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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承仕 与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并称“北吴南黄”的吴承仕先生，也曾一度与梁漱溟有过交往。辛亥革命后，吴先生入司法部任佥事，1924年方离任；而1916年，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先生（梁漱溟舅父）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书；吴梁两人因同任职司法部而得熟识。梁漱溟以《究元决疑论》向吴先生请教，吴先生遂复一信，面交于他。这封信虽不足千言，但学术价值极高，可见出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 束冥先生惠鉴：手示敬悉，自退直归，籀读著论一过，立谊审谛，罙达理要，钦迟何似。承仕学术亡似，辨智不周，虽尝获事大师，得闻胜谊，间亦涉猎佛乘，乐观慈氏世亲之书，迫于人事，未尝为深沉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窥其究竟，又于大秦驴唇之文素所不习，远西哲人所说，未能讽籀，无以和会东西，校其□劣。(1910年代) 信中，吴先生先是谦虚地表示，自己虽曾追随大师（章太炎）左右，也曾涉猎佛乘，但未曾深思其中义理，仍有许多疑虑，并且对西方哲人之说并不熟悉，对《究元决疑论》无从置喙。客套过后，吴先生将个人所见和盘托出，如：“究元论所陈三谊，罙惬鄙心。”对其不妥之处直言相告，如：“所谓不可思议者，以论中非一非异非去非来诸句观之，即真如，绝待，离四句，绝百非之说。然名谊似不相副。” 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解释“不可思议义”时写道：“西士明哲颇复知之：……斯宾塞亦有时间不可知，空间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流转不可知等。”吴先生对此有疑义，认为：“……然论中引斯宾塞尔之言，实非其比。盖彼所谓时间空间云者，即不觉义中之境界相，质力流注云者，即不觉义中之无明业相……所谓不可知者，谓凡小未能证知，菩萨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 又如，吴先生提出：“决疑论根本四谊所用名相，未尽与百法相符。欲者，别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来论所持与百法或非一实。”1923年，《究元决疑论》被收入《梁漱溟卅前文录》出版时，梁漱溟在附记中表示，“实则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直是荒谬糊涂，足以误人，我自己早十分后悔了”，更是直承决疑论中谈苦乐这一段实为“谬误的大端”。 吴先生通日文，手中有些日本学者的印度哲学著作，梁漱溟入北大后，还曾向吴先生借阅过，作为讲印度哲学之助。此后时移世易，两人音讯隔绝。1976年，梁漱溟检出此信，写下：“后来长时间没有信息联系。日寇投降后乃传闻在京津沦陷时，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详。念之惨然。”往昔相与探讨切磋的时光已不可复得，想必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伤。 与景嘉 在其最为看重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序言中，梁漱溟写道：“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定之，将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胜感激。谨志衷心感谢之忱如右。”——此书在日本的出版，与景嘉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景嘉是清皇室后裔，据传，1933年，刚过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长春拜谒溥仪，溥仪极为赏识其为人，以私人之资派遣他与皇弟溥杰等11人同赴日本留学。他从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回国，后又赴日本定居。《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2009年）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书信五通，此次《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又收入梁漱溟致景嘉书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学生和崎博夫书信一通，《人心与人生》日译本的出版一事，终于可以拼凑完整了。 1981年，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极言自己对梁先生的仰慕之情，并提出如梁先生同意将《人心与人生》在日本出版，他愿助一臂之力： 漱溟前辈先生道鉴：……门人和崎博夫持来大札，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为之狂喜……大稿《人心与人生》一书极思一读，不知有副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为影录寄来。如荷同意，在此地出书，嘉为校录之役，尤引为大幸。（1981年） 也许是景嘉先生寄信时未曾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梁先生转而向溥杰先生求问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下面这封来信： 梁老：承嘱之事，因为我素性马虎成为“马大哈”，致在今日小组学习时，未能有以应命，实不胜惶赧之至。现将景嘉先生的住址，记录如下，聊供参考。（1982年） 溥杰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曾与景嘉一同赴日留学。有了他给出的地址，梁先生于1982年寄出了给景嘉的第一封信： 景嘉先生尊前：溥杰先生转来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识小叙文两篇，敬捧读。远承询及鄙见，敢以鄙人实在情况率直奉陈……（1982年） 此信是据梁先生家中所存的书信底稿录入，遗憾的是此底稿已残缺不全。此后不知何故，梁漱溟与景嘉的书信往来中断了。直到1985年，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的来信，重提《人心与人生》一书在日出版之事，并邀请梁先生去日东游；因年事已高，不便出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请，但同意将《人心与人生》译成日文。随后几通书信中，两人探讨了一些修订、翻译的问题；直到1986年景嘉先生去世，梁先生就日译本一事致信其学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先生大鉴：……《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1987年） 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亚洲问题研究会代表理事，该会创建者与主持人。在该会推动与资助下，1986 年，《人心与人生》日文译本问世，此后又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两书的日文译本出版。 此外，书信集中尚有许多珍贵信件是首次公开，如曾支持章士钊“中西方文化调和论”的陈嘉异，读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后，“不禁热血坌涌，绕室疾走，满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绪直不能自持” （约1930年），后转而支持梁漱溟……信件繁多，内容丰富，无法在此一一详举，只有留待读者自行阅读发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