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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伊始，对包括北非部分领土、伊比利亚半岛在内的安达鲁斯地区实行了近8个世纪的统治。彼时阿拉伯文明渐入繁荣、成熟之境，其文学更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落地开花，衍生出多种文学创作形式，这些文学创作，加之后来阿拉伯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再度翻译，无疑为日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起到了铺桥引路之功用。《堂吉诃德》或可成为一例明证。反讽无疑是《堂吉诃德》赖以成功的重要元素。它不仅使小说充满了喜剧（或悲喜剧）效果，而且奠定了小说的基本（故事）架构。然而，塞万提斯何以形成这种风格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本文试图以马科斯·缪勒对《五卷书》的研究（《故事的流动》）为例，对《堂吉诃德》的反讽风格的一个可能源头略呈管见。 关 键 词：反讽 《堂吉诃德》 《卡里来和笛木乃》 一 文学流传学派代表人物本菲的《五卷书》西渐研究虽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一直没有引起塞学界的足够重视。迄今为至，笔者尚未看到有人将本菲及本菲之后的流传学思想运用到塞万提斯研究中来。这就势必造成塞万提斯与东方文学这一重要关系研究的学理性的缺失或断裂。 《益世嘉言集》 （古印度故事集） ↓ 《五卷书》 （古印度故事集） ↓ ————————————————— ↓ ↓ 《卡里来和笛木乃》 《卡里来和笛木乃》 （6世纪波斯故事集） （6世纪叙利亚文本） ↓ 《卡里来和笛木乃》 （8世纪阿拉伯故事集） ↓ ————————————————— ↓ ↓ 《卡里来和笛木乃》 《斯蒂凡尼托斯和伊赫尼拉托斯》 （1200年左右希伯来文本） （11世纪希腊文本） ↓ ↓ 《卡里来和笛木乃》 《斯蒂凡尼托和伊赫尼拉托》 （13世纪西班牙文本） （12~13世纪斯拉夫文本） ↓ ↓ 《卡里来和笛木乃》 俄国民间故事等 （13~14世纪拉丁文本） ↓ ———————————————————————————— ↓ ↓ ↓ 法文本 德文本 意大利文本 ↓ 拉封丹[1] 马科斯·缪勒虽然是神话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但他并不排斥流传学派，尤其是对本菲有关《五卷书》西渐的观点表示了充分的包容与尊重。他甚至在《故事的流动》中支持并且补充了本菲的观点，并拿《五卷书》中的一个故事为例，以验证它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流传过程往往既是因袭，也是改造，从而使同一故事具备了不同的色彩。在他看来，这个故事是这样演变的： 一、印度 有个婆罗门，他把乞讨来的一罐粥挂在木楔子上，下面置了张床。他躺在床上望着粥罐幻想起来：要是遇到荒年，这一罐粥可就值钱了，它至少能卖一百钱；用这一百钱能买两只羊，羊再生羊，就变成了一群羊；再用羊换水牛，用水牛换马，用马生马，卖掉之后能换多少金子啊！于是，有钱人家的闺女嫁给了他，还替他生了个儿子；儿子要他抱，他怕烦就躲到里马棚里看书去了。但儿子找来了，他只好招呼太太来管教。太太没听见，他就站起来打儿子，结果一不小心打翻了粥罐。 二、阿拉伯 故事明中的婆罗门变成了修士。修士攒了一罐子油和蜜，幻想着卖掉它们换来第一个第纳尔，用它去买十只母山羊，母山羊再生小羊，这样过不了几年，他就有几百只羊了。然后，再用羊买牛，换地，继而盖豪宅，娶个如花似玉的美妻，生个儿子，儿子不听话，他就用拐杖打。想到这里，修士扬起拐杖，结果不小心打破了罐子。油和蜜撒了他一脸。[2] 三、希腊 有位国王问他的谋士：如果一个人想入非非，结果又会如何？谋士回答说：从前有对夫妇，有一次丈夫对妻子说，我想让你生个儿子，有了儿子，我们就更加幸福了。我们来想一想，看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妻子回说，你想的倒美，简直就像那个满脸奶油蜜糖却一口没吃到的人。听说从前有个乞丐，妻子接着说，床顶上挂着一罐奶油蜂蜜。一天，他幻想高价买了那罐奶油蜂蜜，以便用换来的钱买几羊。羊生羊，五年之后就会有一大群羊。再用羊换牛。这样，用不了几年，他可就发财致富啦。于是他想到，他要建一栋房子，四面镶金嵌银，还要买好多奴隶，并且结婚生子。孩子将由他亲自教育，不勤俭的该打的打，该罚的罚。结果随手操起一根棍子来，不慎打碎了蜜罐，奶油蜂蜜撒了他一脸。 四、德国 有一对夫妇，他们懒惰成性。为了不必每天外出放羊，他们拿仅有的两只山羊换了一箱蜜蜂。蜜蜂非常勤劳，替他们酿了很多蜜。他们把蜂蜜装在一只陶罐里，搁到柜顶上。为了防备小偷和老鼠，他们在床边放了一根木棍，以便躺在床上就可以趋赶小偷和老鼠。夫妇俩不到晌午是不起床的。有一天，丈夫躺在床上对妻子说，听说女人都贪吃，尤其爱吃甜食。我怕你偷吃蜂蜜，不如我们把它买了换只鹅回来吧。鹅能下蛋，而且可以随便放养。妻子说，还是等我们有了孩子再说吧，叫孩子去放鹅……丈夫反诘说，你想的美，现在的孩子哪有这么听话。妻子于是说，他不听话我就用这棍子做家法。她挥舞着木棍，一不小心打碎了蜜罐。 五、法国（拉封丹） 有个村妇叫贝莱特，她头顶一罐牛奶到集市上去卖，一路上想入非非，要用牛奶换来的钱置家业，家业日益扩大，使她过上了富裕生活。她高兴得手舞足蹈，结果头顶的奶罐掉下来，摔了个粉碎。[3] 缪勒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西班牙。由于其与阿拉伯文化的特殊关系，西班牙的拉丁文本应该是在希腊本之前出现的。西班牙本出现了国王和谋士，并将水牛变成了黄牛和奶牛。而且故事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妻子对丈夫的规劝。[4]很显然，希腊本依从的是西班牙本。 这是一个类似于《南柯一梦》或《崂山道士》的寓言故事，其中的讽刺意味和戏谑精神不言自明。它从印度经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传至西班牙，从而在西方衍生出了诸如此类的变体。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将它同《堂吉诃德》联系在一起。 二 虽然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但西班牙和阿拉伯学者却一直认为伊比利亚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首先，后者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结点。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伊比利亚便是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公元8世纪之后西班牙又因为阿拉伯人的入侵而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其次，作为西方穆斯林国家，前西班牙王国科尔多瓦等地早在中世纪中叶就开始大量译介古希腊罗马经典，是谓穆斯林翻译运动，。11世纪以降，卡斯蒂利亚王国又在智者阿方索等基督教新主的领导下重开翻译学校，并结集穆斯林和犹太学者参与古希腊罗马文献和东方经典的翻译工作，是谓新翻译运动。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四大发明相继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传入欧洲。西班牙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并逐渐在光复战争获得主动权。 由于阿尔丰索十世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卡斯蒂利亚风行一时；之后（约14世纪末）又引入了木活字印刷，从而加速了文艺复兴的律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东方译者的劳作大都被岁月的烟尘埋没了。许多作品必得等到近现代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阈。也许正因为如此，阿尔丰索十世时期长期未被多数文史学家视作文艺复兴运动的开端。 从拉丁俗语文学的角度看，西班牙文学更是充满了东方文学基因。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伊比利亚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后。随着著名诗人、学者伊本·阿卜杜·拉比希的西行，伊比利亚很快衍生出了影响深远的彩诗。这些作品一方面用盎然的诗意描绘了安达卢西亚，使得东方的穆斯林心向往之；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安达卢西亚传神的描绘传播了富有地方色彩和充满谐趣的新阿拉伯诗韵。这一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并反过来影响了北非的阿拉伯文学。与此同时，伊本·古太白的《故事源泉》和伊本·阿卜杜·拉比的《罕世璎珞》于9世纪先后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其中《故事源泉》记录了不少逗笑故事，如《向穆罕默德献蜜》、《戏盲人》、《鱼吃爸爸》等都是脍炙人口、充满谐趣的说笑。而《罕世璎珞》则在讲述奇闻轶事的过程中穿插了不少笑话。据说这也是奉了真主的旨意。先知穆罕默德就曾告诫他的追随着要尽量保持幽默并让自己及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也许正因为如此，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讲笑话逐渐演变为一大职业，不少人以此为生。笑话集锦、幽默故事、诙谐段子比比皆是。这显然十分不同于西方传统。总体上说，幽默不是西方传统。荷马、维吉尔、但丁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幽默的影子。古希腊时期，就连喜剧也颇受道统的轻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表现崇高和美；而喜剧则表现丑陋，几乎是下里巴人的把戏。 然而，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影响一直未被纳入西班牙文学史，也灭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们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却有目共睹，无处不在。 此外，公元8至10世纪，入侵南欧的摩尔人在伍麦叶王子们的感召下致力于把包括阿拉伯文学在内的东方经典翻译成拉丁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其中就有《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零一夜》。 以塞万提斯的涉猎之广泛，他不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作品。塞万提斯在《〈训诫小说集〉序言》中写道：“我还明白，自己是第一个用西班牙语写小说的人。现在印出来的许多西班牙语小说都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而这些作品却是我自己创作的，既非模仿，也非剽窃……”[5]言下之意，流浪汉小说不是小说，而更早的《卢卡诺尔伯爵》却是对别人的“模仿”。《卢卡诺尔伯爵》显然受到了《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影响。无论是它的形式（伯爵和谋士的问答）还是内容（大多为寓言故事）都明显雷同于《卡里来和笛木乃》，许多地方甚至如出一辙（其诙谐的风格和诸如《三个撒谎的织布匠》、《强悍的妇人》——前者在安徒生笔下演化成了《皇帝的新装》，后者则为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提供素材和灵感——等明显带有《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气息）。因此，塞万提斯的话不是无的放矢，它是有针对性的。 之前，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就曾在第一部第九章中突然改变叙事者，用第一人称戏言道：“有一天，我正在托莱多[6]的阿尔纳集市上走着，看见一个男孩挨近一个丝绸商人，向他兜售一堆手稿和旧抄本。我这人有读书的嗜好，连大街上的破纸片都不会放过。正是出于这种癖好，我顺手从男孩手里接过一个手抄本，一看竟是阿拉伯文。我虽然知道它是阿拉伯文，但不懂它写的是什么，便四处张望，想就近找个懂西班牙语的摩尔人帮我解读一下。找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太难，即使是更古老、更典雅的语言也有人能译。反正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向他表明了意思，并把手抄本交给到了他的手里。他从中间翻开，浏览了一下就笑出声来。我问他笑什么呢，他说是在笑一段旁批。我让他翻给我听听，他边笑边说：‘我不是说了吗，这书页上旁批说：故事里屡屡提到的这位杜尔西内娅·德尔·索博托，据说能腌一手好猪肉，整个拉曼恰地区的女人都不及她。’听到杜尔西内娅·德尔·索博托的名字，我顿时惊呆了。我立即想到，那抄本里写的正是堂吉诃德的故事。这么一琢磨，我便忙不迭催他从头译起。他按我的要求顺口把阿拉伯语译成了西班牙语，结果是这么说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的传记，由阿拉伯史学家熙德·哈梅特·贝南赫里创作。’一听到这个书名，就甭提我有多高兴了。但我却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后从丝绸商手里夺下了这笔买卖，花了半个雷亚尔收购了小男孩的受有手稿和抄本。那孩子终究不够精明，否则早该看出我迫不及待的样子了。他满可以讨讨价，至少要上六个雷亚尔。我急忙带着摩尔人离开了集市，跑进大教堂，求他把所有关于堂吉诃德的抄本都帮我译成卡斯蒂利亚语……” 这不是很有趣吗？它印证了丹埃尔·雨埃在《小说起源》中所说的“小说源自东方”的观点，同时也间接地印证了笔者对于《堂吉诃德》和《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联想。 更为重要的是，《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讽刺意味和戏谑精神同《堂吉诃德》具有近乎“通感”的灵犀。倘使没有《卡里来和笛木乃》在西班牙的移译和流传，那么塞万提斯的讽刺和戏谑倒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最佳佐证了，但问题是在他之前西班牙明明已经引进了这些东方故事。因此，说《堂吉诃德》受到了《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影响，当非无稽之谈。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两者的关系，但其中的讽刺意味和戏谑精神或可成为进一步探讨塞万提斯反讽的重要起点。何况在塞万提斯之前，没有哪一种西方作品具有如此强烈的反讽精神，而堂吉诃德与骑士小说的关系，恰恰建立在这种反讽之上。 无庸讳言，有关《堂吉诃德》反讽精神的研究浩如烟海，但它们始终没有在其源头上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那么，塞万提斯何以采用诸如此类的反讽方法而非别的？《卡里来和笛木乃》等东方文学或可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 西班牙塞学家梅嫩德斯·伊·佩拉约曾经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某些奇谈怪论中，塞万提斯被顶礼膜拜。其中最可笑的是有人对他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或任意或机械，或直白或隐晦，挖空心思地从科学或哲学的高度将种种奇特的思想赋予给了塞万提斯，从而将《堂吉诃德》变成了最纯粹、最丰富、最牛皮的百科全书。而事实上，塞万提斯的思想，如果称得上科学，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姑妄言之，充其量不会超越16世纪西班牙文化的水平，甚至根本无法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塞万提斯已经名满全球，没有必要再为他涂金添彩。把他当作伟大的作家或伟大的诗人（这没啥差别）就足够了。再则，单纯的文学批评将丝毫不会减损塞万提斯的光辉。相反，那些隐喻的、象征的、神秘的探究对他却可能是一种丑化。”“那些所谓的研究错就错在一味地要将塞万提斯的伟大归功于其他才学，而非艺术（也许在他们看来艺术是最不足道的）。他们拜塞万提斯为神学家、法学家、医学家、地理学家，谁知道还有什么家。他们确实拥有各种各样的才艺和技术，却无视美的存在。他们的阅读仿佛是强按牛头饮水。一生中或许从来没有真正欣赏过一部伟大而不朽的文学作品。他们对美视而不见，更无从感受审美的愉悦。他们迫于阅读所享受的普遍而崇高的声誉，勉强为之，却一辈子都不会真正去欣赏。于是，那些不朽的杰作被纳入了他们的理智。即便他们不那么骄傲，即便他们也会用人类惯有的品行和道理去加以评判，却永远无法理解的艺术作品赖以存在的惟一理由，那便是艺术作品的完美程度。于是，他们只好对此避而不谈。”[7]梅嫩德斯·伊·佩拉约认为，除了欣赏，相对科学、公允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还原，即真正的实证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他的做法与流传学派不谋而合。 本世纪初，梅嫩德斯·伊·佩拉约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塞万提斯探源工作（见《塞万提斯研究》之《塞万提斯的文学渊源》），找到了塞万提斯的主要文学由来，包括桑丘的可能原型。然而，梅嫩德斯·伊·佩拉约的钩沉索隐仅仅局限于西方文学和西方传统，而且堂吉诃德的原型也仍然只是阿马狄斯等骑士类人物。至于塞万提斯何以用这种反讽的手法“模仿”骑士小说，梅嫩德斯·德·佩拉约同样也是讳莫如深。倒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博尔赫斯在《〈吉诃德〉的部分魔术》一文中写道：“令人惊奇的是，第九章开头说《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全然是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塞万提斯在托莱多的市场上买到手稿，并雇了个摩尔人将它翻译出来。他把摩尔人请到家里，住了一个半月，终于译完了手稿。这使我们想到了卡莱尔，他伪托《成衣匠的改制》是德国出版的迪奥金尼斯·丢弗斯德 一如《红楼梦》是《西厢记》、《牡丹亭》、《娇红记》等中国古典文学的推延，《堂吉诃德》何尝不可以是《卡里来和笛木乃》及《阿马迪斯》等东西方古典文学的推延？塞万提斯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他写道：堂吉诃德闲来无事，读骑士小说入了迷，终于走火入魔，要效法骑士去行侠仗义……做骑士梦得堂吉诃德不是很像那个故事中做尽发财梦的印度婆罗门或阿拉伯教士吗？如果像西方演绎的多数情况那样，再把农夫（或教士）的棍子变成长矛，让他在梦中肆意挥舞，不就更像堂吉诃德了吗？而塞万提斯不正是假托阿拉伯人、为我们推延“神书”、给我们这些老老小小的做梦人讲做梦故事的那个谋士或妻子吗？ [1] 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 [2] 又译《凯里来与迪木奈》（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本）或《卡里莱和笛木乃》，本文选自后者，林兴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3] 参见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 [4]《卡里来和笛木乃》（Calila y Dimna），马德里：阿良萨（Alianza）出版社，2008年版第8章。 [5] 转引自《塞万提斯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5页。 [6] 请注意，托莱多恰恰是中世纪阿拉伯、希伯来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其于11世纪创办的翻译学院闻名遐迩。 [7] 梅嫩德斯·伊·佩拉约：《美学思想史》第1卷，马德里，高科委出版，1974年，第742至743页。 [8]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第2卷，布宜诺斯艾利斯，埃梅塞出版社1960年版，第46至4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