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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的有与无

http://www.newdu.com 2018-01-20 文艺报 庄锡华 参加讨论

    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一直是批评家的靶的,其实信里还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述。比如关于文章有无一定之规,应否遵循作法——绳墨的讨论,就很值得思考。我注意到山谷对此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回答,前信批评洪驹父文章“少古人绳墨”是肯定,后信结尾处“不可守绳墨令俭陋”是存疑。黄庭坚在文法问题上的摇摆颇能反映文章写作的实际:文章写法正在有法与无法之间。司马迁、韩愈是两位写文章的高手。司马迁修史,行文谨严,思维缜密;韩愈写文章参用纵横家的口吻,文风夸张,但开阖自如、尽情挥洒。前人成功的法式都值得好好体会,黄庭坚强调向名家学习没有错,只是“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将话说过了头,像是为写文章定下了必须墨守的规矩。可他又马上轻灵转身,变换了语调,“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海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列举文章化境后,便将先前的守法之说一笔抹去。可见这位讲家法、讲门派的古人,在传世佳作面前,也感觉到了绳墨难以框范的困窘!
    关于文章要否守法,有无法守,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八股制艺,将作法推向了极致。一篇文章分作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后面四部分各有两股对偶排比的句式,规矩定得极死,举子们要想得到考官的青睐,就不能越雷池一步。八股文程式化的行文法则,对思想表达形成严重束缚,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科举废除之后,时过境迁,慢慢就有人回忆起八股文的好处,周作人说八股文“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更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八股文》),并说八股文“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赞赏之意跃然纸上,就差没说应当效法的话了。明代复古思潮崛起,张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将前人的诗文作法当成不可逾越的铁律。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法愈被强调反弹也愈是激烈。公安竟陵首先发难,要求冲破拟古的拘囿,认定创作是任情率性的个人行为。唐顺之也起而挑战复古派对作法的强调,说写文章应是“天机的自然流露”,“自寂自感,不容人力”,“把笔作诗时自觉淡然,一无喜心”,“率意信口,不调不格”。作为“本色文章”的倡导者,他说文章应当“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称这“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相反,文坛庸人“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复去,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认为愈是质朴率真、不拘绳墨,愈能成为一流文章。唐顺之将话说得很决绝,符合文章作法坚定否定派的口吻。孰料,这位文章无法的信奉者一回头就发表了不少自相矛盾的言论,且曾有过关于“作法”的具体讨论,提出了所谓“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说“不能无文,不能无法”。两种说法前后对照,落差太大,唐顺之也感觉到了自圆其说的困难,因此有意识地在法的意涵中掺入让人不易琢磨的虚玄成分。说什么“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还要人们从笔墨蹊径之外,去寻求作文的法度。但说了这样一番轻飘飘、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话后,先前言之凿凿的“本色文章”,不也变得不那么确定,不那么让人信服了?可见完全否定文章作法,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文法问题上,还得寻找第三条路径。
    桐城派的姚鼐居于两者之间,既没有一口否定文法,也没有神化文法,他借用时人之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大意是文章写作有可循之法,但又不能死守成法,要懂得变通,有变通才能有突破、有变通才能出新意。在《答翁学士书》中,姚鼐以射箭作比,说善射者往往有一套固定的射法: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诎右,其释矢也,身如槁木。而索伦、蒙古人射箭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倾首、欹肩、偻背,发则口目皆动,大异于人。而他们每每能“远贯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姚鼐由此得出“射非有定法”的结论。有了射法的参照,回到文章,姚鼐说话更添了几分底气:“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持论果决、斩钉截铁。姚鼐与翁方纲年龄相若,但翁成名在前。翁方纲19岁成进士,诗书画在当时都称一流。翁以文法开导后学,姚鼐不领情,与之相争,更反映了他在文法问题上无法屈己忍让的自信。文章作法本来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说完全无法,作者给你一堆文字,说这就是文章,你能读出其中意思来吗?姚鼐不承认有定法,但也没有否认有活法。活法宽容、较多张力,且可以变通。在《复鲁挈非书》中,他说:“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训,不芜而已。”重点突出、说理明白、结构有序、文字简约,详略得当,确是关于文章最低程度的要求,把握住这些关键点,便能符合文理通顺,晓畅明白的要求,这样的文章读后至少不会令人生疑、生厌。《答洪驹父书》涉及文章作法时,黄庭坚超越有法无法的争执,提了下面几条:“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我觉得这是一个低度的、较易把握也应当把握的作文法则。有宗有趣的宗是讲宗旨、讲主脑,指文章的思想内容;趣则指情趣,情理相融,既有思想又不乏情趣,这是一般文章都应该做到的。终始关键,讲文章的开头与结尾,“虎头豹尾”,这是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一向为文章作者所重视。文章的开头实在马虎不得,10多年前,我曾慕名购买了一位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名人著作,翻开第一页,扑面而来的便是一句糙得不忍卒读的大白话。我想这样的书被人弃下也是很自然的事。小时候听说书,说书人的惊堂木一拍,便是一串绘声绘色、精彩纷呈的发声,一下子将听众牢牢地按在了座席上。至于结尾,最忌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好的结尾应当留有余味、当断则断。有开有阖感觉与唐代刘知己所说的晦显之道有点相似。“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开可以理解为宏观的视野、自由的发挥,滔滔如江河直下;阖则是俭省的提示、有力的收束。有开有合,一张一弛,如此活泼的文风,还怕在读者中找不到知音?
    总起来看,与千古不灭的精神相比,“绳墨布置”的价值确实见轻许多,但文质彬彬才是文章的化境。结构布局、修辞造句,都不可敷衍了事。起头收尾、文字直白、语言简洁,这些都是文章大家们深有体会的方面。我想,先哲批评绳墨布置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它的理解过于偏仄,妨碍了思想与情感的表达。而“文章作法正在有无之间”,承认活法反对死法,确是一个各方容易接受、能够把握、鼓励创新、符合实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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