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49年间，是旧文学与新文学互相角逐，并逐渐被新文学占据上风的时期。“新文学革命由于权力的推动与时势的需要，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而新文学在民国的发展也逐渐变成强势文学。”[1]然旧文学的式微也引起了一批知识分子的重视。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月刊发刊词中云：“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2]而为数不少的民国女性词集的出现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群人对旧学的执着、坚守和自觉。本文将从民国女性词集作者、文本两个维度予以观照，以期更好地了解民国女性词。
    本文所提及的民国女性词集，专指初次结集、出版时间在1912年-1949年之间，且作者于民国年间尚存世的所有别集、合集等，包括所有铅印本、排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
    一、作者的地域分布与身份构成
    在民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种文体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文人的身份认同。同样，文人的地域分布也揭示了文学创作在各区域的盛衰面貌。纵观民国女性词集作者的地域分布和身份构成，其中亦呈现一定的特质。
    其一、民国女性词集作者籍贯分布的不均衡性。从民国女性词集作者籍贯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江南一带，尤以江浙为多。在笔者所搜集的近七十种民国女性词集中，共涉及女词人六十位，其中江苏十八位，为丁宁、郭坚忍、吕凤、吕景蕙、茅于美、潘树春、濮贤姮、孙景谢、温倩华、吴庆云、杨志温、杨钟虞、姚倩、姚茝、张祖馥、张祖铭、张祖懿、郑道馥；浙江九位，为陈翠娜、罗庄、沈祖棻、汤国梨、徐自华、许禧身、俞玫、张汝钊、周演巽；江浙分别居于第一、第二，占总人数的45%。其他地区为：福建八位，包括何曦、刘蘅、施秉庄、王德愔、王真、薛念娟、叶可羲、张苏铮；湖南六位，为陈家庆、何桂珍、刘鉴、杨庄、张默君、左又宜；安徽四位，分别为吕碧城、吕惠如、吕美荪、姚倚云；广东三位，为陈璇珍、伦鸾、王兰馨；四川、上海各两位，其中四川为李久芸和马汝邺，上海为陈乃文和姚楚英；贵州一位，为卢葆华；其余七位籍贯不详。
    当然，以上词人籍贯分布以江浙为多的特征并不是民国时期所特有的，自清代以来这种趋势即已出现。如在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其共收入清代女诗人1262名，其中浙江524人，江苏为465人，两省共计989人，占所收录之清代女诗人约78%。而严迪昌《近代词钞》中，共收入词人201家，其中浙江47人，江苏89人，两省共计136人，占总数之67.7%。而其他如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亦如此，江浙词人占较大的份额。如此多的总集汇录皆印证了历史上江浙诗人（词人）之盛，梁启超曾云：“何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3]其中也注意到了江浙的盛况，然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而成的。胡适也曾说过：“女作家的地域分配确然和各地域的文化状况成比例，绝不是偶然的。”[4]历史上，江浙属于吴越文化圈，气候宜人、物产富饶、水陆交通发达、人文气息浓厚，文人辈出，逐渐成为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尤其是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几乎横贯了整个清代，于词学而言，产生了大批江浙词人，江浙也成为词派、词社异常活跃的区域。且由于近代以来，随着先进出版技术的引入，江浙出版业逐渐发达，成为全国新型出版印刷中心之一。“在空间分布上，民国词派在各区域的活动也不均衡。正如前面所述，词派主要集中在江浙、京津、岭南三个区域。而此三个区域恰恰是民国经济、文化、政治等中心，特别是新型的出版印刷的中心。”[5]这里，也注意到了江浙为词派集中地之一和新型出版印刷中心之一。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女性词集作者以江浙籍为多的现状，是清代文学地域性走向的延续。
    同时，尽管民国女性词集作者呈现出以江浙籍为多的特征，但这仅是静态的一面，也仅能说明其出身地的经济、文化氛围等对其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民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地域分布并不是静态的，而呈现出词集作者在成年后的动态的地域性流动：
    这首先体现在求学的地域性流动。自20世纪初期始，新式女学教育逐渐兴起。可以说1898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国女学堂（后更名为“中国女学会书塾）拉开了中国人自主创办新式女子教育的先声，“1907年3月，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认可女学社会化已然存在的事实，并将女学校纳入官方的教育管理体制中，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因之大致可以区分为民间办学与官办、民办并存两个阶段。”[6]在女学新风的开启中，一批年轻的女性开始了其求知的道路。“相对于漫长的古代社会，近代以降的知识女性逐渐翻转她们的命运。那无疑是社会条件的改变，致使她们拥有接受时潮启迪，乃至新式教育的机会。知识所形成的正向力量，让她们觉醒，进一步勇于追寻自我。”[7]她们不再满足于在闺阁、厨房中安顿自我，而渴求获得新的知识。“女性安顿自我的方式，长久以来受制于家居之内相夫教子的传统规范，视阅读与写作为奢侈。但知识女性往往不能满足于此，史上遂有许多不凡的女子诞生，她们可能是班昭或谢道韫一类的咏絮才，但此一系谱显然较男性为主的主流文学贫弱。直到明清以后，乃至近现代，时代的变局促使个人的觉醒成为时髦风尚，尤其是女性的自觉。”[8]正是在这一股求知求学的风潮中，一些女性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走上外出求学的道路。如孙景谢，江苏籍，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她曾远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心学习理化一年，后又到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学习。如王兰馨，广东籍，曾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又如陈家庆，湖南籍，青年时代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就读，如此不一而足。
    其次体现在求职的地域性流动。民国时期，是女性逐渐由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过渡的阶段。这种现代化的转型，一方面是文学表现的转型，“女性走出闺房、厨房，转进到书房、学堂，追求知识，从事写作，甚而参与公共事务之论辩等。从必须变装革命到自然拥有自主权利，三代知识女性经由人文践履，特别是文学表现，完成前辈女性不曾有过的梦想。”[9]另一方面是职业化的转型。而在职业化的进程中，由此带来了显著的地域性流动。如吕碧城、吕美荪、吕惠如姐妹，安徽籍，1904年，吕碧城前往天津独自谋生，其后，吕惠如、吕美荪亦先后离开家乡，往天津等地谋职，一生走南闯北。如吕碧城、吕美荪都有海外游历的经历。其姐吕美荪曾对自己一生踪迹概述为“余生长燕赵，幼而学诗，及壮走海内八九省，北出榆塞居庸，南游闽粤江汉，东及岱宗。”[10]又如汤国梨，浙江籍，辛亥革命后到上海任教于神州女学，并与他人创办《神州女报》。而民国女性词集作者中，这类求职于外地的词人颇多，尤其在民国中后期，带来了较为频繁的地域性流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女性的现代化转型。
    再次体现在避难的地域性流动。民国短短三十八年间，战事频起，百姓颠沛流离成为常态，于民国女性词集作者也不例外。因此，除自己的家乡外，她们被迫逃亡他处以求安生。如罗庄，浙江籍，经历过多次战争，在袁世凯阴谋篡国后，第二年春天，在其伯父驰书见招下，罗庄跟随家人东渡日本避难，由此度过一段相对安逸的日子。而1937年抗战爆发则引发了高校、机关事业单位等大规模的内迁，一批女性词集作者也由此经历了史上最艰辛的逃难之旅，如沈祖棻就是其中一位，其祖籍浙江，1937年日寇轰炸南京，其避地屯溪，之后又辗转各地，历经安庆、武汉、长沙、益阳、重庆等地，备尝艰辛，也由此成就了抗战之词史《涉江词》。而这些逃难之旅也成为女性词人生命中丰富而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创作。相比前两者的地域性流动，这种流动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被动和无奈，也由此影射了一个时代之人的生命历程。无论是流亡海外，还是流亡乡关以外的他处，反映在作品中最直接和最共性的一点即是“乡思”主题的集中呈现，这也是民国女性词集中最常见的一个主题之一。
    最后是随宦和革命等原因的地域性流动。前者主要体现在一批较为传统的词集作者，由于这些作者的夫君于清廷或民国后仍有公职在身，公务之需而辗转各地，这些词人也由此跟随夫君游宦，不得不远离家乡。如许禧身，浙江籍，其夫君陈夔龙为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婚后大部分时间其都跟随陈夔龙游宦，“自尚书由京兆尹开藩汴中，督漕袁浦，以至抚吴抚汴，移蜀督鄂，南辕北撤，绣軿随之。”[11]后者主要为一批较为激进的女性，尤其在民国成立前后的时代风云中，这些女性或为国家奔走，或为同仁疾呼，奔走各地，已然不受地域的限制。孙中山曾赞赏彼时的先进女性曰：“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显在人耳目。”[12]典型代表如徐自华，浙江籍，与秋瑾成为至交后，受其影响，与其妹徐蕴华一起投身革命，后加入南社。在秋瑾牺牲后，其积极奔走各方为营葬秋瑾而努力。后在上海接办竞雄女校，倡导女学。常年奔走于浙、沪二省。此外，尚有一些其他原因的地域性流动。然不管如何，皆反映了一个事实，民国女性词集作者的地域性流动是一种常态，这种流动不仅意味着女子地位的提升和实际参与社会力度的加强，同时也带来了视野的开阔和生命厚度的提升，无论于女词人本身还是于女性文学而言，皆是利大于弊的，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一步。
    其二、民国女性词集作者身份构成的多元化。总体而言，民国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既是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与渐变，又是旧文学与新文化的彼此对抗、制衡与融合，既是西学东渐后新思想的狂轰滥炸，又是传统思想的顽固抵守与妥协，于民国女性词集作者而言亦如此。一方面，一批女性词人坚守传统的女性词创作，延续了清末闺秀词的余风，吟风弄月，伤春悲秋。另一方面，“闺阁才女的吟风弄月，一变而为新女性对国族政治与自身权益的实际关怀，显然是另一项文艺舞台的开新。开新使她们得以与闻时事、高声呐喊，得以进行女性的文界革命。”[13]体现在词学领域，即是对女性词的开拓创新，少数词人的作品已显露出当代词的特色。因此，她们的身份构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主要可分为官宦女子、普通闺秀、女报人和教师（学者）四类，尤以教师（学者）为多。
    第一类为官宦女子，主要是指长于官宦之家或所适官宦人家的女子，尤以民国前期为多。历史的改朝换代并没有隔断女性的身份与命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仍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从传统的清末社会走来，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社会礼教，她们更多代表了前朝闺秀，我们或许亦可视之为遗民型词人。这一类人以许禧身、左又宜、刘鉴、何桂珍、姚茝、姚倩、张祖铭、濮贤姮、吕凤、潘静淑等人为代表。这类词人的作品偏于保守、传统，数清末传统闺秀词一路。她们爱用传统的小词表达自己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文字创作是另一种能建立、表达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有效手段。首先文体的选择本身就有身份象征的意味。虽然并非所有写旧体诗文的人都是遗民，但遗民基本上都采用旧体来创作。”[14]但在实际的创作中，民国成立前后时局动荡并未在她们的作品中有明确的反映，前后风格较为统一，“处变不惊”，尚未显出遗民词人的忧世、愤时、哀世之叹。这或许与清末动荡不安的时局有关。“‘国变’前的清朝局势动荡不安，并非值得称道的承平时代（若以情人为喻她就是一个缺点多不胜数，但又令人留恋的人），与清遗民眼中乱象丛生（事实上亦如此）的民国相去不远，这一点即使是遗民词人自己亦相当清楚。他们不像李后主和李清照那样，前期处于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未受过甚么磨难，而是在清末的时候已目睹连串亘古不遇、难以令人置身事外的外忧内患。”[15]所以，社会政治的改变于她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冷眼旁观”，并一如既往地过着旧有的日子。
    第二类为普通闺秀，她们出生于寻常人家，一般往往是较有文学素养的家庭，她们未如一批进步女性般从事社会职业，然由于自小生长在文化学养深厚的家庭，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词创作上颇有创获。这一类词人的代表有温倩华、罗庄、杨志温、杨庄、李久芸等人。如罗庄，其父罗振常是近代学者和藏书家，著作等身。罗庄从小即颖慧过人，性喜填词，也得到其夫周延年的嘉赏，“昔人谓填词为小道，殆以其无关于民生国计，非学者之急务也。若有闺帏能于中馈余闲，以之抒写性情，则亦不失为韵事。孟康内子雅擅倚声，运笔空灵，含思温婉，深得词家正宗。”[16]另如杨志温，嫁淮阴陈心葵，“唱酬之乐不减秦徐。”[17]然中年之后其夫因病过世，生活日渐艰辛，终不复事翰墨。这些女子的家庭条件与前述官宦女子而言相对差了许多，但仍在生活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内用敏感而纤细的心灵，用清逸流畅的笔触，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相比而言，同属传统风格的小词创作，她们的作品更多了一种因生活艰辛而融入的深邃之感。
    第三类为女报人。在民国女性词集作者中，这类人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主要有吕碧城、汤国梨、徐自华等人。吕碧城曾于二十世纪初离开舅家，前往天津谋职，后被《大公报》主编英敛之赏识，受聘为《大公报》编辑，并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提倡女权、鼓吹女子解放、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巨大。她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兴女学、倡女权，成为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同时将理论付诸实践，积极筹办北洋女子公学，成立第一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她也成为二十世纪初倡导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汤国梨亦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提倡者。辛亥革命后，她与其他进步女性一起创办《神州女报》，徐自华、吴芝瑛皆是其中的主要撰稿人。该报宣扬女界革命、提倡女学和妇女解放。这些词集作者往往承担了二十世纪妇女界先知的角色，她们思想进步，开拓进取，积极为男女平权而努力，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她们与男性文人一样，积极为改变愚昧的中国现状而四处奔走，活跃在社会的舞台。而她们的词作也常有意无意地成为她们启女智、倡女学理想的载体。
    第四类为教师（学者）。这是民国女性词集作者中最主要的身份，周演巽、张汝钊、马汝邺、王运新、周修辉、孙景谢、吕景蕙、王兰馨、杨钟虞、姚楚英、姚倚云、吕惠如、吕美荪、陈家庆、沈祖棻、茅于美、何曦、薛念娟、叶可羲、施秉庄、刘蘅等。这概与时代兴女学有很大的关系。二十世纪初开始兴办女学，启女智，尤其是进入民国后，新式女子学堂成为越来越常见的事物，很多开明的家庭都将女子送进学堂接受教育。而她们学成后，很多人又反哺教育，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这批知识女性也成为了女性词创作的主力，尤以民国中期为多。“民国女性词人的身份以学生、教师和学者居多，她们有机会接触到以往闺秀未接触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故其填词亦不再囿于闺阁。”[18]尤其在民国中后期，这批女性作者的词作也产生了很多新质的东西，为女性词最终完成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然，以上民国女性词集作者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她们往往具有身份的交叉性，比如吕碧城、徐自华等人，既是女报人，又同时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又比如马汝邺，她曾在黑龙江从教十一年，后嫁给马福祥为继室，马福祥是清朝、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的三朝官员，所以她既是官宦女子，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因此，她们的身份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知。
    二、文本的独抒性灵与雅俗并存
    诚然，民国女性词若以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从整体层面上它终究完成了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然若我们以一本本词集的独立个体来观照，却发现，也许其中的新变并未达到我们心目中所期望的疾风骤雨。而呈现在这些词集中的，既是一种“独抒性灵”式的美学发声，又存在着雅俗并存的状况。
    其一、创作主张的失声与性灵美学。近代以来直至民国文坛，浙西词派的影响逐渐式微，常州派词风则一直笼罩着词坛，并随着时代的剧变，逐渐融入新的内容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从而融合新学成功转型。在男性词坛，无论是遗老型词人如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还是一批接受新学教育的新式词家唐圭璋、龙榆生、夏承焘等人，无一例外地在创作实践过程中都奉行一定的创作主张，并引领风潮。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大部分民国女性词集作者，这些女性词人中大部分人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直抒性灵”的性情流露，并不受制于某种理论的约束，更遑论提出某种创作主张。于她们而言，词更多的是一种反映个人情感、关注内心、交友酬唱，或记录见闻的一种私人化的情感倾诉载体。“民国女词人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学词方式的‘多样化’、切磋词学途径的‘多样化’、词作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等三个方面。与民国男性词人相比较而言，民国女词人在词学见解与创作主张方面基本上处于‘失声’状态。”[19]这与她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官宦女子，或是普通闺秀，甚或是一些教师（主要为中学教师），词仍然是她们抒发情感的一种载体而已。如温倩华《黛吟楼词稿》共二十五阙作品，以表现闲情逸致为主，独抒性灵，清新俊逸。作品“文情由境遇而胜，遂无推敲郢斲之需，纯粹乃臻于极。”[20]陈翠娜评其词云：“新清俊逸，独写性灵，往往能发前人所未道，风朝雨夕，兴之所至，援笔立就，不自收拾也。”[21]这些，并不以师法某家而刻意为之，而乃自师其心，浑然天成。又如汤国梨《影观词》，“皆眼前语，若不假思索者，而幽深绵邈，令人探绎无穷，又十九未经人道。”[22]黄朴评其词曰：“直己以陈，不屑师古。春风红豆，秋露明珠，触目会心，都成绝倡；伫斜阳而思故国，抚朱弦而送飞鸿，体物缘情，弥臻佳妙。”[23]汤国梨学词并未有师门传承，通过自学成才，写作纯任感情流泻，“婉约深厚，沨沨移人，短章小令，胥有不尽之意，无不达之情。”[24]同时，不过度使事用典、逞才使学，这也是民国女词人共同的创作倾向，这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性灵之语，也构成了民国女性词集的普遍风貌。
    当然，在女性创作主张普遍失声的状态下，一些学者型女词人的出现却部分改观了这一面貌。如沈祖棻在指导正声诗词社的创作时，已有明确的创作主张， 1946年她写信指导正声诗词社成员卢兆显、宋元谊、刘彦邦等人信中云：“元谊弟应多读北宋作品，勿徒注意雕琢，以免辞胜于情。兆显弟作，情意深刻而不免流于生硬晦涩，有辞不达意之病，又觉情胜于辞。彦邦弟入手甚正，则须力屏粗俗、熟滥、轻绮诸病。昔孔子有才难之叹，今日尤甚。弟等当自强不息，勿负余望也。”[25]她强调词要学北宋，不要过于雕饰，同时又要流畅自然。另如陈家庆，接受过严格词律专业训练，为词深受刘毓盘、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游刃于常、浙间，既重视词的寄托，又注意词的雅正，讲究立意、意境和音律的浑融。对于前代词，陈家庆喜北宋多于南宋，她认为“北宋多雨雪风霜之感，其词大而深；南宋有黍离麦秀之悲，其词工而哀。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艳冶而在幽润；南宋则景取当前，不穷高远，益以文人好事,彼此争名,变化既多,似深转浅。北宋承五代之遗,馨烈远绍,诣微造极。”[26]而对于前代词人，早年的陈家庆尤推崇苏辛。“苏固超凡入圣，得其大者，为北宋之冠；辛亦体祖风骚，得其高者，为南渡之宗。”[27]然陈家庆虽喜苏辛词的立意高深和襟怀宽广磊落，为词注重雅正的她，对苏辛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协律和粗率之敝亦有清醒的认识，并注意去粗取精，“苏以旷代高贤，襟怀坦荡，然苦不经意，每少完璧，千古之下，犹有微言；辛则瓌玮莽苍，郁朴雄奇，究亦不免粗率之病。”[28]所以，陈家庆以为，作词当学苏辛之襟抱，结合词作的艺术形式，“当有东坡、稼轩之心胸，而加以人工之研求，庶使无往不佳，无懈可击。”[29]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境遇之改变，晚年的陈家庆喜好张惠言与蒋春霖词，其创作也由现实的悲凉转化成遥深的寄托，对社会的不平婉转隐晦出之，更注重词的内在意蕴与含蓄蕴藉之感，而摒弃苏辛的张扬外放之处，由昂扬转为内敛，变成一种“隐忍的饮泣”。
    当然，民国学者型女词人在创作上的发声只是个别现象，于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而言，创作主张的失声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词已经退出主流文学样式的行列，更多地染上私人化色彩，其关注社会、干预社会的功能已经退化。作词在当时或是一种个体化的情感寄托方式，或是一种文人雅士的文化休闲方式，或是一种以文人雅集为形式的群体化鉴赏与交流活动，如当时的词社。”[30]于女性词人更是如此。这些女性词人将词作为一种个体化情感寄托的方式几与过往的女性文人无多少差别。而除了柔婉的词风外，民国女性词集作者也偶或创作一些融合社会时事感悟的具有刚性之美的词作。然无论是传统的柔媚婉约之作，还是刚性豪放之作，无一例外地都从性灵出发，以女性细腻柔婉的情感特质为导向，以真实表达自我情感为基础，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平易流畅之美。她们的作品很少雕章琢句、堆砌典故，或以学问为词。所以，我们可概而言之为一种性灵美学。
    其二、词学教育的兴衰与雅俗并存。从民国女性词集三个阶段创作与刊刻的兴衰来看，与彼时的词学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12年至1927年是词学教育从无到有，并开始普及的阶段。尽管二十世纪初女学教育开始兴起，1906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建立，但是当时女学教育却无词学之内容。“当时女学堂的教育内容虽然涉及算学、医学、法学、体操、绘画、西文等近代科学知识，但宣扬‘三从四德’的《女学经》、《女四书》也是必修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31]可以说二十世纪初到整个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词学教育存在一定的断层，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甚至连词体的命运都受到一定的挑战。“到了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文学的开展，使得词体的命运又遭受了挑战，出现‘研究’、‘创作’割裂的新现象。于是乎，词的学问可以研究，可以讲授；而词的创作则不为新文学家提倡。这样就出现了从事新文学者即使作词，却多抱着‘自由’、‘解放’的态度；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者则力求重‘律’、严‘格’。这种‘分裂’态度与前代词人有着不同。当时词人也缘于‘新文学’的‘阴影’，作词的心态也不一，‘尊体’与‘破体’（以胡适为代表）并存，‘以词为学’与‘以词为戏’兼有。”[32]然而，1917年吴梅在北京大学开设词曲课程，却“是一次革命性的创举”。 [33]总体而言，这是“中国词学发展相对沉寂的时期。这段时期由于民国甫立，人心未安，兵乱频仍，再加上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这时期的词学发展只能局限在一隅，未能形成很大的规模。” [34]到了二十年代，学界掀起一股国学热，重视对国学的整理、研究。在这股风潮中，词学再一次受到关注。“究其原因，一是社会渐趋稳定，词人或流于政界，或执于高校，或寓于都市，都有其固定的生活来源，可以安心治词或余暇以填词；二是国故运动的开展使得一切传统文化都可以是被研究的对象，国学的地位有了上升，而旧学和新学之间的盘根错节又让词有了它的生存空间，不仅旧学者和文人寓身其中，新学者和青年们也参与其间；三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胡适在追溯词的源头时，认为词是平民文学的重要代表形式，继而又认为白话词是词的主要存在形式，而传统学者则认为词为诗之余，可以借词浇心中之块垒,两种势力的互相作用使得词学反而有了进一步发展。”[35]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产生了一系列课程体系的改革。“相对而言，在整个民国时期，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的十余年间，是中国文化界生态环境最宽松、思想最解放、教育改革最活跃的时期。文化启蒙运动的波澜壮阔，西方教育理论的系统输入，民间教育团体的脱颖而出，新教育思潮的奔腾翻涌，以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或因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而忙于权力之争，或因招架大革命的汹涌怒涛而舞枪弄炮，对教育界基本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催化了1922年的学制更新和相应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的系统改革。”[36]在此背景下，一些学科日渐细化，词学也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尤其是1927年后，词学变成了一门常规开设的课程。而正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词学教育的铺垫，1927年至1937年则迎来了词学教育的高峰，同时亦是女性词集刊刻的高峰。这一时期，高校普遍开设词学课程，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潘梦秋同学硕士毕业论文《民国上海高校的旧体词教学研究》一文所整理的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词学课程开设为例，该校此期分别开设《词选》、《词曲通论》、《中国词史》、《专家词》、《专著研究》、历代词选》、《诗词习作》等课程，仅以1932年为例，就有龙榆生的《历代词选》、《诗词习作》、《专家词集研究》和易大厂的《两宋词评》四门课。三十年代是词学教育最辉煌的时期，不惟各高校词学课程的普遍开设，同时也出了一批词学教授。根据《词学季刊》之《南北各大学旧体词教授近讯》可知：
    南北各大学学词教授，据记者所知，南京中央大学为吴瞿安（梅）、汪旭初（东）、王简庵（易）三先生，广州中山大学为陈述叔（洵）先生，湖北武汉大学为刘洪度（永济）先生，北平北京大学为赵飞云（万里）先生，杭州浙江大学为储皖峰先生，之江大学为夏臞禅（承焘）先生，开封河南大学为邵次公（瑞彭），蔡嵩云（桢），卢冀野（前）三先生，四川重庆大学为周癸叔（岸登）先生，上海暨南大学为龙榆生（沐勋）、易大厂（韦斋）两先生。[37]
    在此风气中，一批女性词集作者由此得以受到较好的词学教育，高校中纷纷成立学生诗词社团。如沈祖棻1931年春季选修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汪东的词选课，1932年始受教于吴梅，一直到抗战爆发。1932年沈祖棻与该校王嘉懿、尉素秋等人组织“梅社”，该社得到吴梅的指导。三十年代，还有光华大学的潜社、大夏大学的大夏诗社,正风文学院的因社等纷纷成立，并定期举行社集。“社集不仅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同时亦具有建构、维系和昭示群体身份的社会或政治功能。在唱酬的过程中,个人的声音或有被群体同化、向群体靠拢的可能,然而藉着与声气相通的群体交往,个人的文学、文化甚至政治意识得到了提升和巩固。”[38]然这一繁盛的局面在1937年抗战爆发骤然终结。1937年至1949年是词学教育逐渐衰落的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随着很多高校为躲避战乱纷纷内迁，词学教育者因战局之故逃难和生计原因分身无术，词学教育不同程度受到了阻碍，社会的创作热情有了更加明确的转向，新文学创作已彻底占据上风，诗词创作由此凋零，反映在女性词集刊刻数量上，亦是大幅减少。
    而在民国女性词集风貌上，则呈现雅俗并存的局面。这里的雅俗更多的是以是否含蓄蕴藉、婉约典雅作为最主要的评判标准。以民国女性词的发展来看，民国前期的女性词以传统词创作为基本导向，然在民国中期以后，由于新文学的影响和词人努力实现词向现代转型的努力，呈现出新变与因循并存且以新变为主的局面，到了民国后期则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彻底回归传统，一部分则实现新变，甚至已露出当代词的端倪。总体而言，民国女性词呈现的风貌仍以“雅”为主。比如罗庄词，其夫周延年颇为欣赏，谓：“昔人谓填词为小道，殆以其无关于民生国计，非学者之急务也。若有闺帏能于中馈余闲，以之抒写性情，则亦不失为韵事。孟康内子雅擅倚声，运笔空灵，含思温婉，深得词家正宗。”[39]又如张默君作品用词甚雅，词笔精炼，内蕴深厚，陈三立赞其词“雅足以称其诗，小令近阳春欧晏，慢词近白石西麓，举凡北宋伧率之蔽，南宋刻镂之习，靡不揃挪且尽。”[40]再如吕凤《清声阁词》，时人向迪琮评价称：“盖夫人于唐季两宋词籍无所不窥，寝馈既久，艁诣益深，以故小令诸作谐婉明丽，深得温韦欧晏之脂，至于慢近诸词，朴茂秾挚，虽柳苏秦晁亦何多让。” 同时，在主流的正声雅音的民国女性词创作之外，部分女性词作也呈现出与新文学较大程度的融合，表现出“俗”的一面，如1933年出版的卢葆华的《相思词》，已有明显向新诗过渡的痕迹。首先在排版样式上，《相思词》不采取传统的词集繁体竖排的形式，而采取繁体横排，且每句另行一行，呈现出散体诗的外在样式。其次在遣词造句上，词作呈现白话文的倾向。如《玉漏迟·纪恨》“一个儿愁，一个儿是多烦恼，一个儿骄纵惯，一个儿是喜欢争闹，喜争闹，不堪排解，便都逃了。”词作以口语入词，生动活泼，语言上近于新体诗。而这样的尝试在词作中比比皆是，又如《如梦令·留别，戏赠娟妹》“过后细思量，落得心中难受。难受，难受，此意问卿知否？”这些词作若不标以词牌，若以新诗目之亦无不可。再次，在词作内蕴上，传统词以含蓄蕴藉为美，以曲尽其意为尚，而卢葆华的词作感情较为直露，是情绪的直接宣泄，她有意无意地打通新旧文学的壁垒，借词体的传统样式，以浇心中之块垒。另如姚楚英词作，质朴浅俗，其自序云：“楚英幼未治诗，长始好之，偶读诗词，觉津津有味。苦乏良师益友以相诱掖，且常执教他乡，天涯奔走，衣食所驱，日不暇给。虽有精研之志，而力久未逮。仅公余之暇，讽诵古人诗词，稍学吟咏而已。……偶有所感，辄成俚句以自遣，故词多拂郁。”[41]其词如《别意》“皎皎玉兔光，何为照我床”、《感怀》“崎岖涉世方伊始，努力前程岂有涯”等用语质朴，属于兴之所至而形于言之作，甚至部分作品还有口语化倾向。而这种小词俗化的倾向，一方面源于其时新文学创作成风的影响，一些兼擅新旧文学创作的女性加入其中，新旧文学的刻意打通。如卢葆华在新文学创作上成就颇丰，新诗，小说，论说文皆有一定的影响。故其词中有明显的新诗化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新学教育的影响，部分女性词集作者并未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的熏染，故而造成国学功底的薄弱。如姚楚英家境并不优裕，未受过很好的教育，“早失怙，趋庭之教浅，又少名师友为之陶铸，故大半自抒性灵，不事敦琢，独存天真。”[42]卢葆华也自称自己于学词是“门外汉”，且迫于生计，又无闲情着力于词创作的深入研究，她曾说“笄年离膝的我，物质痛苦的我，十年漂泊的我，缓性自杀的我，那有闲情来重加研究呢？”[43]而这些俗化的词作也构成了民国女性词集中特殊的存在。尽管从笔者所搜集到的词集观之，其占据的比重并不大，但在近现代词向当代词过渡的进程中，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变革，带来了词学领域的重大变化，作为民国词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国女性词，无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在各类文学史中由于种种原因被“隐身”了。以民国女性词集为载体的词集作者及文本研究，对真实了解民国词的创作状态、还原整段民国词史将有一定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