，2号发生什么事。比如那一天南京街头有一个长跑，民兵带着武器跑，你看报纸就会很清晰地发现那时候的老百姓一大早起来，现在我们是广场日，那时候是抗日，南京的老百姓早上起来会拿着木棍训练，这种日常场景在我的脑子里面确实积累了很多。
    谢有顺：在复杂的大历史和小个体的关系当中，这就是小说家要用力的，如果光有几条历史规律的概括，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如果光是日常生活的还原，那是摄影家的事情，但是小说家既要写出大与小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要把大事化小，这才是好小说。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也觉得兆言老师的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有典范意义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