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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娥身上背负的是生计之艰难和生活之乐观，隐隐闪现的，是世俗与庄严这一对搭档，看上去似乎不太协调，可是二者相辅相成，揭示了普通人人格的贵重。“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日常生活渐渐浮现出生活自身的重量，这些可能被生活打败过，但永远都能再站起来一次的“庸常之辈”，虽然在历史的碑柱上刻不下印痕，却秉持着最朴实的信念，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自我生存的空间，不论多苦累，都要捍卫生命的庄严。 当王安忆勾画出月娥（《乡关处处》）的故事时，我们面前早已有好婆（《好婆和李同志》）、富萍的“奶奶”、吕凤仙（《富萍》）等几位保姆阿姨了。 月娥来自浙江上虞乡下，因为同乡相帮，进入城市的家政行业，一干就是十几年，她和吕凤仙情况类似，不是住家保姆，而是以钟点或者任务计工，可以随自己方便切割时间，同时接下几户人家的活儿。 虽已客居城市十几年，月娥处处保留着乡里人的朴素心态，她最注重家庭里的烟火气，空荡荡冷清清的房子只会让她在寂静无声中胡思乱想。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一个鞋厂老板照顾孩子，老板家过着新派生活，冬夏都住酒店，早餐在酒店里解决，午晚餐由烧饭阿姨做了送来。这种轻松月娥却享受不来，相反她的苦闷正来源于这样的日子过于飘忽，不像平常人家，一米一蔬都看得见摸得着。 面对一个猝不及防的停工通知，月娥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多索要一个月的工钱。但她不能接受那种乞讨的姿态，“她硬气地想，乡下人穷是穷，总归靠自己，不像他们，靠别人家，还是外国人！”自己的劳动才意味着一切，规矩、本分、勤快、自重，就是在异乡独自打拼的护身符。 在城里做工，既是赚钱谋生，也是度日生活。日子里的乐趣不能少，而这份乐趣背后的平等尊严也不能被强行剥夺。因为有着这一份倔强，柔顺的月娥竟有一次表现出了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月娥从弄堂里捡回拳头大的小猫“爹一只娘一只”，放到主顾爷爷家里收养，但爷爷的女儿担心动物诱发爷爷的哮喘症，气急交加下问月娥“是人走还是猫走”。月娥一声未吭，转身就去收拾行李铺盖。回想到早期王安忆笔下的保姆好婆和富萍的奶奶，她们有时候看不上东家，是因为精致的南方气质对于北方人（比如山东南下干部）粗糙厚重口味和不拘小节习惯的天然轻慢，时过境迁，月娥对主顾的挑拣不再有这一层背景，她喜欢情深恩厚的主顾，也喜欢认真过日子的人，而她自己，正是凭着一身本事和一腔实诚，能够在家政市场上，自主挑选合拍的主顾。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与亲人的分别和重逢都是一层温馨的外衣，无论在沁着竹叶香气的乡下还是水泥森林的城市，生活的内面都是密密实实的人间烟火气。每一个从乡间来到繁华都市里的人，都有一次“震惊”、摇摇晃晃和眼花缭乱的体验，可是依靠着手里实实在在的活计，一针一线的穿引、一粥一饭的熬煮，她们渐渐定住了神、找准了方向。 富萍刚到上海不久就找到了自己与城市相通的精神，璀璨水晶一般的橱窗与她无关，可她知道那些抻长手臂，一下一下地扯布的劳动着的姑娘，“使她接近了这条繁华的街道，消除了一点隔膜”。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零头布店、卖纽扣和线的摊子，这些零头布各有各的花色质地，如若好好挑拣一番，甚至能找到可以补衣服用的适当材料，而形状各异的纽扣，无论大的小的，每种款式都安安分分聚在一个格子里，有着秩序井然的界限和分寸，又共同织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风景。富萍偏爱这里，这就像她自己的生活，朴实、简单又规矩。 生活不在于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而在于劳作时抓在手里的肥皂，即便是替人家坐月子的洗尿布，吕凤仙也不忘记教富萍要把水省着点用。月娥为了避嫌，甚至不接受买菜的工作。与妙妙（《妙妙》）一心向往大城市不大一样，和阿三（《我爱比尔》）也不相同，奶奶、富萍、月娥们的生活不关乎交换和消费，她们只是在整理生活，熨烫生活，把那些无法解释清楚的生活褶皱烫得服服帖帖，干干爽爽。她们当然不清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更无心过问“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只相信无论是贵胄还是拾荒人，都不得不诚实地把自己的生活还原到最基本的层面：暖、饱、净。后来富萍走入梅家桥，那里的居民几乎都是从拾荒行当分流，干着磨刀、剃头、修理报废电器、贩葱倒蒜等卑微而庞杂的营生。富萍却在这里找到了认同。只要有手有脚，就能换取自己的基本生活。她们“贪恋”的不仅仅是这一份“经济基础”，而是能够自己供给自己的能力和尊严。因此，即便脏和累，劳动生活带来的也是美感，而不是腌臜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