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美多彩的当代内蒙古诗歌已经打马走过70年。几个代际的多民族诗人以诗为媒，表现了70年来内蒙古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巨大变迁，以及社会更替中丰富多元的价值观念、精神情感，展开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历史长卷。
    内蕴强烈的国家认同，民族团结成“共名”
    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第一代诗人亲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各族人民翻身胜利的喜悦与对新生活的向往，点燃了诗人激昂澎湃的时代情绪。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巴·布林贝赫（蒙古族）、特·达木林（蒙古族）、韩燕如（汉族）、杨植霖（汉族）、孟和博彦（达斡尔族）等各民族诗人，站在草原上向新生人民政权、共产党及其领袖唱出了热烈、真诚的赞歌。这些歌声聚成激流，汇入到十七年时期（从1949年到1966年）政治抒情诗写作的洪流之中，在反映由巨变而激发的喜悦的同时，更内蕴强烈的国家认同。
    因为上承蒙古民族的深厚传统、直接反映游牧生产生活样态的地方性知识，这激流有极高的辨识度，葆有那个时期难能可贵的个性。无论是《狂欢之歌》（纳·赛音朝克图），还是《心与乳》（巴·布林贝赫），抑或是《牧民走上天堂的路》（韩燕如）、《十月红花照全球》（杨植霖）、《啊，祖国，亲爱的祖国》（孟和博彦），都与民族文化关联深刻。历史巨变之下的狂欢情绪用饱含民族情愫的具象，比如鲜乳、牧民、毡房、草原、骑兵等凝聚时，也给政治抒情诗写作增添了新质。这些新质联系着广阔、崭新的民族生活和地区风貌，更富含时代精神激扬出的强劲艺术力量。代表性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在自身确立诗坛地位的同时，也使内蒙古诗歌自立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诗歌版图。
    同为第一代诗人，创作起步稍晚者还有安谧（汉族）、贾漫（汉族）、戈非（满族）、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王磊（汉族）、周雨明（汉族）等。他们歌唱着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崭新生活，以及这个时期在各条战线挥汗如雨的新中国建设者和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新人新事。包钢建设、草原英雄小姐妹、矿山开发、荒漠治理，凡此种种，都被诗人激情抒写，时代的风貌也由此在诗中全方位存留，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诗歌鲜明的诗史价值。
    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多民族诗人的诗歌“共名”。在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中，诗人写道：“艰苦的斗争/把我们的命运连结在一起”“谁能分离我们/钢铁般紧握的十个手指？”这些诗句异常精准地概括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走向胜利的历程。这一主题也回响在汉族诗人的诗作中，典型的就是李欣的《民族团结之歌——献给第十个国庆节》：“共同命运把他们结合，/血肉的联系难分割”，这是对各民族共同缔造自治区、创造传奇的诗性概括；而其中“兄弟呵！紧紧握着手，/团结就能战胜一切”，这样的诗句在今天依然有催人奋进的力量。
    记录历史的史诗风范、直抒胸臆的激情、独特的民族生活意象，内蒙古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实践奠定了内蒙古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深思逝去历史，呈现明显的诗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
    上世纪80年代，归来诗人和第二代诗人的写作构成了内蒙古诗歌的第二个黄金年代。
    归来诗人，是指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创作，中间被迫停笔，新时期重返诗坛的内蒙古诗人；第二代诗人，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受过高等教育，既视野开阔，又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经验。同时，民族文化仍是其重要的精神根脉乃至泉源。第二代诗人在新时期的万象更新中整体性地登上内蒙古诗坛，他们的发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内蒙古诗歌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影响也持续绵长。
    沉思逝去的历史是内蒙古归来诗人写作的标志性内容。戈非、安谧、哈·丹碧扎拉森、毕力格太、张之涛、纪征民等诗人的作品，既反思历史（戈非《百灵鸟》、安谧《悼纳赛》《诗与诚实》、毕力格太《逝去的，已经逝去……》），也期盼未来（纪征民《夜望》、毕力格太《草原啊，我归来了》、张之涛《我们分别了很久很久》），其写作路向显示着内蒙古诗歌从草原大地上滋长，从不曾中断它与历史和社会的联系。
    在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诗歌应该有着怎样的建树和艺术可能？这是诗歌发展要解决的内在艺术问题，亦是此一时期内蒙古诗歌创作亟待攻克的艺术难题，更是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地区回应。
    这些问题随着新一代多民族诗人的出现迎刃而解。以张廓（汉族）、陈广斌（汉族）、青格里（蒙古族）、张之静（汉族）、赵健雄（汉族）、阿古拉泰（蒙古族）、雁北（汉族）、蒙根高勒（蒙古族）等为代表的内蒙古第二代诗人，在诗歌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大胆革新，将内蒙古诗歌引领至全新的发展境地，其诗学实践让新时期以来的内蒙古诗歌呈现出明显的诗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对北方草原的无尽吟唱与对个体内在世界的凝眸，构成了内蒙古第二代诗人写作的基本主题。在其后几十年的写作中，他们笃定坚持，将其打造成内蒙古诗歌标志性、持续性的主题。
    时代乍暖还寒，对个体生活经验、生命世界和情感律动富于诗意的表达已如春草初现。阿古拉泰《阿布》《额吉》、王忠范《额吉，我的额吉》等细腻品味天伦之乐、温情描写日常生活的诗篇相继出现，直观地昭示出时代思想、诗情诗观的变化：当诗语用于细摹晕染灶火旁沉默的父亲、白发的母亲与他们对儿孙的思念时，在革命、政治等宏大命题和崇高美学之外，曾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美学已然回归。
    历史烛照于人性和生命律动，第二代诗人以前所未有的大胆精准诗语，表述了种种生命体验和人生思索。方燕妮《开凿》《疯狂的海魂衫》对女性身体、欲望有细致入微的体察；成子《你奔腾抑或凝固呢，我的敖鲁古雅河？》、蒙根高勒《那达慕》《遍地风流》、雁北《冻雨》等诗，则借由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表述了对生命力量的惊叹。这些诗歌不仅共同回应了寻根思潮，更映现出内蒙古诗歌写作视野扩大、写作视角拓新和思考层面犁深的变化过程，即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不再是常见的诗歌题材选择；社会—历史观照也不再是诗人写作的唯一视角；在肯定生命本身力量和美感的表象下，是诗思对生存终极性问题的迫近。
    诗人身份也悄然发生变化。除为公众（民族）代言之外，他们开始成为生命和存在的赞美者、沉思者，更是极具活力与想象力的创造者。内蒙古诗歌之变至此是划时代的：诗歌主题在转换，诗歌视角在变化，滋长膨胀着丰沛异常的想象力。而所有艺术之变，皆深蕴于历史之变中。
    构建草原诗歌，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
    “历史”而外，“草原”是内蒙古诗歌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以第一代诗人的草原歌唱为基础，第二代诗人开始自觉构建草原诗歌。如果说第一代诗人笔下的草原在诗歌中更多作为地理环境而出现；到第二代诗人这里，草原及其万物成为诗人凝神观照与表现的主体对象，也是诗意生发的主要空间和普遍使用的诗歌意象。以“草原”为题旨或题材的诗歌由此高频出现，不再止歇。在其后30余年草原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蒙根高勒、阿古拉泰、白涛等对草原诗歌的确立起到关键作用。
    新世纪前后，阿古拉泰以《众鸟高飞》、白涛以《从一只鹰开始》、蒙根高勒以《命运之马》引领汉语写作草原诗歌走向成熟，也标识出汉语写作草原诗歌的高度。几代内蒙古诗人也从草原具体可感的现实与历史中提炼出草原的精神和品格：开阔、自由、坦荡、无畏与铮铮风骨。草原诗歌里的“草原”已非地理概念，而是津梁、通道与归趋，是情感、记忆与历史的舒展安放之所，是生命和生存的秘响旁通之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族诗人和部分达斡尔族诗人创作的蒙古语诗歌异常兴盛，并呈现出深切的历史观照、明确的族群意识与刻写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书写趋向。阿尔泰的创作持续到新世纪，《心中，那棵青青的春芽》《草原深处》《老人》等都在不同时期引起震动，但草原总在其诗中念念不忘；勒·敖斯尔《蒙古马》，写蒙古马一旦失步踩死一朵野花，那么“忏悔/将是蒙古马/一生/咽不下去的冰碴”，刻写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时入木三分。齐·莫尔根的《蝈蝈之声》，以困在都市的蝈蝈想念故乡草原起兴，温柔热烈的诗情裹挟着挥之不去的怅惘，草原仍为关键词。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宝音贺西格、特·官布扎布及特·思沁大胆、扎实的努力，蒙古语诗歌实现了艺术转轨，但表现手法上强烈的现代气息，反而让草原和草原精神坚实铺展在其诗歌中：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和对草原精神的执著书写，以及对民族文化特质的哲学抽象，构成了他们诗歌的底色。宝音贺西格的《蒙古字》《长调》《马头琴》等作品影响广泛，即源于此。比如《长调》中，“有人问我，长调为什么那么悲凉/我说，欢乐没有必要那么悠长”，以对长调的哲学思考摹写草原民族的性格。
    与当代中国诗坛在朦胧诗后出现先锋诗歌、口语诗歌等众声喧哗的写作潮流不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草原诗歌自成一体，使得内蒙古诗坛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独立与平静。这种平静是诗力在蕴蓄，继之在新世纪的诗歌场域中爆发：第二代诗人坚持写作、建构草原诗歌的路向更加清晰，且将草原诗歌实践推进至新高度；与此同时，满全（蒙古族）、海日寒（蒙古族）、温古（汉族）、广子（汉族）、青蓝格格（汉族）、远心（汉族）、西阔（汉族）等70后、80后乃至90后诗人登上历史舞台，迸发出自己的光芒。
    满全、多兰、海日寒等用深长眼光和辩证思维看待草原的荣枯与历史的变迁。满全《大都往事》认为，“忘记水草丰美的季节，/接受钢铁城市，/也是一种必要的投降。”《大漠孤烟》又直言，“很多时候，/荣耀是一种卑鄙”，因诗语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其诗便深邃豁达，带有明显的超越性和形而上的品格。张廓等学者型诗人开创的知性诗歌传统在其写作中得到有效延续，形成内蒙古诗歌流脉中不曾中断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脉络。温古、广子、赵卡等则为草原诗歌赋予新质，在其诗思之中，诗人与草原不再是主客体关系，抒情主人公与草原臻于“物我同一”之境，草原有如生命般具备爱恨情仇的情感。如《甲申卿云歌》所写“青草的怀里睡着石头”“醉后的山涧横冲直撞”；《风吹科尔沁，也吹拂我》所言“一片草地要远走，一百头公牛也拦不住”；《牧地长调》所述“两首空空的夏季/风雨之夜紧紧抓牢一支古老的歌”……这些诗中的草原元气淋漓，洋溢着热烈、饱满的生命气息。
    女诗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蒙古诗坛已有不俗表现。张之静（汉族）、方燕妮（蒙古族）是上世纪80年代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张之静“西口”系列诗歌主题也是女性，但因保持着与所写人事的距离，悲悯外显示出明显的理性色彩。方燕妮的写作如同为自己的生命潮汐或创痛寻找出口，她的诗富于感性、色彩浓烈，追求一种内在情感主导之下的诗歌铺演，以对女性生命律动的精微体验和精准表现直击人心。新世纪的内蒙古女诗人几乎是以崛起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并出现了青蓝格格（汉族）、孟大伟（达斡尔族）、杨瑛（蒙古族）、远心（汉族）等成绩突出者。她们的优长是在日常生活物事中捕捉刹那间闪现的哲理，多倾向于抒发生命中或强烈或浅淡的情爱体验。她们敏锐地从凡俗生活和情爱体验中提炼出更具超拔性和普遍性的主题，其敏锐与深思皆难能可贵。
    行进至新世纪，内蒙古诗歌尽管没有出现领军性、代际特征明显的诗人群体，但诗题诗风却如百舸争流、繁花竞放。城市、身份、民族文化失落、难以排遣的乡愁、对社会问题生态恶化现象的强烈批判等诗题，部分或整体地折射着现代化境遇下，人们的热爱与伤痛，希冀与失落，衍生为不同的诗歌声部。而在这多声部诗歌交响中，“多中有一”是显著的特征——作为主旋律的草原诗歌与其他诗歌声部共奏出雄浑壮丽的诗歌交响。多民族的内蒙古诗人从未自外于这片辽阔的草原，70年的内蒙古历史激发着他们的诗情，他们一直以诗歌的方式，在参与、见证和创造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