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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李兆忠 参加讨论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一切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病毒,都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
    郭沫若指出日本文坛的种种“病毒”,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它是否属于“日本资产阶级”,则应另当别论。因此,与其说中国学子受了“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毒害,不如说他们受了“人情”丰沛的东瀛文化风土的潜移默化更为确切。要知道,才高志大、泱泱大国的中国学子,并没有把日本的资产阶级真正放在眼里过,他们身在东瀛,心系欧美,西方个性解放的思潮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的联手,才是使中国学子“中毒”的真正原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留日作家所学专业均非文学,鲁迅、郭沫若、陶晶孙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学的是海军,郁达夫先学医学,后学经济,成仿吾学兵造,张资平学地质,向恺然(不肖生)学的是政治经济,最后他们几乎都放弃了专业,选择了文学。这证明:日本是一个特别适合文学家产生的国度。
    这种普遍的专业转向,无疑包含复杂的个人动机。在鲁迅,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想提倡文化运动了。”(《呐喊·自序》)在郭沫若,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困顿和苦闷、涤荡历史罪恶的强烈冲动驱使他抡开如椽之笔,“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用诗人的话来讲,就是“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凤凰涅槃》);在郁达夫,是“弱国子民”不可救药的“性苦闷”,使他长歌当哭,写出《沉沦》这样的惨不忍睹的故事;在不肖生,是理想和道德泯灭后,听凭陈腐的“大中华”与“厚黑学”的驱使,将“日本是个卖淫国”的传奇贩运回国,迎合国人对东瀛的奇思异想,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留东外史》第一章)。
    留日作家的写作动机虽然因人而异,格调也大相径庭,却有一种艺术上的共同倾向,就是滥情、颓废、走极端。无论是《女神》天狗吞月似的自我扩张,还是《沉沦》的主人公无条件的“弱国子民”的性苦闷,抑或是《留东外史》里衮衮诸公的疯狂堕落、《木犀》畸形而神经质的师生恋,都超出了正常的宣泄。这种倾向推究起来,不外乎两股力量造成:第一,“小日本”的种族压迫;第二,日本社会发达的“人情的世界”。如果说前者激发了中国学子的不平之气、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帝”的话,那么后者则诱发中国学子人性的弱点,使其放纵,失去把持。两股力量相互激荡,导致中国学子精神扭曲,理智与情感分裂。
    以往学界对留日文学的研究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政治层面上的“反帝”,而对日本的文化风土、尤其是日本独特的“人情的世界”与留日作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对于留日文学的颓废倾向,也习惯从“弱国子民”的苦闷这一角度作同情的理解,或者着眼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批判性的阐发,衡量的尺度是直线性的历史“进步”观。这不失为一种思考的角度,但由于对日本文化“本土性”的隔膜,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缺乏识察,这种解释不免流于空洞粗疏,大而化之,看不到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复杂的互动。其实,留日文学中的“反帝”与留欧/美文学中的“反帝”,有着文化性质上的微妙差异,后者发生在中国与异文异种、文明程度远高于自己的欧美各国之间,“反帝”中不免夹杂着“崇洋”,“崇洋”中又有无法打破的文化坚壁;前者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历史上曾长期维持着“主属”和“册封”关系的国家之间,另有一种复杂的况味,而“小日本”的忘恩负义行为,更激发中国学子的反感。然而政治层面上的反日并不意味文化上也失去亲和力,事情毋宁说刚好相反,中国学子来到日本这个亚洲惟一摆脱西方殖民地悲惨命运的、黄种人自己当家的世界强国,比一比自家的落后与困顿,自然会产生敬佩之情;而东瀛列岛上保留至今的汉唐文化遗韵及其古朴大方、颇具艺术情调的生活方式,也容易使中国学子产生文化情感上的共鸣,尤其是东瀛岛国原始风情十足的两性文化和宽松的“人情的世界”,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的中国学子来说,更具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学子无论政治上怎样激烈的“排日”,几乎没有人不喜爱日本女人的,苏曼殊、李叔同、戴季陶、辜鸿铭、周作人、郭沫若、陶晶孙等都娶日本女子为妻妾;徐志摩的一曲《沙扬娜拉》,将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织成美的极品,定格在中国的现代诗史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兄弟失和,亦与一位日本女子有关;《留东外史》里尽管充斥着对日本女子的歧视和偏见,她们被形容得又淫又贱,但透过这种蔑视,日本女子的魅力还是顽强地散发出来;在陶晶孙笔下,东瀛女子的温柔曼妙、善解人意,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中国女子反倒是个个飞扬跋扈,面目可憎,成了她们的反面陪衬;滕固的《石像的复活》里,即使是一个聋哑的日本少女也有不俗的魅力,让性格呆板的中国学子神魂颠倒,直至发疯;连郭沫若这样最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文化英雄,也有抵挡不住的时候,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里,作者使出浑身解数,对一位日本卖糖少女的“幻美”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一位学工科的中国学子,就在这种“幻美”的诱惑下,放弃了家庭、学业乃至祖国,最后跃进了大海,重要的是,这位中国学子没有任何沉沦的理由,领着优厚的官费在日本读书,家有贤妻爱女陪伴,既没有性的苦闷,又没有孤独的折磨,如果一定要追究,只好归因于那双美丽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当纸窗徐徐拉开,美丽的卖糖少女露出半个脸时,中国学子就被彻底俘虏了,郭沫若以他特有的夸饰,情欲横溢地写出卖糖少女娇柔妩媚的姿态,笔墨之大胆、赤裸,可谓空前。小说这样结尾:“太阳已是落海的时候,从水平线上高不过五六丈光景的云层中洒下半轮辐射的光线来——啊,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红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紧得不能忍耐。苍海的白波在向我招手,我拘着那冰冷的手腕,去追求那醉人的处女红,去追求那睫毛美……”
    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还是要数郁达夫,不妨以他为个案,来看看东瀛“人情的世界”对中国学子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篇篇都涉及“弱国子民”所有的“性苦闷”的主题,细读下来则可发现:东瀛岛国开放的两性风俗和发达的情色文化,是这种苦闷的根源,可怜的中国学子,在这张天网之下无处躲藏,仿佛鬼打墙一般,正如《银灰色的死》里写的那样——
    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在《沉沦》里,“忧郁症”缠身的中国学子先是偷看房东少女洗浴,后来在野地里无意中窥听少男少女野合,然后昏昏懵懵撞进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清白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之后痛不欲生,投进了大海,临终前还对“祖国”发出“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郁达夫写小说一向不讲结构,率性而为,其实这些小说于散漫中仍有一种情节上的因果关系,承担这种“结构功能”的,不是别的,正是主人公的“性苦闷”与东瀛色情风土的互相牵引:《南迁》里,美丽妖冶的房东女儿M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中国学子勾引到手,玩弄和利用一番之后又与别的日本房客发生关系,由此引发了中国学子严重的身心危机,不得不远走房州海滨以疗心头之伤,引发另一轮伤感的遭遇;在《风铃》里,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胜地与一位良家妙龄少女邂逅,露天温泉里的共浴、风雨大作之夜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同眠,使中国学子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直到遇见少女的表哥,发现对方一切都在自己之上,便以“败劣地悲哀”突然离开了汤山温泉。这个令人沮丧的记忆,成为这篇散文式小说的“文眼”。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中国学子,郁达夫十分愿意将自己的小说上升到“灵与肉”冲突的高度,在《〈沉沦〉自序》里,作者就称此作“叙带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种说法后来受到留法女作家苏雪林的痛击,苏氏认为《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苏雪林这样分析:“郁氏原来意旨是想描写灵肉冲突,无奈对于心理学太无研究,自己一向作着肉的奴隶,对于灵的意义原也没有体会过,写作的技巧又幼稚拙劣得非常,所以成了这本非马非驴的作品。”(《郁达夫论》)话虽刻薄,却不是无的放矢。难怪连郁达夫的“创造社”伙伴成仿吾也不肯附和郁的这种自说,认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
    其实,郁达夫的所谓“灵肉冲突”,就是“情”与“欲”冲突,也就是说,亢奋的“欲”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无法自然、正当地得到宣泄,升级为“爱”,主人公为此而苦闷焦虑;在“欲”的茫茫苦海中,“爱”的海市蜃楼显得越发迷人,诱使主人公更加疯狂地追求,尴尬于是不得不出现:在“欲”与“爱”这种互相依存、提升的关系中,“欲”由于过于旺盛,使主人公动辄受诱惑,掉入“淫妇”的圈套,永远没有升华的希望。陷于困境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就把责任推向自己的“祖国”。
    欲望这种东西不刺激则已,一刺激便意味着压抑;欲望膨胀得越大,压抑就越厉害,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东瀛这样一个“人情”异常发达的国度,不受刺激又怎么可能呢?尤其是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性心理不正常的中国学子更是如此。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中国人大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结果。”(《“半春”》)这未尝不是一种经验之谈。据周作人晚年的回忆:1906年秋他第一次到日本,刚进房间,就被下女乾荣子的一双光脚吸引,陷于兴奋与迷乱。赤足这种再平常不过的东瀛日常生活景观,竟能对中国学子产生这么大的震撼,至于铭记终身,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微妙差异、中国人对日本文化宿命性的误读,极具象征地包含在周作人的这第一瞥中。
    在自传体文章《雪夜》里,郁达夫这样啼血坦陈:“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异,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习了日本言语习风,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这种赞美,显然已超越了正常的理性,带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在他的笔下,日本女人的眼睛总是又大又黑又亮,体形丰硕完美、极富性感。而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女人眼睛都是细而小,身材小巧玲珑,并不见得那么性感。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就这样形容日本女人的身体:“说得严重一点,她们几乎没有肉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背脊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这与郁达夫的观察简直有云泥之别。然而,本土大师老到的眼光终究比异国学子饥渴的目光更加可靠,看来,还是郁达夫的眼睛出了偏差,亢奋的情欲使他专注于那些“肥硕完美”的女子而不及其余,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骗过了郁达夫的眼睛。
    郁达夫的眼光中无疑掺进了西方近代“两性解放”的价值和观念,惟其如此,日本女子才显得如此“肥硕完美”,并且高贵起来。比较一下《留东外史》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日本女人被描写得“淫”而“贱”,显然是作者陈腐的封建道学与“华尊夷卑”观念作怪的结果。衮衮诸公一方面在肉体感官上疯狂迷恋东瀛女子,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极其蔑视她们,呈现一种严重的人格分裂。这方面,郁达夫无疑比平江不肖生要先进得多。在他的笔下,日本女子的地位大大升级,从肉体到精神都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和不可冒犯的尊严,成为东瀛“人情的世界”无可争议的王者。这就是郁达夫受了日本女子的气,也无法恨她们,而是把怒气撒向自己“祖国”的原因。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使《沉沦》的主人公极其夸张地喊出——
    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是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并不像他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各篇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日本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的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同样,在《沉沦》中作者轻易地将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终还对祖国发出埋怨,而在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冒着雪直接坐车回家,途中思绪翻腾,有一种“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的感觉,并且发出这样的慨叹:“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这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夸张,当然是“反封”的时代精神和“弱国子民”的屈辱双重激发的结果,但从根底上制约这一切的,仍是那个无所不在的“人情的世界”。难怪在归国的途中,受尽“东洋罪”的郁达夫冒着毒辣辣的三伏太阳,在门司登岸,来到艺妓一条街,对“日本最美的春景”作最后一次“饱看”。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归航》)
    郁达夫的“创造社”伙伴张资平在小说《绿霉火腿》里写到:性格迂阔的书呆子伯强到东京游学,受风气影响,变得不规矩起来,开始对下女动手动脚,而他这样做,是因为“看见许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客气地这样做。就连来访他的同乡看见下女到房里来时,也同样地摸着她的颊和她说笑。所以伯强也照样做了一回,看见下女并不发恼,也不抗拒,只是笑;于是他大胆起来,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颊”。
    头脑烘冬的书呆子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这方面,《留东外史》提供了太多的证词。在第十四章,周撰在浅草嫖妓时对徒弟连成生说:“到这浅草来的女人,不要问他卖不卖,只看你要不要。莫说是下女,便是她日本华族的小姐,只要她自己肯到这里来,你和她讲价钱就是,决不要问她肯不肯。这浅草,是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淫卖国这个字的美名,就以这里为发祥之地。你试留神看街上往来的女子,哪个不是骚风凛凛,淫气腾腾?”根据中国浪子的“嫖经”,日本女子的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东瀛女子的温柔顺从,竟成为中国学子堕落的渊薮!
    公平地说,这种经验之谈决非虚幻,而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独特的岛国风土与生态环境,使日本的两性风尚别具一格,直到近代仍保留着母系社会浓郁的遗风,赤足、裸身、混浴等习俗构成了东瀛岛国特有的原始风情。相关资料显示:在日本,那种源自古代“歌垣”,即青年男女云集山野彻夜对歌求爱的自由交际、野合的风俗一直延续到大正年间。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色情业和准色情业,艺妓作为日本的“国粹”,以高雅的形式给人身心俱足的服务。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论述:“我们对于性享受的许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里不大讲伦理道德。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低微的位置上就行。‘人情’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正是这样的文化风土,孕育了日本“好色”的美学传统。尽管在日语里,“好色”与“色情”有区别,正如叶渭渠说的那样:“日语的‘好色’是一种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不完全是汉语的色情意思。因为‘色情’是将性扭曲,将性工具化、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而‘好色’是包含肉体的、精神的与美的结合,灵与肉两方面的一致性的内容,好色文学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内容,即通过歌表达恋爱情趣,以探求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内涵”(《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在现实生活中,“好色”与“色情”却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的正人君子读不下去的色情描写,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一般来讲,它只有格调上的高低,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对社会也不会产生“诲淫”的颠覆性作用。然而,这样一种文学上的人之常情,到了有“色情狂”倾向的中国学子眼里,却另有一番滋润与感化的作用。郁达夫称,他在名古屋高等学校读书的四年里,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计一千部左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所谓“软文学”,就是色情小说,郁达夫超常的“性苦闷”,与这些小说的刺激恐怕是无法分开的。《留东外史》里,中国浪子从日本的色情小说里学到不少“吊膀子”的经验,甚至这部小说的写作,都得力于它们的示范,其中不少故事情节,直接来自日本的“软文学”作家小杉天外的作品。
    正是这种丰沛的“人情”文化,使日本在欧风东渐的时代,与西方“两性解放”的潮流一拍即合,它们相鼓相荡,汇成一股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人欲洪流,其情形正像郁达夫在《雪夜》里描述的那样——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人情”的过于发达,意味着理智与感情的失衡。日本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和辻哲郎将日本人的性格喻为“台风”,有“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在《风土》一书中,他认为: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东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犹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而且,日本人的性格中还有季节性和突发性,它不固执,犹如樱花的开与谢,在反复发生的忍从的各个瞬间中,包含着突发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变化又会自暴自弃。和辻哲郎无疑是从正面的意义上解释日本人的“台风”性格,却触及了日本人性格的核心。相比之下,学贯东西、富于正义感的加藤周一对日本人的分析更具穿透力,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加藤周一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入手,对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日本人沉迷于感伤的世界,说明其心理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都视作虚无,背后有日本传统的“无常”心理,这种非理性的虚无,会把日本导向可悲的境地。周作人后来也终于醒悟:“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智。”(《苦茶》)这样的文化风土,特别适合文学艺术的生长;日本自古以来发达的文学艺术、日本人丰沛的艺术情趣和艺术才能,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日文学的滥情、伤感、颓废,那种挥之不去的“戾气”,还有留日作家对西方“浪漫派”文艺的偏嗜,这一切与东瀛文化风土的熏陶,应当有着内在的关系。比较一下同时期的留欧、留美文学的精神风貌,其差别可谓一目了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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