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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美学论稿》 吴士余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二○○六年八月版 一般来说，读者对小说感兴趣，大多为它的曲折而迷人的情节所吸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故事性强。而这一点在理论家那里却被称作“叙事艺术”。理论家异于普通读者之处,是他在阅读小说时所具有的较多的理性,或者说是从对小说艺术世界的感性认识中，领悟到了它所蕴藏在文本中的思想真谛。结合个人的审美体验，他们把这种理性的思想领悟阐述于世人,就比普通读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体认也更深刻，更系统化、条理化了，乃至形成了“小说美学”。 近读《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我就有这样的感受：作者吴士余先生不愧是一位小说的理论家。他在这本书中向读者倾诉了自己阅读小说的思想领悟。这种思想领悟在“小说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小说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化。文化是小说的根，也是小说的魂。它是民族思想和精神的载体。吴先生的小说美学正是从文化这一点上切入的，我认为也正是抓住了小说的实质和根本。无论在全书的“内容提要”中还是在结构的安排上,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这番苦心。他反复强调，一切小说文本的研究，都应该“纳入中国本土文化场与中西文化冲撞的生态环境之中，在论证小说思维与中国文化思维图式的同构关系、审度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民族特质的基础上，分析、实证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及现代文化思维的导引而产生、衍变的小说思维形态和叙事模式”,唯有这样，才能“为探索中国小说美学拓展新的理论空间”。正是他有如此自觉的认识，才使《论稿》的起点不凡，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 文化是有传统的，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中也融会了小说的涓涓细流。“小说美学”的思考基点只有立足于此，才会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看来吴先生深谙这一点，《论稿》在第一辑中即开门见山，论述了儒文化、佛文化（包括禅宗文化）以及中国哲学文化和戏剧、诗学等其它文学文化对小说的产生、发展、嬗变等等的影响。我国文化的历史延伸给小说的发展注入了不同的历史、哲学意识，这是小说美学旺盛之生命力的关键。例如，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以描写人的命运、刻画人物艺术形象为指归的。而要在作品中生动地创造各种鲜明性格的人物，不可能离开这些人物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大背景。时代的风云在人身上烙下的印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抹去的，更何况创造小说的作家也是人，同样受到诸种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想的制约。因此，把小说和传统文化挂钩，探究两者之间的异同，不失为是窥视小说美学的一条捷径。《论稿》走在这条捷径上，自然采摘到了不少芬芳之果。如禅宗文化对小说思维的渗透和同化建构，是以往的小说美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到的一个学术命题。而吴先生却敏感地注意到了，并且作了认真的探讨。他抓住了当代小说在“新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些新的特征：意识的流动、意象的变幻等等，联系禅宗文化,作了全新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 就我所见的中国小说美学研究类论著,其论述的对象基本上是古代小说,很少有人把古代和当代的小说结合起来研究。这种人为的割裂正是学院制要求的细致的专业分工所带来的结果。细则细矣,然而只把眼光盯在一个“点”上,却也很难显示出宏观的全局思维。所以近来学界强调文学研究的“古今演变”，重视小说发展嬗变的探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找文学前进的规律。从这一点上说，《论稿》也有先见之明。四辑论文中,论述当代小说的有两辑，基本上占了全书的一半。仅从这篇幅上来看,也可见作者对它的重视。其实，小说美学从根本上来说，古今是相通的。打开古今演变的通道，更容易发现它的发展规律。 《论稿》中的论文完成于不同的时期，针对时弊的现实性很强，而且又有鲜活的生命力。全书用文化统领,倒也是神来之笔。相对说来,在系统的梳理上却也浮现了不甚完整和严密的痕迹。从《再版后记》来看，作者曾从不同层面补入了几篇论文，以求弥补旧著遗留下的一些空白。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看,似乎还有可以改进之处。例如，第一辑在阐述“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的思考”时，说到了儒文化和佛文化，而丝毫没有提及道教文化。因为我国道教文化对小说的影响之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而作者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察之处。其它诸如说到海派文化,是以地域文化而言的,戏剧文化和诗学文化等等,又是从文学文体角度提出的,而中和文化则又是从传统文化的特质层面来说的，选题似乎缺乏一种内在的逻辑，况且又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虞。 瑕不掩瑜，《中国小说美学论稿》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书。 中国小说美学研究新路径 方汉文 《文学报》 2006年12月 20世纪末期至今，世界小说理论甚至叙事学理论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传统理论模式并不是十分有利，叙事理论舞台可谓鏖战激烈，精彩纷呈。加拿大弗莱(No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等著作中提出的神话原型模式为西方叙事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构架，从希腊神话、圣经到乔伊斯的小说，无不被囊括于巨大的“西方文化链条”之中，世代相传的主题反复出现，如同四季交替一样自然，环流枢中，重演不倦。以这种观念来看，《达·芬奇密码》与《哈利·波特》等小说不过是古老的金杯与魔戒故事的新版本而已，是亚瑟王传奇的当代延续，全部文学史成为一种神话主题的重演。与此相反，另一种理论则完全不同，被拉康和德里达们解构了的小说理论中，现代小说不过是符号的追逐，叙事结构完全被解构，成为一种“漂流”的过程，种种叙事新理论冲击着固守新批评传统的英美文学，永无宁日。 西方语境如此，中国小说理论如何？ 吴士余先生的《中国小说美学论稿》在此时出版，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美学理论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小说之有理论并且是美学理论，对于中国学术并非没有新鲜感。西方文学理论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开端，但这里的诗是史诗，西方诗学研究的中心是悲剧与史诗，这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不同的。中国文学理论历经多变，自先秦诸子到汉儒，以论“文”为主，唐代以后，诗歌理论兴盛，如闻一多言，有所谓“诗唐”之说，文艺理论成为一种价真货实的“诗学”——以抒情诗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明清以后，叙事文体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才逐渐上升，但是未可讳言:叙事学与小说美学的研究毕竟是20世纪中后期才真正成为有影响的学科。鉴于这种短促的历史，又有如上所说西方理论的世界性中心地位，中国小说美学能不能建立起世界性的但又是民族的理论模式，确实未可乐观。 这本近40万言的专著却正是将建立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观念为目标，这一宏大话语的实现途径何在？ 笔者以为，本书所选择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模式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同一性，以此作为中国小说叙事话语语境与模式的建构之理论中枢，这一深刻而独到的理论视域，并且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在理论话语的喧嚣与骚动中，以其理性的冷峻与明晰，以历史维度的深厚与凝重，以现实模式的规范与形态，如作者所说，终成一家之言。 先说这文化思维。吴士余先生从美学层次来验证与归纳这一经验，上升到审美与认知的高度，提取精华，呈现出它的艺术丰富性，为它制定了纲领与总目，他认为: 儒学以伦理为体位的文化建构奠定了中国小说注重道德伦教化的主体思维图式。由此促成了中国小说对文学功利性的热衷和偏执。若对小说思维的历史形态作一深层的剖析，可以发现，其思维的内核乃贯注着“中和”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和为美”的审美理想。 这里，笔者特别要强调，作者多年理论修养所形成的严谨形诸笔端，一个结论、甚至一个词，无不精确而传神，充分显示了多年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的深厚功底，这种功底在当代学者中已经并不多见。书中从文化思维延伸到其物化形态——小说叙事模式，从而进入民族文学传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如同一条巨大河流的无数细小支流，如同一棵大树的枝桠与叶脉，密密麻麻地分布开来，更为突出的是其历史的维度，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 作者眼光独特，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之交，选择了7位作家。对于中国曾经写下光辉一页的50年代作家峻青，他笔下的英雄形象构成与传统审美意识之间的承继关系是关注的焦点。对于张士敏80年代小说的批评中，本书作者显示另一种特色，怀着深厚关爱之情的直言不讳，指出小说家在与民族道德传统抗争中的忧患与疲惫，有待于在理性认知中的小说思维自我超越的实现。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上有特色的一位作家，作者关注的是其审美观念的转化，特别是以《小鲍庄》为代表的向人性美与自然生活形态的回归，同时指出其本质仍然在于对社会理性与生活现实的责任感。 统观全书，以理论为质干，铺衍其说，条分缕析，是本书的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一部理论思辨色彩浓重的著作，但行文又舒卷自如，优美清丽，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多年从事文字工作深厚的素养。 原载：《文汇报》2006年11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