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有着悠久儿童文学传统的城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从这里开始起航。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儿童文学版图，上海儿童文学也据有半壁江山。适值今日，上海儿童文学作家“老、中、青、少”四世同堂，群星璀璨；上海儿童文学创作“多、活、精、新”佳构迭出，成果丰硕。这其中，有一批“中生代”作家的创作成就和文学风貌尤为社会所瞩目。他们是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创作群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走上文坛，此后四十年，一直活跃在创作一线，并逐渐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
    “中生代”登场
    197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仅意味着改革大幕的开启，也标志着包括儿童文学在内文学“新时期”的到来。彼时，“儿童文学教育论”与“儿童文学审美论”的冲撞不仅是文艺思想之争，更是新旧两种儿童文学创作潮流的交汇与激荡。也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不同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推动下，王安忆的儿童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程乃珊的儿童小说《“欢乐女神”的故事》、诸志祥的童话《黑猫警长》、梅子涵的儿童小说《课堂》、周锐的童话《勇敢理发店》、秦文君的儿童小说《迟到的敬意》、陈丹燕的儿童散文《中国少女》、彭懿的童话《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等优秀作品相继发表。至此，“新时期”上海儿童文学褪去了浓重的“教育底色”，翻开了鲜润的“文学新篇”。
    九十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长篇时代”，也是“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成熟期。那一时期，幽默儿童文学、幻想儿童文学与原有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三元合一，齐头并进。而在三股文学潮流中，都活跃着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身影。秦文君的《男生贾里》系列、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陈丹燕的《我的妈妈是精灵》、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张成新的《来自沙漠王国的少女》、彭懿的《疯狂绿刺猬》、周锐的《哼哈二将》、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刘保法的《中学生圆舞曲》、朱效文的《青春的螺旋》、简平的《一路风行》、戴臻的《小尖帽》、任哥舒的《敬个礼呀笑嘻嘻》等重要作品都诞生在这一年代。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进入了创作拓展期。题材上不断开拓，文体上多点开花，艺术上多元并进……成为诸多“中生代”作家共同的文学追求。秦文君涵盖低幼、童年、少年不同读者群的的全文体写作，沈石溪云南归来后以《鸟奴》《最后一头战象》《中华龙鸟》等小说对动物题材的开拓，梅子涵《中学生灵感》《麻雀》等作品对短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持续探索，彭懿继幻想小说之后，又成为原创图画书的旗手，周锐集束式推出重构经典的“名著幽默”系列，郑春华继广受好评的“大头儿子系列”之后，又以“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完成了文学转型与自我超越……
    时至今日，秦文君、梅子涵、彭懿、沈石溪、刘保法、郑春华、野军、戴达等“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在保持创作活力的同时，还在寻求新的艺术突破，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学情怀不仅是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共同的精神风貌，也是他们不断前行，成就儿童文学伟业的内在动力。
    丰赡鲜明的内容风格
    四十年来，“中生代”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儿童文学创作内容丰富、多样。在“中生代”作家笔下，儿童文学疆域广阔、气象万千。这其中包括秦文君、陈丹燕的本色少女书写；梅子涵、班马、金逸铭、朱效文的阳刚男孩叙事；周锐、彭懿、朱效文、周基亭、庄大伟、任哥舒、戴臻、戴达的多维童话创作；张成新、朱效文、魏滨海、沈振明、简平、胡廷楣的鲜活校园写实；毕国瑛、郑春华、班马、朱效文、刘保法、戴达、东达、潘与庆的热忱童年歌吟；野军、郑春华、陆弘、任霞苓的本位幼儿故事；沈石溪的野生动物传奇，以及刘绪源、班马、彭懿、梅子涵、朱效文、胡廷楣等的敏锐理论批评，等等。
    （二)儿童文学创作风格鲜明、独特。比如，同是写少女小说，陈丹燕往往直面成长，笔下的少女形象内向、敏感、自尊、叛逆；秦文君则喜欢以曲笔书写少女心理变迁，小说里的少女更为外向、乐观、温婉、宽厚。还比如，同样致力于童话创作，周锐的童话新奇中富含哲意；彭懿的童话荒诞里袒露真实；金逸铭的童话境界开阔，气象雄浑；朱效文的童话以游戏性折射社会人生；庄大伟的童话现实融合着滑稽、变形；任哥舒的童话以想象切割生活，在夸张中营造趣味；戴臻的童话惯于在推向极致的荒诞里揭示人性，展开讽喻；戴达的童话喜欢从现实与幻想的缝隙中呈现民间立场、弥散文化气息。而周基亭则是上海童话家里的抒情派。他的童话以构思精巧见长，讲求幻想叙事的意境与韵致。相较而言，周基亭和戴达的童话创作为八、九十年代热浪滚滚的上海童话界吹来一股清凉之风。此外，还有沈石溪笔下独树一帜的自然生态描写、苍凉斑驳的动物命运展示，等等。
    上述“中生代”作家题材不一、风格迥异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前应后和，此起彼伏，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儿童文学雄浑热烈的多声部文学合唱。
    动态发展的多元格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曾经历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文学化运动”。以《儿童文学选刊》的创办为标志，上海儿童文学在时任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著名作家任大霖和一批活跃的儿童文学作家如任大星、任溶溶、施雁冰、张秋生的创作引领，以及文学批评家周晓先生的倡示、扶掖下，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出版人几乎全员写作，创造了上海儿童文学的盛世景观。
    比如，儿童小说层面，秦文君、梅子涵、陈丹燕三位作家洋洋大观的创作成果之外，张成新在其代表作《啊，少男少女》《三点半放学》中，以其对当代孩子情感、心理的深入理解、准确把握生动呈现了少年儿童成长中的喜、怒、哀、乐，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朱效文在以《青春的螺旋》为代表的校园小说中不仅通过少年生命中不期而遇的困境体验，传达了青春成长的迷离、深邃，而且在故事表层透示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情怀。魏滨海以《诺言》为代表的儿童小说题微旨宏，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内在真实的追求。沈振明以《树洞里的校长室》为代表的儿童小说富有亲历性，将朴实、善良的乡村少年追求理想、渴望改变命运的心路历程表现得委婉动人。简平的儿童小说往往从社会事件中取材，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和细腻的心理刻画塑造人物，于不露声色的叙述中体示内在的力量。他的短篇代表作《十指连心》《谜友》颇有几分欧﹒亨利小说的味道。
    谈起报告文学，不能不提到被周晓先生誉为“南刘北孙”之一的刘保法。他的代表作《中学生圆舞曲》《你是男子汉吗》等作品聚焦少男少女情感困惑、心灵危机，题材敏感，问题尖锐，读来发人深思。庄大伟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代表作《竞争时代的少年》《出路》通过对城市和乡村不同家庭背景孩子的采访，勾勒出变革时代少年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幼儿文学领域也硕果累累。野军坚持“有趣有益”的创作理念，在四十年幼儿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各种体裁作品一千多篇。他的幼儿童话代表作《长鼻子和短鼻子》《一百只蜗牛去旅行》以趣味包裹知识，用情节消融哲意，体现了对传统“教育童话”的继承和超越。
    郑春华是上海幼儿文学的集大成作家。她以“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非常小子马鸣加”为代表的系列作品代表了国内儿童生活故事创作的最高成就。她的创作多采取幼儿和成人双视角结构，依托对生活略带夸张、变形的故事架构，体现出别具一格的生活化、本位化、艺术化创作追求。任霞苓是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另一位幼儿文学高手，《野猫真的来过了》《洗衣服》《妈妈，你别害怕》等作品多表达幼儿天真、率朴的生命情态，背后寄寓着作家对幼儿独特生命态度和价值观知情知意的理解、尊重。陆弘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幼儿文学作家，她以《一闪一闪的猫妈妈》《上学路上》为代表的幼儿文学作品朴实明朗，注重以正能量牵引幼儿率真、美好的品性，体现了幼儿文学的写作常态。
    儿童诗创作方面，毕国瑛是“新时期”上海儿童诗创作的先行者，她的《我们去听秋的声音》《新朋友》等儿童诗以抒情笔调写孩子对大自然的感受、对新环境的体味，既有切近生活的自然、真切，又具触及心灵的柔美、细腻，是这一时期儿童诗的重要收获。毕国瑛之外，其他上海儿童诗人的作品也各具特色：班马的儿童诗刚健有力，锐气十足；郑春华的儿童诗率真自然，趣味洋溢；朱效文的儿童诗贴近生活，昂扬轻快；刘保法的儿童诗联想丰富，意蕴悠长；戴达的儿童诗意象优美，轻巧睿智；东达的儿童诗隽永沉静，格调清雅；潘与庆的儿童诗浅白朴素，音韵和谐，等等。
    儿童文学批评方面，刘绪源先生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美与幼童》、班马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梅子涵的《儿童小说叙事式论》、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等著作体例新颖，视野宏阔，思维缜密，持论精辟，可谓上海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
    上述作家、理论家的优秀作品不仅是上海儿童文学四十年发展的主要成果，而且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开放前瞻，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儿童文学多元、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视野和进取精神。比如，八十年代后期，梅子涵以《双人茶座》《我们没有表》《蓝鸟》等儿童小说为代表，侧重儿童小说叙述语体、语感等语言形式探索；班马以《鱼幻》《野蛮的风》为代表，注重儿童小说的原生气息和文化色彩试验；金逸铭以《一岁的呐喊》《长河一少年》为代表，强调童话想象中宇宙意识与心灵感应的融合，以及彭懿以《红雨伞﹒红木屐》《疯狂绿刺猬》等幻想小说所倡示的幻想文学文体探索和刘绪源以《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为代表所开创的儿童文学研究新范式。
    这种创新精神，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依然在一些作家笔下延续。如梅子涵的创意小说《星期六的浩浩荡荡童话》，秦文君在新世纪以后的多元化写作，等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原创儿童文学遭遇了读者大量流失的寒潮。1993年，《男生贾里》率先完成了从单一“文学性”向“艺术性”与“儿童性”的双向回归。此后，伴随着读者意识的觉醒，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化消费观念普遍水涨船高。如《男生贾里》系列开儿童文学系列化写作先河；梅子涵成为儿童文学阅读推广的先行者；周锐以其“古典名著幽默”系列开辟具有后现代色彩的“重构经典”童话写作新路径。进入新世纪后，沈石溪又成为继郑渊洁、杨红樱之后，儿童文学市场化、普及化的成功典型，等等。
    温情绵延的代际传承
    上海儿童文学有着“传、帮、带”的优良传统。老一辈作家在挥洒创作才情的同时，总是关心、扶掖下一代作家的成长。因此，尽管今天我们集中研讨的是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但此时此刻，我们无比怀念那些曾为上海儿童文学奠基的前辈作家：陈伯吹、包蕾、贺宜、鲁兵、方轶群、洪汛涛、任大星、任大霖……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些已届耄耋之年却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任溶溶、圣野、孙毅、鲁风、施雁冰、周晓……还有张秋生、李仁晓、张锦江、郑开慧，等等。他们都是上海儿童文学的宝贵财富。他们和在座的“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一道，构筑了上海儿童文学的扎实基座、撑起了上海儿童文学的灿烂星空。作为受惠于他们的儿童文学后辈，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向他们致敬。因为，正是在上述前辈作家、师长们文学成果和创作活力的感召下，我们这些已过不惑、渐知天命的儿童文学作家，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儿童文学写作者们才获得了不断的成长。
    （本文作者为儿童文学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