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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说唱”：《西游记》传播轨迹的重要“参照系” “西游说唱”一直是学界用以考察“西游故事”生成、嬗变过程，以及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传播轨迹的重要“参照系”。近年来，随着学界愈加注重对该文本系统的“本体观照”，文献搜集、整理工作不断发展，我们也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描述出其参与重述、再现故事的历史形态。最早参与进来的自然是宝卷系统，如《销释真空宝卷》等，一直是深受学界重视的前百回本的文本坐标。而宝卷又不仅仅在前百回本时代发挥作用。如车锡伦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宝卷的文化形态，经历了由“宗教宝卷”向“民间宗教宝卷”再向“民间故事宝卷”蜕变的过程，这一不断下移的、世俗化的过程又恰是与《西游记》刊行、流播发生重叠的。 考察现存的不少宝卷文献，总能发现一些共性特征，既保有许多故事的“古貌”，又不乏明显因袭自小说的细节，可以看作古貌遗存与百回本影响相杂糅的典型。而在鼓词一类世俗文本中，故事形态更为丰满。尽管这些文本从整体上看，大多艺术品位有限，且更少原创性，但却可以作为民间集体智慧与信仰重述、再造故事的典型。保存在清代蒙古车王府曲本中的《西游记鼓词》即是代表。该书故事容量甚至远超百回本，而察其构造方式，主要是将各种其他故事系统中的角色、名物、情节吸纳、填补进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是很值得玩味的。至于子弟书这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小文化圈子”属性的说唱体式，其对故事的重构、再造，显得更有个性：作者往往对原著中神魔斗法的内容进行删削、弱化，反而着力表现、生发人情的内容，继而呈现出与同时代其他西游唱本迥异的叙事倾向，即重人情而轻神魔。可以说，“西游说唱”整体上是匍匐于百回本伟岸身影下的，但并非如泥塑木雕一般，而是自有其欢乐的文艺精神、自足的文化品位。 “西游图像”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直观的“西游形象” 近年来，学界在“西游图像”文献的蒐集与整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图像，既包括百回本成书前的西游图像（如敦煌壁画、佛经变相中的西游故事）、明清时期各种《西游记》插图（如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插图、建阳本《西游记》插图、李评本《西游记》插图等），也包括单幅图像，如西安兴教寺藏《玄奘取经图》、日本美术馆藏《玄奘取经图》、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玄奘取经图》、大英博物馆藏《玄奘取经图》、敦煌196窟劳度叉斗圣图、杭州飞来峰宋元取经浮雕、泉州开元寺西塔南宋带刀猴形神将浮雕等。此外还包括元代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等。但一直以来，学界对图像的态度，更倾向于将其视作“图解”本文者。而事实上，图像有相对自足的叙事体系。总体来看，特定时期的西游图像是西游文本故事的见证；图像对于文本的接受既有历时的规律，更有共时的特点，不仅仅是文本的附庸，可以“强化”文本，也可以“屏蔽”或“弱化”某些文本细节。仅从传播角度看，这些图像对“西游故事”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直观的“西游形象”，也为关于相应神魔情节的浪漫想象，提供了具象化的附丽之物。 综上可知，《西游记》的生成、演化、传播，并不是一条单薄的线性轨迹，它以戏曲、说唱、图像等文本系统频繁而密切的互动为“锦幕”，正是这面锦幕上的斑斓色块与杂错线条造就了“西游故事”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并为持续传播提供具有丰富养分的“基壤”。这就是《西游记》生成、演化、传播的真实的文化艺术语境，脱离该语境的《西游记》不可能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游记》跨文本研究”负责人、辽宁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