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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三人谈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newdu 参加讨论

    诗歌与诗人正越来越退居到社会精神生活的边缘,这是不是真实的判断?诗歌的困境在于创作者、读者,或者是它所借助的语言工具本身?
    主持人 刘芳
    这是世界诗歌界最为关切的话题。在11月10日至13日举行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来自世界各地的19位诗人,就大师与母语、词与世界、跨语际写作、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等主题展开了对话。
    财新《新世纪》周刊特邀两岸三地汉语诗人,畅谈诗歌在本地的困境与出路。
    罗智成:
    (台湾诗人,现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
    来香港之前,我刚从台湾花莲的太平洋诗歌节回来,台北诗歌节也在同时举办。我感觉现在在台湾,诗歌的状况比较友善:诗人相对活跃,喜欢读诗的年轻人也很多,有些忠诚度很高的读者,常常会先于学院和评论界关注诗人的创作。前几天我还开玩笑说,这么多人来听诗,我们写诗仅有的孤独感都要没有了。
    这大概跟大陆的状况不太一样。我感觉到,在大陆写诗需要更勇敢,因为这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那比较像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诗有较明确的指向和反抗的目标:常对传统或者说主流的价值含批判态度,排斥中产阶级的世俗趣味,关注内心的躁动,以及表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选择诗歌创作并非只是决定一种文学工具,更是选择你要如何面对这个社会。相比之下,现在台湾的诗更加生活化,更像是一种life style(生活方式)。有时候最艰深的现代诗,可能也是最流行的歌词,比如说年轻人喜爱的方文山、苏打绿都是这类。
    之所以如此,我想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教育,现代诗逐渐进入台湾教材,作为考核学生标准的内容之一。二是媒体,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历了理想主义的媒体时代。很多媒体都致力于促进文化发展,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都不是官方的奖项,而是诸如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时代文学奖等媒体奖项。这些因素的合力,使得文化人在台湾社会很受尊重。他们的穿透力很强,如果在媒体上发声,其意见与共识会受到社会、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的自信与社会贡献也越来越大。
    也因此,在台湾,文化人在引导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描摹出通往美好生活的多种路径,比如有知名摄影师放弃大城市生活,回到家乡种植有机稻米,这让整个台湾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情况自主选择,而不必在同一条道路上拥挤竞争,因此整个社会的心态相对从容。这可能也是与当下大陆情况的最大不同之一。在大陆,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被认为只有一条,那就是经济增长,所以房子越大越好,车子越贵越好,大家普遍有一种焦虑感。
    当然,台湾诗歌也有自己的困境。在我看来,现在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在写作技巧以及各种实验方面都非常熟练,但是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我们要拿这个来干什么?时代的典范在变迁,到底要把自己安置在什么样的任务上面?在个人风格辨识的问题上,我想他们还在寻找答案。
    王良和:
    (香港诗人,现任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副教授)
    今天两岸三地的情况大不相同,仅从我所知的香港部分来说,我觉得说诗歌陷入“困境”并不恰当。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诗歌,那时台湾的诗人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立刻成为香港诗坛的中心。同时他也担任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评审,评选出来的获奖作品也都有点像他的风格。这类追求凝练、古典风格的作品被大家称为“余派”,是否真正适应香港诗歌,当时诗坛对此也有讨论。
    上世纪80年代,本土诗人逐渐崛起,如梁秉钧(也斯)、叶辉等,他们提倡诗歌创作应根植于香港社会的市民生活,用平实的口语创作。这些作品有清晰的香港本土意识,有时一首诗可能就写茶餐厅里的谈话,或者洁工扫地的情景,这与余光中“与永恒拔河”的隽永风格很不相同。所以1985年余光中从香港回到台湾,1986年梁秉钧从美国回来香港,香港诗风大转,转为提倡朴素、具象的现代派。这从文学奖的评审风格可看出来。
    到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黄灿然来到香港,介绍了很多海外译作。关梦南在《星岛日报》创办“文艺气象”副刊,每日以整版内容介绍文艺内容,黄灿然在此版面做了大量工作。1997年诗人廖伟棠也从大陆来到香港,在旺角的东岸书店做店员,那时书店里有很多大陆诗集,比如张枣、西川的诗集都可以买到。可以说那段时期,香港诗歌又受到很多内地诗歌的影响。
    现在香港诗歌的状况是,没有什么中心人物,但活跃、多元;虽然相对边缘,但情况并没有差到需要大声疾呼的地步。相反,应该说现在的状况好多了。过去我的很多写诗的朋友,连讲演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只能做工,业余时间才关注文学,但现在不少人可以靠创作为生,可以在大学或者中小学授课。此前中国语文与文学课是分家的,认为中学生不怎么需要懂得创作,2000年左右的课程改革开始教授文学创作与欣赏,预科文学考试也将文学创作列入考试内容;以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也不选香港本土的创作内容,现在包括我的作品在内的诗歌都被选中;包括这次国际大型诗歌活动,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诗歌有自己的一条路,它比较看重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对我们而言,你自己生命中宝贵的经验,怎么狠下心去残忍地隔离?有这样的共识,是因为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反思,究竟是否要完全切断诗与读者的联系。现在大家不再喜欢句句跳跃的风格,而是希望读者句句都懂,依然感动。
    所以台湾人大概都不欣赏香港诗,我们也不那么认可台湾诗。而大陆的很多诗人都志存高远,认为要写前人都没有写过的诗,要把失去的几十年快点追回来,要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在这方面,香港很淡然。现在我们看诗只看一个点,就是生活底蕴够不够厚,有没有你爱的人、人的生活在其中。
    于坚:
    (大陆诗人、作家、纪录片导演)
    诗歌从来没有真正主流过,至少在大陆是如此。它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一样,是精神高端,自古以来就是一部边缘的历史。但它因为边缘而不朽,也从不因主流文化的忽视而消失。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诗歌显得相对活跃,那是因为80年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与其说诗歌成为中心,不如说是时代造成的假象。当然今天也有诗人为诗歌的位置感到焦虑,他们认为诗歌既然是精神高端,也应该成为传媒高端。
    其实诗歌的边缘化很正常,在当代中国尤其正常。市场经济发展以来,与人民币没关系的严肃写作与美学都被边缘,不独诗歌如此。而诗歌的边缘,也不是因为诗人高尚,而是写诗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这个状态,想围着人民币转也转不了。
    但我认为即便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诗歌在中国也不会太边缘化。因为汉语本身就是诗歌的语言,运用汉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在今天,国际上最为认可的中国当代文学还是诗歌,如上世纪80年代以北岛、多多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作品,以及今天国际评论界逐渐意识到的新的一代。
    所以今天我们说汉语诗歌的困境,主要是在讨论汉语的困境。汉语本就是指向诗而非指向工具的语言,它不像起源于地中海的西方语言,本为了商贸而产生,需要精确;汉语是用来招魂的语言,语义暧昧,有韵律感,所以中国从古代就被称为是诗国。
    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民族都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已不适宜现代化,不能精确表达,因而进行语言改革。如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就驱除宗教意义在语言上的干涉;比如日本明治维新,首先就是引入平假名,加入现在时、过去时等时态,对语义进行限制。汉语没有经历这样的调整,却以几千年前的古老语言在40年中实现经济起飞,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是在西方,现代化的背后是工具理性与其背后的宗教信仰体系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则仅学习了工具理性层面,精神支柱空乏,因此汉语也就变得贫瘠。这是今天很大的困境。或者说,这并非汉语本身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语言的困境。因此,诸如海德格尔才会做出不懈探寻,重新找出人在工业化时代的位置在哪里。
    如今汉语面对两个选择:是勇往直前继续向工具理性发展,适应现代化更多需求,还是返回到古老的诗意传统中?这是今天面临的最大困境,自然这问题也属于诗人和诗歌。我以为今天汉语写作需要张扬的是汉语的原始神性。海德格尔说,“如若人通过其语言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与召唤之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家中。”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而是存在,汉字就是文明本身。今天的写作,应当意识到汉语是一种最后的拯救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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