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文坛聚焦 >

文体家、文学家与美文家

http://www.newdu.com 2017-11-13 文学报 朱中原 参加讨论
小说家的第一要务,我以为是要把地基打好,此外就是墙壁。地基就是语言,墙壁就是文体。 语言是文体的基础文体是语言的灵魂语言若只是断言片语则不能形成体系也就不能


    小说家的第一要务,我以为是要把地基打好,此外就是墙壁。地基就是语言,墙壁就是文体。
    语言是文体的基础文体是语言的灵魂语言若只是断言片语则不能形成体系也就不能形成灵魂。
    汉语之美的特征是简洁之美、音律之美和字义之美。不确定性,恰恰是汉语之美的特质。而文学之美,恰恰就是要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或曰模糊性。
    一
    前不久读到孙郁先生一篇文章,谈的是有关文体的问题,心有戚戚焉,不免窃喜。我向来比较关注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的语言文体问题。对于今天的小说家而言,谈文体问题似乎很是奢侈。一方面,对于顶级大师而言,文体问题早已不是问题,不必要谈;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小说家而言,不屑于谈文体,文体之于小说,似乎已是很次要的问题,小说离文体很远。在很多人看来,小说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虚构,建构起自己庞大的故事大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小说风格。至于语言、文体,似乎都不过是一种手段或工具材料而已。可是,如果材料或手段不好,则故事只是一堆空壳。若没有好的语言或文体作支撑,你的大厦的墙壁就都是虚空的,随时坍塌。故此,小说家的第一要务,我以为是要把地基打好,此外就是墙壁。地基就是语言,墙壁就是文体。
    文学是要讲美感的,文学美来自意象美,意象美要靠文字和语言来完成,由文字语言组合而成一种具有独立风格并引领后世的文章体系,即是文体。所以,任何优秀的文体都有是美感的,也即是美文。文学更是要讲究文体美。美文当然以文学为主体,但其内涵和外延远大于文学。凡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文本,包括政治论说文、哲理文,甚至古代的信函、谏言、行政公文等实用性文本,都可以是美文。一旦为美文,则具有了文体研究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非常有必要有一部完整而有体系的《中国文体史》和《中国美文史》。近代以来,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论著不在少数,但有关中国文体史或中国美文史、中国韵文史的论著却比较稀少,只有梁启超、朱自清等少数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相关论述,但梁启超一生的精力毕竟不在文学而在政治,所以,这方面的工作,还得由其他人来完成。
    我所说的梁启超时代的文学与文体概念,是按照我们今天人的文学思维来判定的。今天人对文学体裁与文学概念的认定,已经大大狭隘化了。狭隘化本是有好处的,这是对文学的限定,有利于文学的纯化,但另一方面,文学的日益狭隘化,也把很多其他形式的美文和文体阻挡在了文学之外。
    其实,梁启超时代的文学观,不仅仅指小说、诗歌、散文,而是包括一切优秀的美文,尤其是政治文学。政治文学本是一种实用性文体,但优秀的政治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优秀的文体,是美文。梁启超的政论文学,一度影响到了“五四”一代的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鲁迅、蒋百里、徐志摩等作家,进而影响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故此,谈文学造诣和文体造诣,就近代而言,不能不谈到梁启超。其实,当时受梁启超推崇的晚清四大官场小说,就是一种政治小说,这种政治小说,又多是受梁启超的政论文所影响。而梁启超在政论文之外,也撰写了《新中国未来记》等影响广泛的政治小说,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在文学上的价值本不是很高,自然无法与他的政论和思想文章媲美,但他建立起了一套有别于古典文言、古典学术话语与古典政论的文体语言,将政治论说与审美抒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把政治文学这一文体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本文意不在谈政治文学,而是想说,政治文学这一近代文体,很值得文学界关注。因为,它将一种说理性或政治性的实用文体,以美文的形式来呈现。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把枯燥的政治文章写得抒情化、文学化,没有天才的文学语言功力,是很难达到的。这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借鉴。
    二
    文体的建构,最重要的依靠自然是语言。
    语言是文体的基础,文体是语言的灵魂。语言若只是断言片语,则不能形成体系,也就不能形成灵魂。如生活口语或地域方言,也有生动的语言,但不宜直接用于文学创作,若加以提炼或改造,则可成为好的文学语言,甚至开出一新文体。《诗经》的语言,大多来自对民间语言或地方民歌的文人化改造,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体系,成为一种文体(诗体)“诗经体”,譬如其中的“风”,就是一种声调,而冠以地名的风,就是一种地方民歌,如“郑风”“卫风”,即今河南郑州、卫辉一带的古代民歌,“豳风”,就是古代陕西周族部落的民歌。“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过来的。唐代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刘禹锡写《竹枝词》,多来源于对巴楚地区民歌语言的汲取,巴楚地区纯美的情歌,造就了《竹枝词》的语言特色。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首是:
    楚水巴山江雨多,
    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
    回入纥那披绿罗。
    这首诗其实和今天的白话文没有多大区别,然其特别之处不仅仅在于白话入诗,而且具有歌吟体或歌诗的韵味。虽然形式上是诗,但更多是歌,是歌诗,早期的诗本来是可以歌的,但到了唐代曲谱已散逸,多不能歌了,且旧体诗大多文辞古奥,而《竹枝词》则清新明快,朗朗上口,黄口小儿皆能吟诵,这一诗歌形式对后来词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可看作是宋词的先声。正因如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竹枝体”。
    “诗经体”“竹枝体”并非个例,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有诸如“离骚体”“西昆体”“同光体”等等,如果扩大到中国韵文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则文体形式更多,有太白,便有太白歌行体,有东坡,便有东坡体,有柳永,便有柳永体,有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便有江南水乡清婉流丽的“棹歌体”,有梁启超的《新民说》,便有气势磅礴、启人心智、以国民性批判为主体的“新民体”,有汪曾祺,便有他的明清“笔记体”,有贾平凹,便有融明清小品与陕南商州话、关中话于一体的“平凹体”,等等。
    历来文学家,极为重视文体,至少有文体的自觉,只是不言明而已;但历来的文学批评,则只言风格、修辞与表达,而不言文体。文体这一说法是被西方人提出来并进行研究的。中国的文学批评,严格来说,只有审美评判而缺乏理性归纳。
    三
    好的文学,一定表现为好的文体。没有文体,文学不能称家。文体好比书体,书法要称家,必得有书体支撑,没有开创性的书体,书法难以称家。以此而言,今天的大多数书法人皆不能称家,即使称家,也与古代的书家不可同日而语。文学亦是如此。没有文体意识的作家,很难称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有人以为我说得过于苛刻了。其实不是我苛刻,而是今天我们对“家”的定义太过宽泛和松弛。
    孙郁先生说,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文体家不一定是文学家。这话于实际而言,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过,若就历史层面而言,则未必如此。在古代,凡优秀的文学家,必定是文体家,当然优秀的文体家,未必是文学家。西汉贾谊有政论文章《过秦论》。《过秦论》固然是古代政论文的经典之作,不能算严格意义的文学作品,但《过秦论》文采斐然,气势非凡,又兼有文学的特质,所以作为政论家的贾谊,本身也是优秀的文体家。《史记》是史学作品,不是文学作品,但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文体意识,又兼有文学的气质和品格,是史学中的文学,文学中的史学,是史学中优秀文体的代表,并形成伟大的“司马迁体”。
    文体家是对文学家、文章家的最高尊称。严格意义上说,文体家的地位高于文学家。但现实中恰恰倒过来了。在中国,只有文学家的称谓,少有文体家的称谓。文体家的地位被文学家所遮蔽。
    文体家是文学家的集合和提升。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比比皆是,但并不是所有文学家都能称文体家,只有在文体上有较高造诣并能独领风骚者方可称文体家。文体家,不是文学流派的集合,但可以由一文体而开出一文学流派,文体家,亦非某一文学群体,群体可以称派,但未必称家,明代的“前后七子”“东林文人”,有鲜明的文学主张乃至文学语言主张,可称文学群体文学流派,但以其对文学语言之造诣,尚不足以称文体家。与此相反,并无作者名姓的《诗经》虽是民间采集而得,但以其强烈的语言意识和文体意识,最可称家,实中国最早之文体(诗体)。依我看,不仅于文学史,而且于音乐史和乐舞艺术,亦有相当之贡献。《离骚》以其闪耀古今之语言,夸张想象的文学手法,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或赋体,于中国文学史、韵文史、美文史和文体史而言,皆是当之无愧的佳构。
    四
    与西方文学不同,汉语文学相当一部分属韵文文学,甚至有汉语即有韵文,汉语之美即体现为韵律之美、音节之美。而汉语的这种音节美又是通过声调来体现的。汉语声调分平、上、去、入四声,四声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声调,是古代韵文尤其是古代诗歌不可或缺的音律规则。然而汉语一进入到白话文学,则古老的四声传统被打破,现代白话融入了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特征,西方拼音文字是一种多音节文字,一个字需要多个音节才能表达出来,这在西方拼音文字本是具备非常好的音律美的,但一旦用作汉语,则失去其简洁之美。也就是说,现代汉语,丢失了古代雅言中的四声声律特征,甚至不讲究音韵美。所以,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白话文学是对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性特质的丢弃。
    有人说,现代新诗也是一种诗歌,也讲究韵律。然,也不然。现代新诗不过是将白话文更加抽象化罢了,实际是一种西方化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中国化或中国文学的西方化,它在形式上是西方化的,但它的母体语言却是汉语,而西方新诗的母体语言是英语不是汉语。所以,中国的现代新诗,必须解决一个不同语言的文体转换问题。这种中西融合的嫁接已经在中国进行了至少一百年,这一百年来,新诗的成就不可谓不高,而且名家辈出。但严格来说,真正在新诗这一文体上实验成功并有较高造诣者并不太多。解决不了音韵问题,所谓的新诗,不过就是白话文长短句的分行而已,即使新诗在语言上讲究简洁,但这简洁怎么可能比得上古代诗歌?新诗打破了古代诗歌过于严苛和格式化的韵律规则,这本是好事,但打破之后又该往哪里走?新诗打破古代的韵律格式,不等于就不要韵律,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韵律,但这种新韵律的创造又谈何容易?
    对于大多数新诗创作者而言,新诗实在是一种悖论,实在是一种尴尬的文体。我的这一观点自然不能得到新诗界的广泛认同,但新诗作者们不能不面对和解决一个问题:即新诗的文体问题和语言、韵律问题。不谈语言和韵律,任何诗都难成其为诗,新诗也不例外。
    五
    相比于诗歌,小说和散文在韵律上则要自由得多。毕竟,小说、散文的语言主体本身就是不具有太多韵律特征的现代白话。但也正因如此,小说和散文更不能不注意语言的韵律问题。形美、义美和音美是汉语文学的必要追求。不解决这三个层面的美学问题,文学美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而正是因为要解决小说和散文句式冗长、繁杂的问题,才更要注重汉语美的问题,而相对于诗歌而言,小说更要有字义美和字音美。因为,太冗长的句子,太冗长的段落,太冗长的篇幅,很容易使读者乏味,所以必须追求汉语本身的语言之美。这就是文体问题。在这方面,我和贾平凹、陈忠实曾有过探讨和对话。我们都认为,小说语言,尤其要讲究,讲究整齐之美和错落之美。整齐之美是古代韵文的特征,但整齐之中又要有错落感,这就是平仄的错落。而现代小说则是要追求长短错落的句式和高低起伏的音律节奏。这既是汲取古代韵文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学的新的开掘。总之,就是把整齐的句子散乱化、错落化。
    在小说的文字叙事中,贾平凹谈了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写小说有时要多用闲话。这话如何理解呢?就是把一些看似不重要的闲话反复写,甚至要写得啰唆,絮絮叨叨,这也叫闲笔。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基本不会去写聊什么重要话题,而是家常话,甚至是啰唆话,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不可缺少。贾平凹的这一模式其实不是他的独创,而是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经典文学传统的优良元素,尤其是《红楼梦》。《红楼梦》中的闲话看似随意,实则是全书的精彩之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是写荒诞生活,实际也是写日常生活,闲笔颇多。小说的精彩处就是写日常生活之闲,这在现实生活中,或许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但在文学创作中,却不可或缺。举凡世界上的文学经典,多用闲笔。不论是曹雪芹,还是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王安忆、贾平凹,抑或是马尔克斯,无不是写日常生活,写琐碎事,而且于闲笔中见出功力。这就是小说的一种文体意识。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总是具有一致性。在此我不妨抄录贾平凹一部描写城市边缘人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白夜》中的一段话为证:
    夜郎猛地进去,不知哪位是这房子和琴的主人,一时手足无措。吴清朴就介绍道:“这是我表姐!”沙发上的女人已经起身,一只鞋一时穿不及,就光脚缠绞在另一条腿上和夜郎握手。白胖女人就说:“虞白今日还礼貌,站起来招呼人了!”虞白一只脚就跳着去寻另一只鞋,说:“那当然,今日来的什么人嘛?!”胖女人说:“什么贵客?我认识你多少年了,迟早来你都拥在沙发里。”虞白说:“白马进堂。”胖女人不解,虞白指了自己的脸,两手做个拉长的动作,说:“笨猪!”胖女人恍然大悟,哈哈而笑,说:“可惜脸黑了些,要不真应是白马王子!”夜郎这才听出她们是在取笑自己的脸长,顿时窘起来。吴清朴说:“别嘻嘻哈哈惯了,见谁都这样。”胖女人说:“我们不是研究员么,饮食男女的能说什么天下大事?!”虞白说:“对,孔圣人说。饮食男,女性之大欲存焉!”胖女人更笑个没死没活。吴清朴也笑了,说:“这位是丁琳,表姐的朋友。”丁琳说:“不是你的朋友啦?”吴清朴说:“我不敢高攀哩。你们知道这是谁吗?那天夜里我去拜访的夜郎先生。”虞白“噢”了一声,让夜郎在沙发上坐着冲一杯清茶过来说:“今日是摆围棋了嘛!”夜郎和吴清朴都没醒悟,未再说话,丁琳说:“你别说你那幽默,幽默没反应话比水还淡哩!一个名字里有黑,一个名字里有白,你说这话的潜意识是什么?”虞白脸倒红了,夜郎也拘谨,一时在沙发上端端正正坐着不动。虞白就给狗招手,狗仍一本正经直着身子,两只前爪软软地垂在胸前,说:“丑丑,丑丑,你是狗子听佛吗?”把狗倒抱过来在怀了,说:“天下还有这么个姓!那天夜里清朴去拜访了你,第二天就来给我说了,他说你在屋里问‘谁’,他在屋外说‘我’,你倒在屋里也迷糊了,说‘我?’——我听了笑了半天。”夜郎也笑了,这一笑,身心都放松了,说:“那一刻里,我一定是脑子进水了,清朴在门外回答我时,我觉得怪了,‘我’是在屋里的,怎么却在屋外?”
    这段文字是典型的闲话,甚至是废话,但极有趣。这是小说主人公夜郎和虞白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夜郎和虞白在小说中是一对精神的苦恋,夜郎是城市的边缘人,在戏班子打杂,精神无着,得了夜游症,时常找不着北,虞白是城市的精神贵族,找不到自己可以精神依托的男人,两人的相遇和苦恋是这个城市的一种无奈。然而,两人相遇的场景并没有写得轰轰烈烈,反而是在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嬉笑打趣中进行的。两个女人虞白和丁琳见夜郎第一面,不是客气地问候,而是一番调戏。贾平凹写女人绝对是个高手,他写女人一般不直接描写外貌,而是通过对话来捕捉女人内在复杂微妙的心理,而这又是通过写闲话或闲笔来完成的。女人最多的就是没完没了的闲话,尤其是有关男人的闲话。高贵而精神落魄的虞白,生活中缺少男人,需要男人,但她也看不起一般男人,她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困惑,但夜郎这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一切。但这一切,又都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生发的。
    此类闲笔在贾平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体形式。这和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一脉相承,没有矛盾,没有悬念,没有那么多恩怨分明,一切都是在生活中慢慢悠悠自自然然平平淡淡地呈现出来。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没有来由地来,没有来由地去。这类小说,一般少有严格的时间次序,从前读到尾,从尾读到前,没有区别。我想,这才是生活的本源。人的来和去,生和死,本就是一体的。
    六
    汉语文体首先体现于汉语之美的构造。
    汉语之美的特征是简洁之美、音律之美和字义之美。简洁之美就是说,汉语中,一个字可表达多个意思,且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汉语之美的特质。而文学之美,恰恰就是要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或曰模糊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又是建立在确定性或准确性基础之上的,是确定性基础上的不确定性。这个如何理解呢?就是结构、字形或字音相近的字词之间,含义迥异。词汇的丰富程度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丰富程度。如表示看的动作,今天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只有“看”或“瞄”这么几个简单的词汇,而过去的文学中,则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睨、瞟、瞄、眨、瞪、眺、睬、瞥、盯、睹、瞭、眦、瞋、眴、睇、瞷、觑、逡巡等等,且不同词汇皆有微妙的动作差异,含义各异。汉语的简洁之美体现在实词和虚词、叹词的交替运用上。越是简洁的语句,越是要有实词和虚词的交替使用,譬如辞赋,几乎每句中间或末尾都有“兮”字以作调节音节之用。“兮”本无含义,但作为语气词,却不能不有。这与今天的很多地方民歌有相近之处。地方民歌歌词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生活情趣,往往辅有很多语气词或叹词,以为调节音节之用,如“咿呀”“哎嗨哟”“咿哟喂”“伊尔哟”“呀儿哟”等等,这些词本无实质含义,但却不可或缺,恰恰是这些语词的重叠使用,增加了歌曲的韵律和节奏之美。同样,在小说创作中,叠词、叹词、拟声词、虚词、助词和语气词等的重叠使用,往往能增加小说语言的韵味,比使用成型的成语要有美感得多。有些不谙文法的文学写作者,一下笔便是成语一大堆,或好看的词语反复用,其实是堆砌辞藻,反而落入俗格。比如同样是赋体,汉赋在气格上就远不如屈原赋,并非是汉赋没有文采,恰恰是汉赋文采飞扬,虽华美精巧,铺张扬厉,然辞藻铺排太过,失之于质朴,而屈原赋则具有一种深沉之美。今所传屈原楚辞中,并非全是屈原所作,部分章节即为汉人伪篡,其实在气格上已去屈原远矣。
    今天的作家,大多不再去研究字词的发音及音律问题,不太注重文体的构建。相比之下,民国作家比较具有文体意识,民国作家大多兼具学者身份,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对汉语和汉字本身有较为精深的研究,如鲁迅、钱玄同、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等,熟谙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下笔皆有为文体之想。言文学语言,不能不言文体。汉语文学,最能诞生文体家。一个使用汉语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具备汉语意识和文体意识。这是一种文学的自觉。
    但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西方文学就没有语言文体之美。西方经典作家,无不是语言文体上的集大成者。且看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开头的一段巴黎街景描写:“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就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已少有人来往;尽管冬天冷,夏天热,有几处还阴暗不堪,它却自有引人之处:石子的路面始终清洁干爽,而且回声清脆;街面狭窄,线路曲折,两旁的房屋属于老城区,安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三百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结构,倒还结实。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足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驻足留连。谁能经过这里不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呢?它们两端都雕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黑色的浮雕,横贯于大多数房屋的底层之上。这一家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出一条条蓝线,木结构的屋顶被岁月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走形……”
    巴尔扎克的叙事在今天的作家看来,实在属于老实型的,笔调绵密细腻,语言平实,节奏平缓,没有大的起伏、跳跃和突兀,风格近于白描和写实,像电影中的长镜头扫描,对一人一事一物一景进行全景式扫描与细部刻画,所以文本显得冗长繁复。但巴尔扎克为不使其叙事冗长,多用字词组合的短句式,如:“石子的路面始终清洁干爽,而且回声清脆;街面狭窄,线路曲折,两旁的房屋属于老城区,安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语言干脆清爽,平仄交替,音律铿锵,韵味隽永。这是一种精准描写。巴尔扎克不似先锋作家故作惊人之语,然其文学语言的魔力就在于于平实处见神采。这就像中国山水画中的精致点染与细密刻画,它是用细密的点线积淀而成的画面。这种描写手法和文体与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比较接近。茅盾的文学观念并不前沿,但他对人物形象的精准刻画上,却较有代表性。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国学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