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力于解构世界文学体系中的西方文学、文化中的霸权因素时，亦有颠倒复制既有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思想陷阱存在。我们固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体系有所反思，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可能仍然无法真正得到落实。这种呈现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两难困境，不能不迫使我们追问：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是否只能在“自我-他者”的二元结构中得以发生？如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创作和研究中策略性地凸显一种间性伦理和对话精神？那么，开启别样的资源与视野，就成为当下“中国-世界”文学创作和研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应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进入全球国际秩序引发的身份焦虑，中国文化如何在世界中想象、设定自我位置的问题被再度激活。在文学创作、研究领域，通过策略性地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可以在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关键历史节点上，重新提炼和盘点中国文学、文化的精神资源，在全球价值体系的交集中，以文学为价值载体去开拓异质文明之间的跨文化对话空间，进而发挥中国文学的感召力与使命感。
    中国文学的世界思想贡献作为一个时代性议题，其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世界之中国”。他如此界定这一历史转捩点的特质：“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次年，作为对时代命题的回应，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论证“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该论述可能直接开启了十多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新的文化建设方案中，已经预设了旧的价值。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专科，标志着文学学科意识在中国的萌芽。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专业化、制度化，内在地暗隐着一个舶来的学科在中国本土的跨文化转换过程。换句话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是一个动词，它是20世纪中国在与他者文明对话中，对自身的全球处境的观察、省思与协调。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划与构建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西方列强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的殖民掠夺，使中国文学坚定地把自身的书写实践纳入一种对抗本土的传统价值体系和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话语类型中。这事实上又是中国文学以民族国家尺度参与、测绘世界文学的过程。
    因此，中国文学看似一个国别文学的概念，实则是一个跨国文学的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中包含着一个潜在的参照框架，即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学、文化交流中的权力级差格局。近代以来的地理决定论，使用以欧洲为原点的丈量原则，把地理空间的距离作为尺度划分文化等级，构建世界观念秩序。以西方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世界地理的时空观念秩序塑造了世界文学的时空观念秩序，即西方文学的先进性与东方文学的滞后性。在晚清以降的西方主义氛围中，从绝对时空框架中想象世界的实践也开始在不同层面实施。在文学译介、研究领域，中国与西方（欧洲）文学的关系图式成为处于国族焦虑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考量“世界之中国”的重要参照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学为标杆单向评估中国文学，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比较文学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得以建制。比如，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学论争中，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周作人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的一系列论战文章中，常常把西方文学设定为落后的中国文学未来的进化路径或发展蓝图。周作人就曾在1918年11月发表的《论中国旧剧之应废》中乐观地说：“其实将他国的文学艺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但是，新文学倡导者最初对其规划的文学进化程序中隐含的话语殖民因素是估计不足的，因为这种文学进化观念暗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除了接受西方现代性设计好的世界文化秩序之外别无选择。
    在历史的后见之明中重申五四时期的西方主义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其中的中国文学成为反价值的表征。但在20世纪初期，这种西方主义的文学进化观念中却蕴含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性依据：首先，要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平起平坐就必须罢黜这种落后的符号系统；其次，旧文学有损民族形象，特别是不能给“文明国人观之”，因此“应废”。在新文学倡导者看来，中国旧文学中体现着反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价值的显影已经经过了“文明国人”眼睛的过滤。“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陈独秀曾如此沉痛地反躬自问。这暗示着中国的现代性自我观照的方式来自西方，这种负面的中国价值可以视为西方东方主义话语的衍生物，但这仅仅是部分意义。倡导新文学要以废掉旧文学为基础，反过来，废掉旧文学又必须以倡导新文学为旨归。为了使新文学能够在传统文化势力强大中国本土获得生存的机会，新文化倡导者不得不极力攻诘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以看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挪用西方现代思想，在对抗中国本土具有压抑性的强大文化符码系统时，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作为一种批判性思想资源中暗含的解放性意义。在这种“自我东方化”的文化实践策略下，“反价值的、负面的”中国文学价值的自我建构与“自由、进步”的西方价值预设是同一光谱的两端。
    在西方文学单向评判中国文学的思路之外，还有另一条线索，其文学观念极大地挑战了由中国文学到西方文学这样的线性、一元、同质的进化图式，凸显出一种反向的、多元的、动态的世界文学图景。比如20世纪初期“鸳鸯蝴蝶派”的市井写作、新旧文学论争中的张厚载的艺术主张、1925年余上沅等人发起的“国剧运动”、1930年代梅兰芳的京剧艺术改革、1940年代废名等人的“京派文学”实践，以及张爱玲在“孤岛”上海孜孜经营的“参差对照”美学等。然而，这一看似相反的文学实践，实从西方审美现代性反思中汲取了思想资源，借以反证中国文学的优势，重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在这幅图景中，表面看起来改变了五四新文学倡导者构建的中国文学落后的原初性时空处境，但实质上仍然依附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知识框架，即浪漫化的东方主义论述。中国文学仍然是西方的知识客体，它与西方主流文学的审美距离再次被置换为文学阶序上的等级差异。
    然而，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倡导，还是隶属另一脉的世界文学图景重绘，均不能简单视之为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丧失。反之，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翻译的批评视角重估中国文学中的民族国家诉求。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往往是一体两面：通过民族主义/西方主义书写，构建本土对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话语，进而实现本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平等对话的愿景与想象。中国文学基于本土经验，在20世纪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主动地判断、选择和创造性转换。这种跨文化翻译和挪用，隐含着一个“迂回”的策略——这种悖论式文学规划方案背后，其实是充满悲情的国族主义旨归或“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情怀。这正是中国文学在殖民主义、全球化的问题脉络中，与西方文学互为他者，以自身的现代性经验和尺度参与构建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的过程。
    从灾难频仍的19世纪末期直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族使命未曾间断。20世纪初的现代启蒙主义论述和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使西方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此时期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的缩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崛起，问题脉络与知识范式均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作为世界文学构成的中国文学也开始以专业的方式省思新的时代性命题：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文学、文化的世界性贡献？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学如何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主动接受，并真正走出去？
    与中国文学研究相关的诸多学人都从不同论题出发，对该问题脉络进行了回应。比如世界文学理论重构、当代中国文学话语修辞研究、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研究等，都在尝试着反思并超越既往把西方文学作为单向评估尺度的局限性，既注意发掘中国与西方文学如何通过互动、交流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参与和现代性转化，又解构交流中西方文化的霸权因素，凸显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但我们又注意到，就在论者们致力于解构世界文学体系中的西方文学、文化中的霸权因素时，亦有颠倒复制既有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思想陷阱存在。我们固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体系有所反思，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可能仍然无法真正得到落实。这种呈现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两难困境，不能不迫使我们追问：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是否只能在“自我-他者”的二元结构中得以发生？如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创作和研究中策略性地凸显一种间性伦理和对话精神？那么，开启别样的资源与视野，就成为当下“中国-世界”文学创作和研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