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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与重、虚与实 就现实的表象而言，“同时代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处理实与虚的叙事问题，或者说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与重”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些作品写实的功底很深，比如《生死课》，应该是2017年度用功最深的作品之一。《生死课》表现出的底层民众自立自强的尊严，以及面对困境时的那种豁达，是其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但这常常只停留在题材（背尸业务等丧葬题材）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能完成从题材上的“沉重”中挣脱出来向“轻灵”转化。与之相对的例子是张悦然的《天鹅旅馆》。这一小说处理的是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冷漠和敌对的沉重命题，但她采取的是一种“避重就虚”的写法。小说中两个阶层间的潜在对立是以主家缺席的方式（男主人被突然带走审查，女主人滞留香港不归，家里只剩下幼儿和保姆两人）显示出来的。此种情况下，原本层层累积起来的两个阶层间的矛盾，因主家的缺席而慢慢让位于责任和爱心，保姆并没有丢下幼儿自己离开，而是留下来担起了照顾之责。这是一种反写人性的做法，小说中保姆身上人性的复苏过程，是在现实和记忆相互交织彼此生发的，而这，也使这部小说格外具有现实及物性的表征。 若论沉重，孙频应是这方面的能手。但她的小说的沉重（感）与其说来自于现实物质上的困境，不如说来自于身处困境中的主人公的内心的深渊。她的作品，单个来看都很精彩，堪称佳作，但若联系起来读，则又感觉彼此重复，少有突破。这与她采取的以虚击实的做法有关。孙频对主人公“幽暗意识”的挖掘少有人能及，但也是这种向内挖掘限制了其小说的现实表现深度。比如说《光辉岁月》中女博士千方百计想在北京扎根，临到毕业却突然决定回家乡小城中学教书，对于这一情节设置，作者只顾及到内心逻辑上的真实，而不顾及现实中的可能性程度。再比如《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小说中对主人公母子之间几近变态的关系的刻画，也实在让人悚然。这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幽暗意识”而不惜扭曲现实的逻辑的表征。孙频的作品，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沉重有余，而轻盈不足。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要想获得轻灵和飘逸的风格，必须要对现实生活实行某种程度的扭转或保持以“审美的批判”态度。也就是说，既要避免对现实做过于沉湎其中的实写，也应力避概念化、理念化的预设。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针对现实的“审美的批判”态度，不是像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等作品所显示出的那样，以一种批判的理念上的预设去构筑情节。相反，它是以一种批判的和审美的姿态去拥抱现实，并始终针对现实的有距离的审视的结合。简言之，就是在拥抱现实的同时，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重”向“轻”的转化。这样的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力度、有厚度且有温度的文学，也就是说，是好的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