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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表明，孔子把鲁国（国都在今曲阜）作为“父母之邦”，而视宋国（国都在今商丘）为“祖先之国”，一生还乡、问祖和游历十四次之多。儒学是中国最本土的文化根基，源于儒学的文以载道，天然地成为汉语诗歌根本的精神质素。春秋战国时期，商丘文人荟萃，有大量的诗歌产生与流传，孔子搜集了很多本地的诗歌编入《诗经》。孔子堪称商丘初创时期诗歌的推动者。 诞生于河南民权的庄子，《逍遥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与超拔的想象力，开启了后世文人（尤其诗人）“天人合一”的诗思。两位本土大哲的学说所包含的精神智慧与丰富的语言形式元素，成为伟大诗国坚实而丰厚的奠基，商丘无疑是最直接的惠泽之地。 西汉时期，商丘赫然矗立“三百里梁苑”。《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有载：“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言下之意，睢阳城(今商丘境内)周围奢华至极，文人墨客“莫不毕至”，其中就有枚乘、司马相如等专于汉赋的大家。枚乘引《谏吴王书》《七发》《梁王菟园赋》等，成为梁园及整个西汉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写于梁园的《七发》更是汉赋由楚辞演变而来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体制的最后形成，其开创的设客问答形式、铺陈夸饰的特点，均为其后的汉赋作者所继承。 司马相如是西汉中期最有成就的辞赋家，客居梁国数年，给梁园留下了《子虚赋》。正因为有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人的加盟，三百里梁苑中形成了历史上“文学景观”式的梁园作家群，使梁园辞赋开汉代大赋之先声，并为西汉文坛输送了大批人才。故而鲁迅称“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汉以后，诞生于商丘民权而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的江淹，成为商丘最值得骄傲的诗人。《隋书·经籍志》记载：“《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他既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更是一位商丘本土的诗歌实践者，他从四言诗入手，亦写过七言诗。但他更擅长于五言诗——在魏晋南北朝崇尚于四言体诗的试验阶段，他的率先实践既具有天才的显现，亦拥有诗学的眼光。他是商丘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至唐代，商丘依然有诗的光泽。其中最显耀的是高适。据李可亭研究，高适“客居宋州（今商丘）达20多年，在宋州创作的诗歌多达69首，其中不乏有关梁苑的作品”。李白从天宝三年（744年）至天宝十三年（754年）客居梁园达10年之久，仅有关梁园的诗篇就有15首之多，且在此留下“千金买壁”的佳话。而杜甫早年与李白、高适同游梁苑，时常登高怀古，吟诗唱和，写下了“醉舞梁苑夜，行歌泗水春”的名句，并把他和李白在宋州梁苑之游看成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期。此外，王昌龄、岑参、李贺，宋朝诗人秦观，明朝名士王廷相、李梦阳等，都曾慕名到梁园怀古。 明末清初，商丘迎来史诗性的文学景观，那就是被论者誉为“文学主张和创作实绩均誉满华夏”的“名噪全国的文学团体”——“雪苑诗社”。当代小说家班琳丽写道，侯方域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与乡人吴伯裔、吴伯胤、贾开宗、徐作霖、张渭组建起雪苑社，此为雪苑“前六子”。清朝初年，侯方域同贾开宗又联络宋荦、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重修雪苑社，此为雪苑“后六子”。他们集结宴会，评点诗文，广结名流雅士，他们借雪苑诗社将中原一度打造成文人心目中的诗歌圣地。此时作为“国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开一代之文风，“远方之士偶得其书者，争分自抄录……天下好古之士，无不慕《壮悔堂文集》，而望之若云霄”。 徐作肃是顺治举人，以诗作出名，著有《偶耕堂集》。贾开宗诗先学杜甫，后学陶渊明、韦应物，自成一体。宋荦不但仕途得意，而且诗文著作等身，其诗作与号称“清代第一诗人”的王士祯齐名。在创作上，他们“诗追少陵，古文出入韩欧”“力返风雅之道”。他们的作品，对扭转明末清初文坛的衰败之风起了旗帜性作用。 概言之，从文以载道的儒学、庄周天人合一到“梁苑三百里”的汉赋，以及焦延寿的四言诗，成为商丘诗歌文化的源头；及至高适与李白诗歌，杜甫及其他唐代诗人的梁苑游历，以及宋代的词章，建构了商丘深厚博大的诗歌渊薮；南朝诗人江淹开创了本土性诗歌写作的先河，直到雪苑诗社的诗歌成就，都让商丘文化中的诗歌力量日益凸显，这必将激励后学者谱写当代商丘的新诗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