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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纳·米勒在他的自传《没有战役的战争：生活在两种专制体制下》里的说法，他最初对莎士比亚发生兴趣，继而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当时他读的就是《哈姆雷特》。他说他“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把《哈姆雷特》读了一遍又一遍”，说那样“去看一部优秀作品，在某个特定时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不求甚解能让人得到更多，能让你有种更上一层楼的满足感。” 在几年以后开始、贯穿着几乎整个民主德国历史的戏剧创作生涯里，海纳·米勒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一直念念不忘。他从观察和表现历史的方法、剧作法、理解日尔曼民族性格等诸多角度去研究、翻译、改写和执导莎士比亚戏剧，甚至“把莎士比亚当成布莱希特的解药”，用莎士比亚的复杂和阴沉去对抗布莱希特的简单和肤浅，取得了诸如翻译《皆大欢喜》和《哈姆雷特》，改写《麦克白》、《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哈姆雷特》，导演《麦克白》和《哈姆雷特》等一系列舞台成果。当然，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言说的，还是他对《哈姆雷特》的改写，也就是他的《哈姆雷特机器》。 在一九八一年的一次采访中米勒这样谈到他的《哈姆雷特机器》：“在我从事戏剧创作时，我首先思考的是摧毁事物。三十年来，我在思想上确实一直对哈姆雷特着迷，所以我想通过写一个短剧——《哈姆雷特机器》——来摧毁他。”“摧毁”可以看成是海纳·米勒改写《哈姆雷特》的一个基本态度：他要通过他的改写本摧毁的，是贯穿在那个血腥故事背后“承受命运打击——痛苦地延宕——勇于承担历史使命”这样一种启蒙人物的发展脉络，是隐藏在《哈姆雷特》背后的那种“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历史叙事，他要从根本上颠覆哈姆雷特散发着理性主义光辉的人物形象，继而通过自己的哈姆雷特来讨论人类二十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 强化哈姆雷特在突然承受命运打击和接下来痛苦、延宕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将其放大，从而中断“承受命运打击——痛苦地延宕——勇于承担历史使命”这样一个人物发展的脉络，把一个逐渐丰富起来的艺术形象变成一种状态，变成一个符号，让哈姆雷特的精神疾患大爆发，始终停留在痛苦继而癫狂的阶段里，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一个病例，成为一个恋母、窥视、癫狂、女性化、异装癖的“病人”，是海纳·米勒摧毁传统的哈姆雷特形象最有效的方法。 在第一个场景里，哈姆雷特不仅目睹继而帮助他的叔叔占有他的母后（他的台词是：我应该扶你一把么叔叔把你的腿压在妈妈身上），而且竟然“在他的……父亲的，那不可见的踪迹之中占有”了他的母后。对哈姆雷特心理和精神状况的病理性阅读，以往只是个别地存在于某些人（比如弗洛伊德，比如托·斯·艾略特）大胆的想象和分析之中，在海纳·米勒的哈姆雷特的独白里终成事实：哈姆雷特扮演了一回自己的父亲和继父，强奸了自己的母亲。至此，一个传统的为父报仇雪耻的故事，一个犹豫、软弱的男人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逐步成长，终于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铲除奸佞匡扶正义的故事，变成了疯狂恋母乃至悖谬人伦强奸母亲的故事。 到了剧本的第三个场景，也就是《哈姆雷特机器》的中心场景，米勒的哈姆雷特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愿望——面对奥菲丽亚的问题“你想吃我的心吗”，哈姆雷特的回答是“我想成为一个女人”。想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不想作男人，不想作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的男人，放弃男人在智力、体力、理性诸方面优越于女性的基本判断，不想再“吃女人的心”、放弃奴役女人的优越地位（她们和一切弱者一样，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的牺牲品，是历史使命承担者的对立面：饶舌的波洛涅斯，鲁莽的雷欧提斯，由于无知、由于仍然受到情欲的摆布难以自持而成为帮凶的王后，伤心过度的奥菲丽亚，谄媚的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吞，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扩大到《哈姆雷特》之外：柯斯托夫、莱伊克、斯兰斯基、拉斯柯尔尼科夫斧头之下的女高利贷者、日瓦戈医生，等等），不再成为启蒙主义历史叙述中的一个符码，放弃理性主义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总而言之做出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完全相悖的姿态，一种疯子的姿态，变态者的姿态，乱伦者的姿态，这才是米勒的哈姆雷特，一个“被撕破”、“只剩骨架”、去掉了“表层和血肉”的哈姆雷特，一个不再是启蒙运动的代言者的哈姆雷特。 值得注意的是，米勒的哈姆雷特是在坟墓里的哲学家们将他们的书抛向他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的，其指涉非常明显：他拒绝那些哲学家对哈姆雷特的解释，拒绝他们对历史的描述，拒绝那些书本所代表的理性。 改写到这种程度在海纳·米勒看来仍嫌不够，于是他不仅在《哈姆雷特机器》的第四个场景里让哈姆雷特的扮演者脱下戏装，摘下面具，彻底打破戏剧的假定性，公然宣称“我不是哈姆雷特。我不再扮演任何角色。我的台词不用我再说了。我的思想吸干了那些形象的血液。我的戏不再演出了。”而且让哈姆雷特的扮演者以演员的身份参与到现实的一场动乱之中，轮流扮演镇压者和被镇压者，通过他那双摘掉了启蒙运动有色眼镜的普通人的眼睛，观察处于极端情境之中和他同样普通的人们，深入他们的心灵，发现他们处于理性主义宏大叙事之外的人的价值和平凡的情感。 至此，经过海纳·米勒一步步祛魅，哈姆雷特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终于被彻底摧毁了。他在《哈姆雷特》那场大戏的结尾处为理性秩序的归位而大开杀戒，包括他自己慨然赴死，终于在《哈姆雷特机器》里被一场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屠杀、自己对自己的屠杀所取代，不仅完全丧失了人为规定的意义，失去了理性主义的光辉，而且凸显出了暴虐和非理性的本来面目。 作者：焦 洱 本文原载《世界文学》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