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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文学可以放弃理想吗?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洪子诚 参加讨论

    提出当代文学中的“理想”问题,并不是企图在文学中重新设定一种统一的“终极价值”,重新宣扬对世界作唯一“客观阐释”的世界观,以及肯定用单一模式来组织、规范所有人的生活、情感的这种狂妄企图。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曾经历过,它们对社会和个体留下的损害、创伤,至今仍记忆犹新。提出当代文学的“理想”,是因为痛切感觉到,我们“当下”的文学,精神性的因素、力量,越来越薄弱,文学的精神独立性,以及作家对人类、对社会的责任心受到嘲笑,文学写作表现对人的同情心、智慧、健全和情趣的关切,被看作幼稚和可笑,而那些以严肃、真诚的态度对待生活、写作的作家,则显得势单力薄。
    不过,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最主要的恐怕是这样的现实:一种讨好、认同“流俗”、贬低精神探求的思潮,在我们的文学界上空,长期以来就是一股难以驱散的浓雾。这种思潮,被一些有影响力的、位居当代文学“中坚”位置的作家所不断宣传着、实践着。
    记得在八十年代前期,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作家曾有过范围广泛的反思。在对得失的检察中,文学独立传统与作家的精神独立性的欠缺问题,曾被许多人提出。而人们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在八十年代,对这一主要问题,文学界已有了清醒的自觉。精神独立、文学自觉、“主体性”确认,被当作“新时期文学”辉煌的基础加以确认。这虽然不无道理,但这种估计,一定程度上也是假象。我们把环境因素的变易,看作了问题本身。而现在,在九十年代初,我们猝不及防地目睹了作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又一次的“转向”和精神“溃败”。这种转向和溃败,以前或由于政治力量的压力,而现在,则是物质、金钱等的诱惑和挤迫。
    这确实看来有些突然,也有些滑稽,但这种现象之“果”,并非一天之内结出的。八十年代所讨论的精神独立的问题,并没有真的成为“历史”。远的不说,“文革”结束之初,在那个精神高扬的年代,文学上削弱和厌弃精神性力量的潮流就已萌发,就已经在为后来的“转向”和“溃败”做了准备。在当时,文学言论和写作中,就已出现两种互有联系的重要征象。一种是,以曾经被流徙于社会底层、对中国现实和下层民众有深刻体察的权威姿态,来宣扬一种认同现状和“流俗”的世界观,同时,站在这一立场上,对那些质疑现实、对精神性问题进行探索的作家,给以“虚飘”、“虚妄”的批评和讥嘲。他们既用提倡“宽容”、“实行费厄泼赖”,来对抗当代人为的社会争斗的后遗症,但同时也以此来消解精神领域中并非总能调和的对立,支持随波逐流,而为这种精神上的“转向”和“溃败”的合法性,事先准备了伏笔。第二种征象是,在对历史所作的“反思”中,采取一种将“个人”加以“悬搁”的处理方式。在八十年代我们对于“谁之罪”的询问,摆出各种各样的答案。我们把一切失误、罪孽,或归咎于政策,或归咎于体制,或归咎于某一个或某几个显要人物,甚或归咎于少年和妇女这样无权无势的弱者,然后,又归咎于民族“文化传统”,归咎于“国民性”,并认为因此承接了鲁迅,是反思的“深化”。然而,究竟有几个作家像鲁迅,像显得“憨傻”的巴金那样,去认真思考个人的良心和罪孽问题呢?波兰作家希皮奥斯基曾说,在德国作家中,对二次大战,有的是把历史罪责当作是“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但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它首先是“个人罪孽问题”,他得静静地私下问自己的良心。然而,我们更多的,是心安理得地将一切都卸付给环境和外部因素的态度。开脱了自己,逃避了反省,也就开脱了自己对于历史、对人类生活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失措的“转向”和“溃败”,不就是合情合理了的吗?八十年代已显露端倪的精神萎缩症,不正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目前的对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生活和文学态度的证明吗?
    也许,是到了好好静下来,私下问问自己的“良心”的时候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1995年050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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