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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米歇尔·福柯1983年发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文为解读对象，试图说明对福柯而言“形式主义”的觉醒是20世纪知识界非常重要的具有翻转意义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可以理解福柯为何要将法国结构主义以及20世纪的音乐、文学、建筑、政治、历史甚至革命都纳入到形式主义的潮流中来思考。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ll try to illustrate for Michel Foucault, the rise of Formal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20th century after reading closely on Foucault’s interview named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published in 1983. Based on this, we can understand why Foucault wants to rethink and reflect French structuralism and music,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politics, history and revolution and so on in the rise of Formalism. 关键词：福柯 形式主义 知识型 Keywords: Michel Foucault Formalism Episteme 在1983年发表的题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福柯访谈录中，福柯很想彻底谈一谈对他而言，对20世纪而言非常重要的形式主义的历史和问题，但是，记者好像对此不感兴趣，他通过尼采等其他话题打断了福柯展开叙述的欲望。然而，如果我们现在从知识论和知识型的意义重述福柯所说的20世纪的翻转和革命的话，将会对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时，从“形式”到文化，综合分析“形式”对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承担大有好处。这也为文学经验能够与政治、历史、文化分析结合提供了合理性的基础。 以赛亚·柏林在评论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这样肯定了浪漫主义对近代史的意义：“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①]更为关键的是柏林强调这种历史的大的转型和背景构成了思想史等一切时代意识的视角、平台和可言说的通道：“不仅是思想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②]广而言之，如果我们说每个世纪都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改变了世纪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的可视性平台的话，那么如福柯所说，20世纪“广义的形式主义”显然对我们具有根本的意义，而这一点本身也与浪漫主义有联系。 首先我们应在一种知识领域的体系和整体的关系中思考“形式主义”的问题，这一点正是福柯所关注的。福柯是这样一个哲学家，他的老师唐·皮埃罗这样总结他：  我把我认识的学哲学的年轻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哲学于他们永远是好奇的对象。他们向往认识宏大的体系、伟大的著作；而另一类，哲学于他们更多的是关心个体，关心生命的问题。笛卡尔代表第一类，帕斯卡尔代表第二类。福柯属于第一类。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充满智慧的好奇心。[③] 福柯认为影响我们至今的大的体系或者历史的整体意识是，我们到今天还应该不断思考形式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问题。这里的形式主义不仅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或者结构主义等，而是弥漫整个20世纪历史、政治、经济、文学、文化、艺术、音乐、绘画、建筑等所有知识领域的整个思想领域基底的形态。语言不仅在表达主体，更在建造和建构主体，形式作为一种内在机制不仅被动表达，更主动建造适合它的艺术主体、文化主体、文学主体甚至政治主体、革命主体。阅读福柯，以前我们都很少关注“经验形式”的历史性这一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才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跟20世纪整个思维的翻转有关，即形式和语言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生产主体，为主体设限并驯服主体。 其次，福柯从未否定结构主义，甚至很仰仗结构主义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但是他认为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不同的地方即是将结构主义曾经放逐的主体再度以新的方式救赎回来了。福柯是在更广的意义上重新思考形式与主体的相互关系。要理解福柯的“形式”思想，首先得理解“机器”一词，福柯将语言等形式都比喻为“机器”，当然该词翻译也颇为困难，但是“机器”一词即英语的apparatus或者法语的dispositif有着非常复杂的西方哲学史含义，而且涉及宗教问题。就这一词的历史渊源与当下含义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吉尔乔·阿甘本曾做过考古。[④]在这里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简单说明“机器”或者“形式”对20世纪翻转的意义：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机器，那么我们可以想想仅仅是我们在操作机器还是说机器也在生产我们的生存方式，答案是机器必然生产产品，也生产我们的存在方式，与“机器”类比，语言或者形式曾被认为是一种“机器”，即如果语言和形式是工具，也就是说是机器，那么它必然生产我们这些使用工具的人。 福柯认为20世纪的根本即在于此，也就是“形式”以新的模式或者形式复活，并在斗争中展示了它对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这一点也说明了福柯对尼采哲学的继承，简而言之形式与质料或者说内容在历史中肯定是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斗争，不断证明它们各自在知识和认识领域的意义，而20世纪显然“形式”在斗争中再度复活，并进入到了思想史的显在地位而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因而，语言和形式的“表征”（representation）能力和条件成为整个思想和文化史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如果此前，当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时，它的工具论价值使得它表明了思想与思想的表述形式之间没有“中介”、“歪曲”，是透明的，但是现在这个透明性消失了，所以困扰20世纪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问题就是“表征”和“代表”的合法性和条件的问题。当然这一点我们无论是读福柯还是德里达都能看到，德里达批判“文字”高于语音这个问题时就说过语言的“恶”在于它对主体的驯服性，这也间接说明了语言和形式在20世纪的主体和本体地位的复苏。 我们前文已经强调过福柯这里的“形式主义”特指构成20世纪学术研究主题之一的一个广阔的思潮，而不仅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或者是结构主义这种具体的流派，福柯讨论的是思想基底的一种活动方式。在福柯那里，形式表征了一个时代的各种认识论标准，形式又以一种物质形态聚合着杂乱无章的事件内容，赋予它们某种可视的形态。这样，福柯既解构了形式与内容二分的传统论点：内容高于形式；又可以区分“形式”与语言。对福柯而言语言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机制和“机器”，而“形式”则是更广泛的一种新的可操作和可分析的研究对象。广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福柯所做的研究是形式建制的“考古学”。 最后，我们来细读一下福柯的访谈原文。在1983《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这篇福柯访谈录中，福柯不断重复说：“我愿意重新讲述一次形式主义的历史，把法国的结构主义这个小插曲（这个插曲相对而言比较短，并伴随着各种扩散开的形式）放进20世纪形式主义的广阔现象之中，我认为它在自己的类别中同浪漫主义或者同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一样重要。”[⑤]我们很少看见当代哲学如何反思20世纪这个广阔的形式主义现象的，对福柯而言，形式主义同19世纪的浪漫主义或者实证主义一样重要。福柯让我们看到浪漫主义是如何从根本上塑造了19世纪初期人们对世界、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想象体系的，这种塑造结果最终变成一种生存的方式和主体认同方式以至于我们在几乎所有当时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言词中都能看到一种对最高理想的追求，如黑格尔等。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与浪漫主义也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也有着浪漫主义的政治追求。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构成了19世纪人们的生活和认识得以形式化的形式。而实证主义对于19世纪的重要性也是如此，某种对“理性”、“认知”和“知识”界限的思考才是实证主义的内在蕴涵。到了20世纪，福柯认为“形式主义”这个思潮构成了很重要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而可见的方式，构成了很重要的科学、哲学、艺术得以形式化的方式。 福柯对20世纪形式主义的描绘是遍及社会各领域的，而不仅是我们所意识到的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主义研究，应该说文学艺术领域只是形式主义研究集中而明显表现出来的领域。而在思想底下，形式主义构成了20世纪历史的重要因素。福柯说： 我本人认为有意思的——如果有空我很想做——也许是去研究什么是形式思想，什么是贯穿20世纪西方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⑥]就形式主义，福柯从艺术到文学到建筑等日常生活方式说道：“当人们考虑到形式主义在绘画、在音乐的形式研究上的不同寻常的命运，当人们想到形式主义在民俗和传说的分析以及在建筑上的重要性，想到它的应用，想到理论思维的某些形式，那么，可以肯定，形式主义从总体上说很可能是20世纪欧洲最强大、最多样化的思潮之一。[⑦] 形式主义是如何改变和颠倒了旧有的艺术观，改变了当代的艺术创作观我们现在都很明白了。简而言之，如果说“模仿论”和“表现说”几乎涵盖了19世纪及以前最重要的艺术观的话，那么，在这个传统的意义上，艺术的自由在形式主义者的研究中指向了艺术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来自于创造艺术的媒介本身的物质展示，如语言、线条、颜料、旋律等，而不是所模仿、所表现的对象，艺术开始了自我指涉、自我表现，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觉。所谓的艺术“本体论”与这样的形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形式才是艺术的根本，而不是那些质料。然而，不仅在艺术领域，在建筑上形式主义也彻底改变了当代建筑观。更不止于此的是形式主义介入到了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就形式主义而言，我同样相信，应当注意它同社会状况甚至政治运动的经常联系，这种联系每一次都既明确又有意思。……二战前欧洲原有的形式主义传统正在复活，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欧出现了人们所说的结构主义，也就是说——我相信如此——出现了形式主义探索的新形式和新模式。”[⑧]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形式主义与俄国革命是相关的，而在捷克，人们从语言学转向中吸取了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力量。福柯也同时在20世纪的形式主义大潮中定义了结构主义，认为它是形式主义的新形式和新模式。就艺术的形式主义与政治思想和运动的结合，福柯总结道：“形式主义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普遍地同政治运动——应当说是左派批判运动——紧密联系，甚至在某些革命环境中也是如此。”[⑨]例如当时马克思主义与艺术形式主义相结合，就使得“艺术上理论上的形式主义成为一种激烈的批判，这在1930年以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于是，这种在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参照之间的游戏形成为一个空间”[⑩]，这种空间就是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成某种新的批判模式的空间。福柯认为，这种空间后来在法国为大学生运动所运用。但是，有趣的是他们为了反教条却以极端教条的口号作为自己的参照。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形式主义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此得到呈现。这就是福柯所理解的非常重要的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这个思潮卷入了艺术、思想、政治和社会运动等各领域，成为行动的内在力量、逻辑。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也可以反过来从文本形式中阅读出整个世纪的历史、文化、民族、阶级、性别和政治身份认同信息呢？ 当然我们不否定流行于福柯时代的“形式”研究作为一种知识模式和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经常是通过对音乐和艺术的形式的经验感受而对福柯起作用并且改变了他对意义与形式关系看法的，这一点就是： 在那个时代，意义、经历、肉欲、原始经验、主观内容或社会意义享有特权，与布雷和音乐的相遇意味着从非同寻常的角度看待二十世纪：这是围绕形式进行持久争论的世纪；这意味着要重新了解通过音乐、绘画、建筑、哲学、语言学、神话学在俄国、德国、奥地利、中欧对形式的研究如何向古老的问题挑战，并给思维方式带来冲击。[11] 所以对福柯而言，他的思想资源中音乐，那些布朗肖等人的文学以及其他艺术是必不可少的：“音乐使福柯与他在那时仍欣然接受的文化价值发生断裂，它对福柯就像插座上的断电装置，使福柯得以摆脱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音乐和尼采的作品对他产生同样重要的影响。”[12]福柯不是在意义、经历、肉欲、原始经验、主观内容或社会意义上类同于时代的内部研究，而是在对形式的自觉，在对形式的经验史进行考量——艰难的考量中将思考的触角触向了“域外”和外部。也为哲学中这种新方法的全面引入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同时这种形式史的研究使得经验只是在一种具体形式下的经验，使得意义与内容不再具有唯一真理的地位。 [①] 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②] 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0页。 [③]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④] 参见张锦：《福柯的“机器”“语言与非语言的各种异质因素的关联》，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动态。 [⑤]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486页。 [⑥]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杜小真选编《福柯集》，第484页。 [⑦]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杜小真选编《福柯集》，第484页。 [⑧]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杜小真选编《福柯集》，第484-485页。 [⑨]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杜小真选编《福柯集》，第485-486页。 [⑩]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杜小真选编《福柯集》，第486页。 [11]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第82页。 [12]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第82-8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