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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经历过一系列波折之后，海纳·米勒和保加利亚女演员吉因卡·楚罗柯娃终于结为夫妇。婚后他们几乎每年都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度假。就是在那些度假的日子里，在一个远离民主德国的陌生环境中，海纳·米勒产生了创作一个《哈姆雷特》改写本的最初冲动，并且开始在一个个保加利亚出产的笔记本上为这个尚处于构思阶段的剧本做笔记、写提纲。 最先出现在这些笔记和大纲之中的，是这样一些人名：柯斯托夫，莱伊克，斯兰斯基，季米特洛夫，那多是一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清洗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虽说斯大林逝世后他们陆续得到了平反，但当初他们几乎都是在被剥夺了为自己申诉的权力、被处以极刑，然后匆匆处决掉的。在海纳·米勒的笔记里，曾出现过“布达佩斯的哈姆雷特”这样的提法，米勒说他要把他的哈姆雷特写成是柯斯托夫、莱伊克和斯兰斯基的儿子，也就是说，数百年前发生在北欧那个阴沉的弑君篡位故事将成为现在这个故事的背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回顾和反思一九四五年以后东欧的历史，将是这个剧本应该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 与此相关的事件还包括：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同一年稍后几个月发生的东柏林工人暴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几乎全部直接出现在海纳·米勒的笔记手稿之中，可以说它们构成了米勒未来那个剧本最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决定着它的品质，一种庞杂而尖锐，充满了政治哲学意味的品质，成为米勒考察民主德国乃至整个东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和历史的着眼点。 在构思剧本的那些时间里，海纳·米勒还不时将目光从他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抬起来，投射向欧洲的另外一半，甚至投射向遥远的美国。毫无疑问，仅仅将东欧作为他这个剧本思考和表现的对象是不够的，他要考察的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他要反思的是理性主义的传统及其形成数百年来的结果。于是在哈姆雷特的线索之外他为他未来的剧本设置了另一条线索，奥菲丽亚的线索。那是与哈姆雷特所代表的男权世界相对应的女性世界的线索，与东欧相对应的整个欧洲甚至西方的线索，与主流相对应的边缘的线索，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反理性的线索。海纳·米勒把他当时非常关注的一系列事件牵连到这条线索上：西德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女头领乌尔利克·迈因霍夫把自己的家砸毁的事件，美国邪教杀人案女杀手阿特金斯等人杀害美国著名影星事件，德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罗莎·卢森堡被害事件，等等，让那些事件里的女性中心人物成为奥菲丽亚的不同变体，成为女性世界反抗男权世界的标志性人物，让整个这条线索成为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边缘，成为与动荡的东欧相对应且同样喧嚣不宁的西方世界的影子。 作为一个集大成的剧本（米勒在构思这个剧本之初无疑曾经想把它写成一部有着史诗般恢宏气势的总体戏剧作品），米勒还把一些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现实生活里一向得到他关注的人物，纳入到他对于剧本的总体构思之中，现实中的人物比如晚年杀妻的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被乱棍暴打致死的意大利作家帕索里尼，二战初期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自杀身亡的本雅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比如弑君篡位的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用利斧砍死高利贷者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奸佞邪恶的弑君篡位者理查三世，希腊神话中为报父仇而杀母的厄勒克特拉，十月革命之后四处流亡身心俱损的日瓦戈医生等等。 至此，米勒为创作这个剧本准备的素材显得庞杂无比，他想要通过这个剧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似乎也博大精深，总之这些笔记显露出了米勒倾注在这个剧本里的巨大的文学野心。按照米勒在《没有战役的战争：生活在两种专制体制下》里的说法，他曾经打算把这个剧本写成一个长达两百页的鸿篇巨制，如此看来它在米勒的构思里应该是一部总体戏剧，应该杂糅着多种风格，涉及到一系列尖锐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米勒和瑞典籍德语作家彼得·魏斯曾经是好朋友。魏斯六十年代末轰动一时的剧本《马拉/萨德》以其规模的宏大，多种风格的杂糅、华丽的形式感，还有它在当代戏剧史上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应该给米勒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是否曾经有创作一部像《马拉/萨德》那样的剧本的打算，甚至在内容的庞杂，形式的繁复，思想的深刻和尖锐，乃至于在剧作法和文学的隐喻性等诸多方面都超过《马拉/萨德》？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但处在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米勒在内心之中仍然存着为当代历史撰写史诗的诉求，仍然想创造一个有原型，有巨大的隐喻系统，有对整个人类理性主义传统进行反思的全景式的戏剧作品，却是显而易见的。《哈姆雷特机器》最初正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构思的，当然，那时候它还不叫《哈姆雷特机器》，和那个最终成形时只有九页三千字的剧本还有着天壤之别。 作者：焦 洱 本文原载《世界文学》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