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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逻辑与韩寒逻辑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杜君立 参加讨论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唐伯虎
    大概就连韩寒自己也一定没有想到,自从去年年底抛出“韩三篇”之后,他的热度持续发酵,几乎达到了炸锅的程度。即使10余年前韩寒就已经红了,但只有到了今天他才红到极致,以至于有人说他有点发紫,甚至发黑。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方舟子只是一个配角,韩寒始终是这场超长事件的焦点人物,虽然这种“聚焦”对韩寒本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快事。这种持续的关注令很多人感到不解,因而出现了无数匪夷所思的猜测。事实上,弥漫于互联网的这一事件已经远远超出“倒韩”的程度,它已经成为一场关于独立意志与社会常识的公民运动。或者说,这是一场全民逻辑训练课。
    韩寒曾经有句名言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所谓“中国逻辑”其实是指不讲逻辑,或者没有逻辑。因此,韩寒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为没有逻辑传统的中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逻辑训练。这次事件唯一的遗憾是,作为常识和逻辑呼唤者的韩寒放弃了逻辑,让他的这句话变成“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韩寒逻辑”。
    如果加以归纳,“韩寒事件”至少包含五个不同的逻辑:常识、道德、政治、利益、族群。
    韩寒事件的起因首先来自常识层面的反逻辑。一个不读书的、语文基础极差的人不仅成为大作家,而且成为思想家,当这种反逻辑已经难以用“天才”二字解释时,人们对作品与韩寒之间的关联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完全是基于常识的判断。
    萧瀚与易中天认为这种质疑是荒谬的,指责人们将一只兔子说成一匹骆驼,还给这个兔子钉上掌。事实上,一个正常人是不会给一匹骆驼钉掌的,就如同一个正常人分得清骆驼与兔子。分不清兔子和骆驼之间的差别,这不仅是反常识的,也意味着质疑者智力严重不足,形同白痴。
    另一种指责是“指鹿为马”。鹿与马的差距比兔子与骆驼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特别是鹿很少见。但即使这样,一个正常人仍然可以分得清鹿与马的区别。将鹿说成马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不平等的权力。然而事实上,质疑者与韩寒之间并没有不平等的权力压迫。在平等的对话面前,指鹿为马是不存在的,只能是这只蹄科动物真的是鹿,而不是马。
    在这两种反质疑声音之外,质疑者最多的判断是“这匹骡子不是马”。对一般人而言,骡子与马之间的差别是极其微小的,“安能辨我是雌雄”。但难以区分并不是说骡子就是马,马就是骡子,也不是说无法区分。骡子虽然与马形似,但神不似。骡子的智力体力大大低于马。区分骡子与马一般有两种办法:观察生殖器或者观察步伐。与马不同,骡子是没有生殖器的。骡子走起来虽然与马相似,但骡子不能奔跑,只能尥蹶子快走。对一个职业相马者来说,一眼就可以看出骡子还是马,但对一般人而言,辨别的最好办法是“拉出来遛遛”。在韩寒事件中,反质疑者拒绝“出来遛遛”,当然也不能展示“生殖器”,最后只拿出一堆“大粪”,但这堆“大粪”再完美,也与马没有必然关联。
    在这场质疑中,质疑者与被质疑者争夺的基础就是常识,哪一方才合乎正常的常识。毫无疑问,如果质疑者不是白痴,那么他们似乎更代表常识。
    如果再回放这场事件的前半部分,就会发现质疑者提出的唯一逻辑就是“常识”,而被质疑者则拒绝在这个逻辑上对话,很快,被质疑者就跳上了另一条更方便的战车,选择了“道德”逻辑。
    道德是中国人最热衷最信赖的东西,黄仁宇先生甚至说,道德就是中国人的法律。“别有用心”“居心叵测”等动机论阴谋论,是中国一般势力屡试不爽的看家本领。被质疑者将质疑者斥责为“心理阴暗”“人格变态”“眼红嫉妒”“疯狂”,以图占领道德高地。在中国传统中,一个人一旦在道德上蒙垢,那么他的任何观点和语言都立刻变得不可信任。因此,被质疑者选择了这条围魏救赵之路,试图消解和改变人们对常识的纠缠,而且道德最容易引发狂热。
    面对质疑,质疑者坚称韩寒不是“公众人物”,还认为质疑是对韩寒的人身攻击。这种道德大战很快就失控了,一切都变得不道德起来,用最恶毒下流肮脏的中文辱骂对方父母妻子和孩子,这种行径比起孔庆东的“三妈的”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寒父子及路金波将对方假想为不道德的,而坚信自己是道德的,可惜他们选择了一种不道德的语言暴力对质疑者展开攻击。
    这场质疑在第二个回合一地鸡毛,人们已经忘却了作为起因的常识,只看到一群疯狗,因此谁也不比谁更高尚。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混乱下,谁声音高谁就更道德,因为他占有更多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这样就没有什么常识,只有好人与恶棍,好人一切都好,恶棍一切都恶。岸上打不过你,就拉你下水。被质疑者在这个回合似乎占了上风,并不是他们更道德,而是“我是流氓我怕谁”,质疑者被斥为一群比流氓更坏的“恶棍”。
    道德逻辑上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很快,事件就被切换到下一个逻辑上——政治。如同一场反讽,韩寒炮制出“韩三篇”时,很多公知和民主狂热者几乎抛弃了韩寒,眼看韩寒面临着“一场灾难”,一场浩大的公知支援立刻成行了,仅仅基于一种政治逻辑,正如某公知在“为什么支持韩寒”中说的,仅凭韩寒赞成民主这一条,我就无条件的支持他。只是,“支持”是不是“他做的都是对的”?
    在一个政治成为禁忌的国家,政治完全是一种奢侈品和稀缺品,而民主、自由以及对权力的批判更是大勇大义之事。“韩寒”的文章向来以此为核心影响力,因此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号召力。将常识逻辑置换为政治逻辑,对韩寒们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彻底的完胜。事实上,确实如此,韩寒得到了渴望民主和政治的民意同情,“中国不能没有韩寒。”甚至有人说:“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看来韩寒已经被视为一个类似毛万岁式的政治领袖了。
    随着在政治逻辑上的滑行,对韩寒作品的质疑已经被偷换概念,变成“倒韩”与“挺韩”的全民政治运动。支持韩寒就不能进行质疑,质疑作品就是反对韩寒。反对韩寒就是反对民主,就是权力的阴谋,就是五毛。至少,质疑本身就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损害。还有很多人这样推理,既然贪官比韩寒更坏,就应当杯葛贪官,质疑韩寒就是对贪官的纵容,因而就是民众的敌人。吊诡的是,按照这种政治逻辑,很快就有了“韩寒被权力收买”的反击,有人又一次翻出了“韩三篇”。
    事件发展到这里,似乎山穷水尽了,人们又一次重新回到常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还要依靠自己的正常智力和经验,来审视这一切。自然而然,人们看到了藏而不露的一个重要逻辑——利益。
    韩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心构筑、重金打造的商业品牌。路金波的成功是他制造了畅销书“流水线”,从而“把出版变成了工业”。五条“流水线”分别生产少儿、武侠、恐怖、纯情、言情产品。其他作家卖的是内容和文字,路金波卖的是品牌,所以他保护安妮宝贝的高度神秘和韩寒的频频曝光。韩寒从写作、赛车、唱歌到绯闻、广告代言、上电视和杂志封面,身后形成一条巨大的商业利益链,挟裹进数不清的商业文化媒体资源。从某种意义上,韩寒的成败荣辱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韩寒对很多人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键。这里面不仅有势力巨大的主流公共媒体,也包括许多利害相关的所谓公知。
    常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共同的利益面前,保卫韩寒就是保卫自己,而保卫韩寒就必须阻止对韩寒作品的质疑,要阻止这种质疑,就需要公知们不遗余力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所以,这个回合开始热闹了,很多人一起并肩作战,或转移话题,或帮助骂阵,或混淆逻辑,非常有意思。
    作为这场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公众成为质疑与被质疑双方争夺的目标,赢得公众的信任,说服公知才是这场社会事件的最终目的。因此,才会有路金波在这场事件中恶补《乌合之众》这本群众心理学书。不幸的是,公众很快被引入“族群逻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很早就开始一种族群关系,每个人被划分为不同的族群,比如你们和我们,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官吏和百姓,70后和80后,等等。一旦进入族群逻辑,那么一个人就是族群的一份子,族群就是你,而你则不存在了;除过你所在的族群,其他族群都是可有可无的。
    在动物界,越是低等动物越依赖族群逻辑,越是高等动物,越倾向独立,这可能与其智力发展水平有关。在人类社会中,文明程度越是落后,族群逻辑越是严重,文明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独立的地球公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为尊者讳,凡事没有好坏,只有亲疏。自己人做了坏事也是好的,外人做了好事也是坏事。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把世界分为中国与外国,以“阶级成分”将人分为冰炭敌我不同族群,再加上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阶级斗争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生活状态。这种社会背景下,族群逻辑在中国影响深远,比如圆明园情结、汉奸情结、仇日情结。反过来就是爱屋及乌,没有原则的包庇维护。
    在族群逻辑中,对韩寒作品的质疑完全变成一场不可逆转的“倒韩”与“挺韩”运动,“倒韩”族群与“挺韩”族群之间势不两立,非友即敌,非黑即白。质疑与反质疑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之中必须有一个彻底完蛋,置之死地而后快,打翻在地再踏上三只脚。至此,很多人惊呼“文革来了”。
    很多喜欢韩寒文章的人知道林达,据说是一对夫妻共用的笔名,韩寒从一开始也确实是韩寒与其父韩仁均共用的笔名,只不过韩仁均后来宣称“封笔”了而已。至少从10年前开始,对韩寒代笔的质疑就不绝于耳,但都不了了之,只有这次发酵失控,成为公共事件。之所以如此,实则是被质疑者企图将事件本身导入他们擅长的其他逻辑中。在常识逻辑中既然没有把握,那么就在道德逻辑、政治逻辑、利益逻辑、族群逻辑中围歼。就这样,一件正常的文化事件远远超出文化的范围。
    克林顿当年因为莱温斯基性丑闻遭到全国谴责和国会弹劾,问题并不在于克林顿丑闻本身。莱温斯基是自愿的,并非强奸。克林顿遭受弹劾指控的根本原因是他撒谎,坚决否认性丑闻。人们可以接受一个风流的总统,但不能接受一个不诚实的克林顿。同样,人们可以接受一个有缺点的作家或者赛车手,但不能接受一个不诚实的韩寒。
    当年余秋雨被质疑参与文革写作组得到证实,但余秋雨拒绝承认;后来郭敬明抄袭质疑得到证实,但郭敬明拒绝道歉。余秋雨和郭敬明依然在继续写作,虽然他们不够完美了,但是他们更加真实了。易中天希望人们去质疑他的作品,而放过韩寒。事实上,一切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关于常识的探讨,而人们却不愿也不敢去面对,反而要找出很多理由,甚至上纲上线,来否定常识的存在。
    在韩寒事件中,方舟子其实只是一个引火者,韩寒成为所有逻辑的发源地。作为质疑者,方舟子被普遍地描述为“科学”“斗士”和理科博士;事实上,他是当年福建省的语文单科高考状元,这与语文不及格的韩寒正好相反,颇有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讽刺。方舟子在27岁时曾写过一篇长文《功到雄奇即罪名》,颇有才华与见地。从30岁起,方舟子基本是一个职业写作者,但论“成功”,几乎不能望韩寒之项背。但有一点,比起韩寒来,不可否认他更像是一个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有识见有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当下所谓的公知之流相比,方舟子的批判是难能可贵的,恢复常识与逻辑胜过许多梦幻与狂欢。一是一二是二,就事论事是一个人理性智慧和自我节制的起码标志。就这一点上,很多人应当感到惭愧。学会讲道理和坚持己见是当下中国人摆脱近千年来野蛮征服导致的暴戾盲从的重要一步。
    200多年前,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诞生了,这就是美国。而催生这个人类理想国的,不是什么革命理论、也不是什么政治理论,而是一本薄薄的《常识》。常识是一个社会的底线,没有常识的社会也不会存在什么共识,更不会有什么文明。韩寒曾说,革命的结果往往是心狠手辣者获胜。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革命的韩寒,而是看到一个心狠手辣的韩寒,至少在使用语言暴力上。韩寒会不会倒掉,在于他自己,没有人可以让一个人倒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要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因此要相信和敬畏常识。很多人认为韩寒事件是一场可怕的社会断裂,人们会因为观点不同而撕裂彼此的信任,切割社会共识。事实上,一个理性的人不应当因为某个缺点或者弱点都彻底改变对一个人的整体看法,尊重他人善待自己,不卑不亢的平和心和平常心是一种起码的修养。从常识上说,质疑韩寒作品绝不是对韩寒的侮辱和攻击,更不是要韩寒“倒掉”,
    这是两码事情。我思故我在,质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能,质疑也是一个现代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我爱韩寒,但更爱真理。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支持你讲道理的权利。一俊遮百丑或者一丑遮百俊都是不正常的。真实是最大的善与美,求真是人类最大的审美,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而暴力和威胁则完全是理性和文明的反面。正如肌肉比赘肉更健康,说理比谩骂更有力量,说理是理性的锻炼,谩骂则是文明的倒退,特别是对于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来说。
    “规则就是理性,理性比韩寒和方舟子的是非重要得多。”在我看来,作家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讲道理。一个丧失逻辑和理性的人不可能是作家,但可以是一个明星。作家的力量来自常识和逻辑。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批判是他的本能,但批判绝不是泼妇骂街,批判面对的是权力,骂街只对路人。批判是匕首是弓箭是投枪,但绝不是痒痒挠。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心和权力的痛处。有司马迁就有东方朔,一个拒绝付出代价的文化投机者其实连一个犬儒都算不上,他只是甩包袱抖机灵挠痒痒的滑稽演员罢了,属于自我消费与大众消费的一种。
    在一个处处“被代表”“被幸福”的中国,人们有必要学会温和地质疑和正确地看待质疑。所谓公知、所谓代言人、所谓意见领袖,常常是可疑的可笑的,因为他并不比你更高明,更高尚。没有一个个思想独立的个体,就没有公民社会,只是一群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就是一切的庸众,即被权力鄙视的“老百姓”。“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一个公民社会不是一天就可以建成的,寻找常识、学会逻辑,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进行精神自治,才会有一个多元化的宽容的理性的公民社会诞生。
    从一开始,互联网就是草根大众的一场盛宴,颠覆了传统精英的话语垄断。韩寒事件的意义在于,草根的公民阶层正在觉醒,精英的公知和传统的媒体支配大众的时代即将结束。毫无疑问,这是互联网的胜利。政治的民主必须从思想民主和话语民主开始,沉默的大多数开始学会自己思考自己发声,重建常识,建立共识。这场事件发展至此,已经与韩寒关系不大。这场关于常识和逻辑的训练使每个人不仅学会质疑别人,也学会了质疑自己,自己何以放弃思考和判断,何以自我出卖……一个懂得反思与自省的人就是一个明白人,不得不承认,这种人在从来没有见过选票和代表的中国还是少数。
    对我们来说,完美永远是一种理想,不完美才是现实。我们这个世界还非常不完美,我们要善于面对和接受这种不完美;对人对事不一定要求全责备,要慈悲同情,但也要学会质疑和保留。所谓偶像与粉丝,都是商业时代反智的产物,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类应当警惕自己踏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奴役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对身体,而是对思想和头脑。正如做爱一样,思想同样不可以假手他人。信息时代没有蠢货,只有拒绝学习和思考的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生即体验,学会体验思考的乐趣,特别是当这个思考来自自己的大脑。
    从前人们歌颂皇帝新装,皇帝其实没穿衣服;如今人们还在歌颂皇帝新装,可已经连皇帝都没有了。又一个雷锋日就要到了,在一个神话坍塌的时代,你还继续学雷锋吗?
    附几则微博:
    @任晓雯: 赞杨早兄这篇。不是直扑结论,而是尽可能剖析事件与人物的复杂性。尤其欣赏的,是“善意”这个关键词。BTW,这次方韩事件中,让我失望的配角太多。站队和敲板砖一样,是最不需要动用智力的行为了,不是吗。
    //@任晓雯: 刚才还和朋友说,这次事件席卷之广,把很多人性坏的东西都勾出来了。到最后,似乎只剩互相伤害的能力。恨不需要学习,爱是需要学习的。如果懂得悲悯、宽容、互相理解,文中所涉的几十年中国历史,都可以改写了吧。谢谢蔡骏,有这样温暖的文字。这或许是方韩一战中,仅有的正面价值。
    @杨早:韩方之战的四个关键词——还是那句话,不保证讨喜,只保证独立。非黑即白者慎入..许多人对韩寒有厚望焉,许多人对方舟子有厚望焉,还有人因为疑韩而挺方,因为厌方而护韩。这其中立场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作怪。
    //@任晓雯: 刚看到此条,明白雪村兄所指。既然说到朋友,我扯开一个闲话:此次方韩事件,如果不急着扑向结局,在过程之中多多阅历诸人百态,也未尝不可。相比立场,我更看重态度。有人让我失望了,有人倒叫我惊喜。遇事才能知人。吵架(或曰辩论)是一件多么能看出心胸、格局和综合素质的事情!
    @慕容雪村:方韩之战,一些本来中立的人纷纷转向方派,其中不乏学养深厚、正直善良之人,有些是我的朋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能够理解其感受,但还是想问问,不是要逼人表态:一方是南方周末、韩寒的同学室友,石康宁财神等与韩寒有交往者的证言,另一方是文本分析、想象和推理,难道只有后者值得相信?
    @雾满拦江: 夏女士,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用对付韩寒的方式对付你,我仍然会选择支持你,这就是你我的根本区别。//@夏岚馨: 雾满拦江,你的这条微博,让我失去了多年来对你的敬重。
    @雾满拦江:说说韩寒。有人指摘他有代笔,既然指摘,证据必不可少,无非不过是人证物证。人证是代笔之人的证言,物证是代笔的文本或合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轻言指控。哪怕他真的有人代笔,没有人证物证,你也只能保持静默。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说,这是常识。如果单凭了自己的想象入人以罪,这就摆明了不靠谱。
    【易中天:韩寒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方舟子值得尊敬,不宜效法。韩寒应该呵护,不必同情。出来混,是要还的,何况他这回的表现还那么差(对此,芦笛先生和何三畏先生都有很漂亮的分析)。这个烂摊子,当然得他自己收拾。而且,如果事实证明他确实有人代笔,那就更得他自己看着办了。包括他过去的张狂、草率、漫不经心和花拳绣腿,其实都已经付出代价。……方韩之争,也许是我管的最后一桩闲事。……本人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现已接受“休假式治疗”。自本月起,无限期不接受各类邀请。不演讲,不签名售书,不担任评委,不做电视节目嘉宾,也不帮别人看书稿和写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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