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当代中国文艺政策”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中国，文艺政策是文艺理论、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和文化治理之间相互联系的主要方式，也是重要的中间环节。关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变迁过程的历史研究，有助于解释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发展与社会生活的直接而复杂的联系。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文学和艺术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不仅受到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同时，因为情感和想象的缘故，文学艺术可以表征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具体个人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感情和情绪，在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人们会有某种共同的“情感结构”，当然、在历史的许多时期，以及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并不具有某种共同性的“情感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感觉结构”是理解和阐释文学艺术的重要基础。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在经济、种族、性别、年龄、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同一时代人们之间的生活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因而，“情感结构”也有所区隔。然而，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时刻，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社会的矛盾和社会性的情感得以聚焦，形成某种共识，这时的文学艺术创作常常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和共鸣，表现出某种“情感结构”的共同性。伟大的文学艺术创作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因为特别敏感，因此在社会发展的常规状态下，通过他们的创作和作品，表达了某种人们心中共同性的“情感结构”。当然，要达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整个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证明，这种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创作是可能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魅力正是它达到这种境界的证明。
    因此。文学艺术创作既是艺术家个人的事业，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文化”，文学艺术始终在文化—社会这个理论视野中存在和发展。自从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后，艺术家、社会（国家/社会群体）、共同文化（感觉结构）之间就构成一种充满张力的复杂关系，因此，艺术和艺术家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直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在现代社会，文艺政策既是政府管理者对艺术家、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调节手段，使艺术创作和艺术家的情感和想象在这个场域中成为一种社会生活发展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文艺政策又是政府管理者宏观调控大众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导向关系的重要手段，以文化领导权为基础，通过文艺政策，政府管理者可以有效地推动文化的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的变迁。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治理而言，文学艺术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抵制和破坏性的力量。对于现代社会的治理而言，文艺政策的制订和不断调整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阀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随着对文化治理合理性要求的提出，文艺政策的研究就理论地提出来了。以现代治理的视角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文艺政策的调整过程，研究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对于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文艺领域实施领导，进行引导的有关政策、方针和法规等，是社会主义文学理念通过现代社会政府管理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具体实施。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面临一项新的巨大的工作，即系统和全面地实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上的文化领导权,有效地引导文学艺术创作的新的繁荣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的系统回答，为新的文艺发展和文艺政策的制定作出了较为系统并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规定和理论表述。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发展历史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内容是和表现形式上有许多变化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从总体的理论问题和运作机制上看，我们认为整个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美学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不断变化和逻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的过程。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是，俄苏和欧美左翼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和文艺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有着一种复杂的互动。不论是三四十年代乔治·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论和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还是六七十年代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八九十年代至今英美两国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文学批评范式等等,都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美学研究以及文艺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原则在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侧重点，这种调整也是通过文艺政策的变化来实现的。因此，当代文艺政策史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背景就是，对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进入全球化生产和消费格局这样一个跨越很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和具体语境是文艺政策发展变化的基础。一个基本的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在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语境中会产生出许多意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内涵上的，不是概念和文字上的，因此极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也许这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它的基础是中国语言文字在不同语境中的多义性，只有把这种历史关系梳理清楚，我们关于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一、何谓“当代”及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当代”的理解，一般学者采取编年史的方法，即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起点，一直到当下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一些当代文学史也采用这种分期方法。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和“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前者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物理时间中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历史过程，后者则是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理论内涵，探讨其具体语境与学理方面的依据。由于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也由于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和前瞻性，文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与“先进文化”相联系，在中国，具体地说，就是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与乌托邦冲动相联系。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当代文艺政策的学理基础和政治合理性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美学理论研究中相对混乱和模糊不清的领域，也是许多文学论争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作较为深入的学理分析。我们注意到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现象而言，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近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当代的诸种文化语境在同一时空中以叠合的形式呈现，这种叠合性造成了文学艺术及批评理论“意义”的滑动，对于理论分析而言因而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从文艺政策的角度讲，政策的相对宏观和抽象也为不同的文学艺术思潮和创作方法提供了足以发展的相对空间。应该看到，文艺政策既不同于文学创作中的经验问题，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美学中的理论问题，但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在艺术家，社会和政府这个现代美学的三角结构中，文艺政策处在政府这一端，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治理机制中，文艺政策又偏向自由治理和个人情感这一端，这就是文艺政策复杂难解的原因。本文认为从“当代性”角度讲，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的文献是毛泽东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基本判断，我们提出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分期，分期的原则是“史论结“”的原则，即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标志对文艺政策的发展过程作不同阶段的划分。这种划分只能是从我们的理论视野对问题的理解，以及对复杂的历史过程作相对清晰的概括和把握的必要性的角度作出的，因此，只能是相对的，随着理论视域的转换，这种划分方法将作相应的调整。
    从历史角度看，有三种意义上的“当代性”作为目前我们研究当代文艺政策语境中的问题：（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对当代文艺的理解和理论的要求。在本文中，我们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理论原则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艺问题上的基本要求和终极目标，在学理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的基本原则，它不应该直接成为文艺政策。因此，在当代中国文艺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重要的现象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由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具体运用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因此，其事实上成为不同时期文艺政策的基础，如果脱离具体语境简单化的理解和运用自然会造成某种错误和理论上的混乱。
    （2）一般当代中国史和当代文学史对“当代性”的理解。如果把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49.7）至今的文艺政策史作为“当代文艺政策史”来理解，把六十七年来不同的文艺政策和理论意义放在一个“当代性”的概念之下，那么理论上自相矛盾和混乱是明显的，我们看到，在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次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转向性调整，以及十八大以来从法治和现代治理的角度重新讨论文艺政策问题。如果说十八大以来文艺政策的调整也是一种理论转向的话，它与八十年代发生的那一次转向在理论内涵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简单作统一的理解。在本文中，我们用“当代文艺政策史”这个概念来表述这个维度的历史过程，以及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从1949年到2015年，在66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不同形态的“当代文艺政策”，这种不同形态的“当代性”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我们应该通过历史研究加以呈现的。因此，在理论上有必要区分，当代史，当代性这两个概念。
    （3）在理论上，文艺政策“当代性”的基础应该是当代的“感觉结构”。这是个既不等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也不等同于情感自由和纯粹形式的现实存在着并发展变化着的一种文化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感觉结构”的分析和把握，并与社会主义文学理念相联系，应该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基础，在当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只有在对当代中国社会“感觉结构”理论把握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对文艺政策“当代性”的准确理解和理论阐释。在本文中，将结合现代治理以及当代共同文化的建构，在当代文艺政策的学理基础这个意义上使用“当代性”这个概念，并且将这个当代性限定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意义上。
    二、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及历史语境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在现代文化治理中的表达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创立并奠定的。这一理论原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历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成为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文艺与社会主义目标的联系，或者说文艺在价值取向、表达形式等核心问题上，要求文艺在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方面均实现一种审美范式的转换,努力达到社会主义文艺的高度。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制度没有完全形成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理论要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这个要求是以社会的充分现代化为基础的。在社会现代化没有充分发育和发展的条件下，人为地加速这个过程，在现实的发展中会出现某种偏差，在这里，文艺政策的调节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围绕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美学原则的认识和评价一直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始终围绕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种争论本身就是文艺政策调整的表现，也是文艺制度发挥调节机制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一系列争论也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文化语境的不断变化。我们不同意对历史问题的简单化理解或贴标签式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只能使本来已经非常复杂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使本来应该是学术讨论的问题充满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和意味。
    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理论原则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在具体现实语境中落实具体的文艺政策，就需要根据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情况，结合现代治理的系统发展而不断的发展、丰富化和具体化，其中有较大的调整和侧重点的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需要。社会文化语境的多重叠合与文艺政策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一个具有明显特殊性的现象，在理论上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不好，就会遇到许多具体的理论上的难题，也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文艺政策以指导文艺的健康发展。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可比较的现象：欧美左翼文论在六十年代“五月风暴”之后走出了一条“政治上失败,在学术上取得胜利”（伊格尔顿语）的道路。在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欧美左翼文论在现代派文学理论、后现代理论、先锋派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乌托邦文学研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取得重大的理论进展，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理论上的话语权。而且，十分重要的是,从路易·阿尔都塞、马歇雷、弗·詹姆逊、到特里·伊格尔顿、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左翼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某种影响，而且这一理论传统直到目前都处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这一条理论发展线索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参照系，具有高度的可比较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理论上，我认为关于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研究和解释，应该从学理上作深入的展开和系统的研究，不应纠缠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更不能用某个历史现象的不合理而否定整个理论的目标，或者说文化的目标。从历史的角度看，删除社会主义理念，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运动，整个中国的当代史是无法正确解释的。
    2.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若干现象及经验教训
    通过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的研究和回顾，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理论总结：
    （1）在社会尚未充分现代化的条件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文学艺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悖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大众所热望的，但是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不高又使社会主义的要求要变成现实有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由于文学艺术的想象性的特点，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无疑就是这个历史悖论的一个纠结点。事实证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同时具有非常的复杂性，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政治与文艺始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文艺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或为政治上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事实证明，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文学艺术领域坚持与社会主义目标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是一件非常难的工作稍不小心就会出现偏差，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在文学艺术领域很容易出现左倾思潮。文艺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调节阀，因此，在当代中国，在不同的语境下，恰当的文艺政策常常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关键。
    （2）由于马克思在美学范式上所提出的“美学的革命”的思想，是一个理想的远大目标，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学科体系一直没有完成其理论建构工作，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文化条件的复杂性，因此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人民性、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文艺的“百花齐放”、文学批评的标准、文艺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作用等等问题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其理论内涵和理论重心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造成许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偏差和左右摇摆的现象，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例如“文革”），这种偏差会被推向某种极端，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因此，将文艺政策建立在严谨的学理基础和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治理的系统发育和不断调整，确立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文艺政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制定相应的文艺政策，文艺的繁荣和“文化共同体”的逐渐形成才会逐渐得以实现。
    （3）当代文艺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对大众文艺为研究和阐释为对象，或者说是以文艺的大众性为基础的。这里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是对大众文艺以及相应的“文艺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和论证；其次，在大众文艺为主导的文化格局中，精英文学和先锋艺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精英文学和先锋艺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语境下可以大众化？等等。这两个理论问题不解决，当代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不扎实的，许多政策在操作过程中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由此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巨大的灾难。
    三、文艺政策的两次调整及其理论基础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从美学大讨论和文艺政策的转向性调整开始的。
    1975年，邓小平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祝词”，明确提出了创作自由的概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性调整，因此引发了当代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派运动和美学的大讨论，进而中国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时期”，从朦胧诗讨论开始崛起的美学原则迅速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传播开来。这次美学大讨论带动了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的重要调整。文艺的特殊性、个体精神世界的重要，以及审美情感和审美经验在社会自由治理方面的作用得到了重视。与此相联系，以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审美经验和情感经验的实验性小说试验戏剧以及先锋派美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对文艺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个体性，主观性的审美经验通过诗歌、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出现了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艺术文学开始在国际上传播，在各种最高层次的国际艺术评奖活动获频频重要奖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推动和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文艺的政策对文艺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起了积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美学转向和文艺政策的调整伴随着许多理论的争论：包括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审美人道主义思想的争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争论，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等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争论较好的开拓了人们关于文学艺术的性质，特殊性、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大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等方面的认识，促进了文艺政策向文化治理方向转化和发展，文学艺术的相对自主性，人们审美趣味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开始得到尊重；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文艺管理的规范和边界逐渐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审美自由、情感平等，对个体情感的尊重等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问题在具体艺术实践中得到更为具体的落实。
    我们认为，作为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必然现象，文艺的自律性的理论有其学理上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从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理论意义上，康德的美学和海德格尔的美学模式是有理论缺陷的，在美学学理上不具备中国当代性，不足以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康德美学，形式美学和海德格尔的美学理论强调审美自由的价值绝对性，强调个人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世界的不相等同，重视内在体验，是现代主体性觉醒的重要体现，但也存在着忽视现实世界，否认人是世界的一部分的理论缺陷。文艺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多维度的联系被人为地割裂之后，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就悬置起来。在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消费文化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文学艺术的精神内核在市场冲击下软化和脆弱了，“文学艺术的危机”甚至“文学之死”之论在学术界逐渐响起，“反乌托邦”的文学艺术表现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响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期（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后社会主义时期”）面对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化带来的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和伦理危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面对文艺政策再调整，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回归”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了。
    康德的美学和海德格尔的美学都是关于审美现代性的理论一种表述，这种审美现代性本质上是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基因自然没有包括在其中。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美学重归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视野，重新成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于社会进步和文化治理的发展而言，人的文化习性的进步和人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才是正常的现象也是社会机体仍然生机勃勃的表现。当代美学问题的实质是情感公平以及与情感直接联系的人性问题，这是社会现代化和进步的真正目的。在中国，由于中国深厚的诗教（审美教育）传统，关于社会进步的新的观念。新的感觉结构往往通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文化层面则往往通过美学的讨论的形式表述出来。因此，美学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文艺政策的再调整和美学复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学与政治再次重新联系起来。近年来甚至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向美学的转向，这是不同于“语言学转向”的一次更深刻、更重要的转向，在我们看来这个转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是一种元哲学或元美学意义上的转向。需要指出的是，这次转向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和文艺政策的转向，因为那是一次补课意义上的转向，许多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都有国外成功经验和成熟的理论可以借鉴。这一次转向，它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是“文化经济”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这一次，当代中国的美学和文艺政策的“回归”和调整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调整大体同步的。因此，没有现成的成熟理论可以借鉴。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为什么说这次转向是一种回归呢？
    首先，美学在它的早期阶段就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英国哲学家伯克的美学理论还是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关于“美学的革命”和审美教育的理论，都十分鲜明地把审美趣味的变化与社会的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虽然在中西体用之辩方面陷入许多纠缠，但实质性的社会进步还是美学的政治功能所推动的，从“五·四”运动，到延安新文化运动，到八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当下中国社会的文艺复兴和美学的复兴都是如此。
    其次，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美学传统中，文学艺术也是与“载道”、“美刺”等重要的政治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诗言志”就是这种理论传统的概括和表达。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传入中国之后，“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传统得到了现代意义的重视和发展。
    再次，当代美学重新转向社会生活。当代美学和当代艺术重新回归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冲突之中，重新强调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重要性，突出和强调情感公平的社会意义，这既是对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化回应，也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美学原则的某种回归。当然这种回归是在充分认识到自律性美学和形式论美学的理论合理性意义上的回归，是美学理论的进步和当代发展。
    文艺政策是文艺美学理论在具体文艺工作环节中的实现，在当代社会，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我们认为文学艺术所涉及和表达的人们的感觉结构和文化心理系统是比经济现象和经济系统更为复杂的系统。审美治理一方面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内容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个体的审美自由和审美趣味相联系。因此，当代社会的文艺政策应建立在对当代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主体的感觉结构的深入阐释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文艺政策应该建立在文艺制度（审美制度）和文化习性、审美趣味，时尚等等研究基础之上的。当代美学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方法，为说明文学艺术的当代性，分析当代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说明当代文学艺术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的作用等等，当代美学必须提供建立在现实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美学维度的理论证论，从而为文艺政策的制订提供扎实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包括它的创作方面和作为制度的政策方面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取得了包括国际上一流学者的尊重和承认。问题是,我们似乎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政策的实践给予理论化。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挑战，每一个美学和文学批评学者都应该面对这个现实。事实上，当代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复兴的希望也许正在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