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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2000年前后，事情悄悄起了变化。有两本书比较有代表性，能见出当时的氛围和转变的端倪，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是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这两本书都揭示了其时农村的一些问题：农民生活艰辛，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之后，“三农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工作重点，“三农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92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一些问题，农民、农村和农业首当其冲。率先揭露这些问题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学者或者基层干部（如曹锦清、李昌平），文学显得滞后。李云雷得风气之先，在文学领域内呼应了这次潮流，他大声疾呼，高倡“底层文学”，将目光引向处于底层的农民和下岗工人等。如此，一倡百和，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日益增多，有关“底层文学”的作品不断涌出。2004年，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一时大兴，“底层文学”几乎可以称为文学界年度关键词，云雷就是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本《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云雷的近作，收录了这些年他讨论“底层文学”的一些论文和评论，颇能见其志向与情怀。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分三编：上编为“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中编为“底层文学：理论与批评”，下编为“农村问题与文学叙述”。很多作家与批评家虽著作等身，但未必知道为何而写作，而云雷有自己明确的关怀，他知道为了什么写作，为谁写作，因此不管他写评论，或写小说，均有着明确的指向———关心底层，理解中国。于是，尽管《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论题看似驳杂，论域似乎广泛，但其道一以贯之，每一篇文章用意都在于去理解中国。是书之三编环环相扣，“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如何理解中国”，尤其是当下的中国，希望知道当下中国处于什么境地，问题出在哪儿，如何去疗治。云雷对时代和当下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由此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肩负起了责任。“底层”就是他理解中国的关键之处，他以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去“讲述中国的故事”，他以文学为突破口，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该书之体例———由农村而底层，然后中国，这也是云雷思想与思路的呈现。 晚清之时，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到今天尚未结束。如何理解这个局，最能见志，也能见出一个人的立场、格局甚至命运。云雷对晚清以来的局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文化以及其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云雷对“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认识，以及他对老左派所作所为的反思，这些决定了其立场———新左派。既然如此，云雷的目光必然是往下走，关注被压迫者———底层。所以，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之后，云雷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为之鼓掌叫好，为之奔走呐喊。因此，在阐释“底层文学”内涵之时，云雷也将其纳入左翼的传统中，他将“底层文学”视为“‘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 云雷拈出“底层文学”这个关键词，除了切中时弊之外，还切中了当下文学的一些问题。其实，时弊与文学之弊往往交织在一起，文学之弊往往由时弊引起，文学之弊也能见出时弊。云雷提出“底层文学”也意在调整当下的文学观念、文学发展模式和文学的生态，促成当下文学产生新的转变。云雷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有自己的判断，他说：“1980年度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它们是面向精英、面向批评家、面向（海外）市场的，好像与中国的底层民众没有关系，既不关注底层民众关心的事情，也不把底层民众当作预期的读者，那么自然底层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而“底层文学”或可以纠正此弊端。 正是由于云雷的“底层”视角，他才会对曹征路、刘继明、陈应松、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如此情深，他才会对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等作品如此青睐。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确实写了底层，写了底层人物的困境、情感等问题，云雷的理论与他们的作品可以相互呼应。一个批评家往往有其喜欢的作家，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看一个批评家批评什么样的作家，喜欢作家的哪些作品，这个批评家的形象大体上就能显示出来。由云雷的这个作家谱系，大体上也能见出其趣味、好恶、倾向和抱负。 云雷是如此敏感，他迅速地感知到了时代精神的变化，他从自己熟悉的文学领域入手，促动并希望能促成这次变化。该书就是云雷思想的初步结晶。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5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