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爱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到反映时代、歌唱祖国、礼赞英雄、写出时代新史诗，再到以人民为文艺的评判者、鉴赏家，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我们构建出“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创作的立体图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正确理论遵循，为建设新时代文艺高峰指明方向
    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以贯之的重要特点。结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理论论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提出，既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突破与思想创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结合新时代特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观”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人民”一直是十分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很早就提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对于“诸侯等级的辩论人”的“不合心意”，并认为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新的散文和诗作，即使没有批判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他还鲜明提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是否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的重要论断。
    列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革命文艺属于人民，由人民享受，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中国实际，更加明确地把列宁思想发展成“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而将文艺与人民大众和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使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界定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继承文艺服务人民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丰富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他还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重要论断。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则强调“一切进步的文艺创作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标识性概念，成为文艺创作者永远不能忘记的初心所在。今天“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决定着我们对人民地位的理解，决定着我们对人民关系的认识，决定着我们服务人民的态度和立场，方法和手段。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成为新时代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
    着力理论突破，勾勒“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活动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阐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思想，使人民真正成为文艺工作的中心所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解决的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要解决的是文艺工作者与他们所要描写的对象之间“不熟，不懂”的问题，即“人不熟”“语言不懂”的问题。新时期之后，我们党所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对走出“极左”文艺的束缚与影响，解放思想，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口号希望纠正过去偏颇，有着较明显的时代特点。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艺与人民关系扩大到文艺创作各个方面和文艺工作各个环节，“讲话”中仍然谈到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习近平同志将“二为”方向作为“以人民为中心”整体文艺观念中一项需要继续坚持的重要部分，并进一步对“文艺为人民”理念做了十分透彻的阐释和与时俱进的丰富。不仅如此，由于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文艺思想，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及的许多内容都具有新涵义、新特征，具有划时代意义。比如，其内涵从“文学艺术”的生活来源问题变为“文学艺术”的人民中心问题。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有关文艺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从热爱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到反映时代、歌唱祖国、礼赞英雄、写出时代新史诗，再到以人民作为文艺工作的评判者、鉴赏家等，为我们构建出“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活动立体图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正确理论遵循，也与各种非社会主义文艺划清了界限。
    我们知道，任何文艺作品都要涉及四个要点，即作者、社会、读者、作品，这在“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观中发生重大变化。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重新勾勒文艺活动“五要素”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人民”处于中心位置，独立于其他四个要素，同时又将其他四个要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人民为中心的“五要素”说，非常直观地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所在，是一次鲜明理论突破。
    与人民心意相通，创作求真向善、震撼人心之作
    习近平同志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句话为我们具体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明方向。
    首先，要深入生活、扎根生活，行动上接近人民，情感上与人民相通。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显然，“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离开了人民，离开了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将无所适从。在实际创作中，文艺工作者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要真正读懂、读透社会这本大书，要切实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同时还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不能机械地反映生活。当下很多文艺工作者犯了闭门造车的毛病，住在大城市，躲进高楼里，上网、聊天、敲键盘，然后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够流传久远，只能是黄粱一梦。没有各行各业的社会阅历，创作难免以管窥天，作品必将落入咫尺之义；没有真切与人民相通的情感体验，创作难免隔靴搔痒，作品也终将是蜻蜓点水。
    想要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我们必须做到“永远不要中断和你描写对象的联系，要永远生活在你所描写的对象之中”（王愿坚语）。在这一点上，很多老一辈作家为我们树立榜样。1948年，为创作《铜墙铁壁》，柳青用8个月时间深入米脂县，只为搜集到第一手素材。1952年起，为写出老百姓真情实感，柳青扎根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在这14年间，他慢慢地从“作家”转变为“庄稼汉”，他用“作家”的头脑思考这个世界，用“庄稼汉”的身体体验这个世界，用“作家”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用“庄稼汉”的心灵感受这个世界。正是有着这种“双重身份”，他笔下人物才会栩栩如生，他笔下喜怒哀乐才能真实可信，他的《创业史》也才会成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
    与行动上多接近人民同等重要的是，一定要在情感上与人民心心相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重在“深”“扎”二字，思想上不融入，感情上不相通，“深”“扎”也就没有完成，就会犯形式主义毛病。因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绝不是简单采采风、与群众座谈。文艺工作者只有在情感上视人民为母亲，视人民为姐妹兄弟，视人民为生死攸关的自家人，才能真正做到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才能真正实现替人民书写、替人民抒怀、替人民抒情，作品也才能真正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老舍《月牙儿》一万多字，将一位底层纯真少女在旧社会的希望、挣扎和理想破灭娓娓道来。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力透纸背、掷地有声，就是因为在创作中，作家不是旁观者，而是经历者。他把自己当成主人公韩月容，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喜一怒都仿佛是自己的亲历和感受。由于在情感上与主人公高度契合，才把一位受伤害女性情感刻画得细腻深邃、惟妙惟肖，才使这篇看似平常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其次，多创作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导人们求真向善的文艺作品。今天，讴歌生活中的感人故事、英雄事迹，不断发现生活中的人性美、真精神、正能量，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共识。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切实处理好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关系。“为什么人”和“如何为”问题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命题，这是我们判断文艺倾向性以及文艺价值和质量高低的重要标杆。我们既不能“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倾向性而倾向性，同时也决然不能忽视文艺的倾向性，甚至以真实性代替倾向性。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学家、艺术家“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这里“真实的历史”和“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指的就是文艺创作中必须重视和把握的思想倾向和精神容量。
    当然，文艺创作不是歌功颂德。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求我们，在创作中既要积极肯定人民的智慧、社会的进步，同时又要对落后的、反面的东西持有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批判。赞美和批判，犹如社会的左膀右臂，只有同时发力，才能所向披靡，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更加文明，社会更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