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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先生(1930－2008)的《书巢漫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从他的读书笔记中摘出付印的，据说他那些读书随笔的手稿总题为《过眼录》，印入此书中的不到一半(详见田德文《陈乐民老师那样的读书人》，《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陈先生学贯古今，兼通中外，为当代不可多得的“通人”之一。此书昔尝读之，偶有注评，兹录出三则，以示景仰，以为纪念。 一个用心创作的作家和诗人，在写的时候常是在着意表现自己，包括痛苦和欢乐、希望与失望，但在过若干时期以后的后人再来看这些诗或文的时候，除了琢磨推敲那些文字所表达的个人特色风韵之外，还必定透过那些文字加深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理解。这应该可算是文学的社会性…… 波德莱尔未必想批判社会；但由于他是真实的、率直的，所以他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第80～81页) 按，中国古代有不少着意表现时代和社会的诗人，如曹操、杜甫、白居易，这些诗人的作品比较好懂，被称为“诗史”，比较容易得到高度的评价；另外一些诗人则只表现自己，其社会性藏在背后，有的藏得很深，比较难懂，也难以评价，例如阮籍、李贺就是如此。 鲁迅既写过社会性比较明显的小说，又写过着意表现自己的散文诗《野草》。如果能把他作品中的这两类社会性打通了说话，则我们对鲁迅的理解才可望近于真实。西方哲学是本体论的，无论它是如何唯心、先验和抽象。中国哲学是“道德论”的，而且是非常功利主义的。中国哲学很少研究本体，西方哲学很少研究道德。 我想，中国发生的事情，都同忽视本体有关——对于“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得很少，“应该怎么做”才是哲学的第一要素。(第172页) 按，魏晋玄学颇少研究道德(当时也用“道”“德”二字，所指乃是天、人)，而多讲本体(“以无为本”)，并以此大大区别于前后时代的哲学。魏晋时代传统道德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与此有关，其时的思想活跃也与此有关。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劈头便说:“夫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此不仅似禅家语，倒是治学的根本，不独写诗为然也…… 如今有些自诩为“学者”者，走的却不是正门，把一些东拼西凑的东西剪裁成文，一点自己的意思都没有；为写而写，为发表而写，为邀名而写；不负责任地把一些没有用心写出的东西，抛给读者……不但谈不上“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更谈不上“以识为主”。糟糕的是，此风还见长。(第369页) 按，陈先生说这段话在1984年，那时这些问题好像还不算很严重，而老先生已经深感忧虑了；如今面对此风之发展及其可持续发展，又将怎样慨叹呢。现在要想出名出得快，版税弄得多，最好入门即歪，以哗众取宠为佳。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